余清芳領導抗日之「噍吧哖事件」

「噍吧哖事件」的首要人物余清芳。（資料圖片）

發生於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在臺灣眾多抗日事件中，堪稱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犧牲最慘重、影響最深遠，同時也是臺灣各族群攜手抗外，以武力為手段所發起之抗爭運動。事件後，臺灣漢人之武裝抗日行動自此終結，後改採非武力方式，與統治者繼續對抗。

文 _ 趙芷菱

今年適逢臺灣結束日治70周年，也是「噍吧哖事件」100周年。「噍吧哖」三個字發音「Tapani」，為平埔族語「蕃薯寮」之意，日治時期取近音稱「玉井」（今臺南縣玉井鄉）。由於本事件係以吧哖為主戰場，故名「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又事件是由余清芳、羅俊和江定等人所發動的武裝抗爭，亦稱「余清芳事件」。也因籌謀起事之地在今臺南市「西來庵」王爺廟，也稱「西來庵事件」。

歷時、範圍、死傷創紀錄

「西來庵事件」與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臺灣兩個大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比較這兩事件，就起事所殺害的日本官吏、警員及眷屬人數而言，以「霧社事件」為多；但就事件的持續時間、參與地區及人數、被捕判刑、死亡人數等方面，則以「西來庵事件」為最。

霧社事件的死亡人數約為900餘人，而「西來庵事件」的死亡人數並沒有確切之史料記載，有些在事件過程中就已被日軍警殺死或處死。

2013年所進行的「噍吧哖事件受難者名單調查計畫」之調查，共查出受難者名單至少有2833人，被判刑者1421人。（維基百科）

但據2013年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進行「噍吧哖事件受難者名單調查計畫」之調查，透過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統計，共查出受難者名單至少有2833人，包括被判刑者1421人，事件過程死亡者1412人。參與事件之村落被鎮壓後幾成寡婦村。

本事件前後歷時近一年半，參與抗爭的地區遍及臺灣的北、中、南部，包括臺南、屏東、嘉義、臺中、南投、臺北、淡水等地；但絕大部分為臺南和高雄山區，而武裝衝突也以這些地區的15個村莊為主。就地理環境而言，這些地區多丘陵與高山，是閩南人、客家人與平埔族等共居之地。

總督府避責 隱瞞實因

西來庵是余清芳抗日的根據地，事件結束後遭到日本政府拆毀殆盡，連廟地都被沒收。（資料圖片）

日統治者在檢討西來庵事件時，多強調余清芳等人係假借宗教力量，號召黨徒，更把反抗事件定位在盜匪作亂。事實上，對於其殖民統治、經濟侵略等因素卻予以掩飾。戰後，有人因此沿襲日治時代統治者的觀點，對於事件人物之人格、發生之始末、死亡人數等都有相當程度的偏差認識。

事件後，臺南有流傳此一臺語俚語：「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阿志。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就是在講述對此事件認知之寫照。事件結束後，西來庵即遭總督府拆除。國民政府來臺後，改在正興街重建，又因道路拓寬被拆除，又再覓地重建。

事實上這起事件的發生，除了民族意識的因素外，與老百姓的生活、經濟等受到剝削、壓制有密切關係。探究日政府所推行的殖民經濟政策，特別是「林野調查」，對人民土地所有權的剝削、稅收的調整、製糖會社制度等所造成的衝擊，亦是引發整起事件擴大的原因所在。

日政府恐其失政之事實被揭露，乃於事件後特意隱瞞「林野調查」之影響。

有關事件死亡人數與農民被徵收為國有林野地的資料，都無法從總督府的檔案如《警察沿革志》及林野調查報告書等公文類纂中取得，而必須由當地戶政、地政所留存的戶籍資料與土地臺帳等逐一統計才能獲取。

「林野調查」以掠奪民地

1898年由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完成全臺地籍調查和地形測量，再陸續完成清查隱田、新定稅則等措施，調整土地稅增加收入。自1905年起總督府的財政，再加上專賣稅收，臺灣已能夠獨立運作。

又日本政府自1910年開始實施「林野調查」，將南投竹山之1萬5000甲山林地收歸國有，並廉價售予日本三菱造紙株式會社經營，使2萬戶農民喪失生活依據，因而於1912年暴發「林杞埔事件」，又稱「竹林事件」。

根據「臺灣林野調查區分圖」的數據指出，在1910年林野調查前，全臺的官有林地僅占6.2％（4萬9414甲），民有林地占93.8％（74萬8881甲），但經過5年，1915年，全臺林野地共計97萬3736甲，官有地占94.2％（91萬6775甲），民有地僅占5.8％（5萬6961甲），官民持有比大幅度消長。

由於清代的慣行，山林原野的使用僅依口頭契約，官方並沒給予人民契狀。因此在無法提出所有權狀下，被大量收歸為官有。而這些原本皆為住民世代所耕作、打獵、採集所賴以為生之地，竟被強行掠奪，人民生活無以為繼，投訴無門，感到無望之際，多憤而投身反日行列。

樟腦與製糖業的抗日

對於以經營林業與糖業的地方仕紳或家族而言，在日政府殖民經濟的剝削下，備感深刻。林業方面，早在1895年日治初期，總督府已要求臺灣人對林野所有權提出申報，並對樟腦製造業進行規範。自1910年起，林野調查後，山林所有權幾被全收歸國有，臺人無法再擅自砍伐樟木，迫使仰賴山林資源的民眾無法生存。

噍吧哖事件中領導人物之一的游榮，曾於甲仙地區從事樟腦工作，即因不滿時政憤而投身抗日活動，並號召同業李火見與李火生一同反日，再聚眾投入江定為首之抗日活動。

糖業方面，日本資本家於臺灣各地陸續成立新式糖廠，使得臺灣舊式糖（臺早期製糖工廠）之地方家族，難以取得原料，大多面臨倒閉破產危機。據研究統計，1902年全臺仍有舊式糖1117家，1913年驟減至191家。

西來庵事件參與者之一的大目降蘇有志，家族自清朝以來即以經營糖業為主，蘇在日治初期任臺南廳參事、糖商臺南製糖會社監查役等，仍不敵新式糖廠的競爭，面臨破產危機。在遭逢經濟與社會地位雙重夾殺下，紛紛激其投身反日抗爭之列。

而蔗農也遭受天災與土地被強行徵收的雙重打擊。從1911年到1914年，南部連年遭逢罕有的強颱侵襲，甘蔗收穫量銳減，又1915年發生了甘蔗病蟲害。因此臺灣民間流傳的〈憨歌詩〉中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

且蔗農之甘蔗原料收購價，完全由臺南製糖株式會社片面決定，而天災及蟲害所造成的甘蔗歉收及品質不盡優良，又給製糖會社壓低收購價的藉口。災害後，米糧價格暴漲，但總督府並未對受災地進行任何的減稅或補償，該繳的稅還是要繳，對於收入遽減的居民來說，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余清芳匯聚民意起事

日政府對於殖民地經濟變革的規劃，僅考量到臺灣經濟資本化之於日本母國的貢獻一面，卻忽略經濟變革所造成的民生問題。1907年以至1915年吧哖事件前夕，除林杞埔事件外，臺灣各地陸續爆發北埔事件、臺南廳28宿會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等。各地反日的情緒及對經濟政策的不滿，終以「西來庵事件」的大規模武裝抗日，作為總結。

1915年8月西來庵事件後，余清芳等人被押解經過臺南火車站站前。（資料圖片）

起義事件首要人物余清芳（1879～1915年），又名余清風、余滄浪、余春青，時人稱之為余先生，本在米店幫傭，因曾學習過日語，受過教育，因此曾擔任過臺南、鳳山2縣的巡察捕，因感受日軍警對百姓的迫害，開始萌生抗日意志。

1909年參加抗日組織「28宿會」，開始結交同志，後該組織遭日警破獲，因查無犯罪實據，又因曾替日本警方工作，故被移送臺東收容所管訓，1912年獲釋。

余獲釋後，曾在岡山擔任保險業務員，宣揚反日意識，不久參加各地廟宇的活動，學會了扶乩（一種道教占卜法，又稱扶鸞），後結識西來庵董事蘇得志、鄭利紀，因志同道合，開始以西來庵做為抗日據點，發展「大明慈悲國」組織。

余清芳等藉修廟為由，募集經費，發展同志，購買軍火，同時結合臺中的羅俊與內山的江定，準備南呼北應，並派羅俊至中國，尋求新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之軍事支援。但因其參與者眾，引起日政府嚴密注意。

1915年5月，日警逮捕了蘇東海，發現余清芳之書信，開始大舉搜捕。余清芳知事已洩漏，立即攜2000圓革命金，入山躲避。並到江定牛頭嶺住所，受到江定熱忱相迎，共商對策，決定提前出擊。

6月羅俊被捕，7月江定之子江憐戰死，7月6日，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起戰事，帶領數千人攻擊噍吧哖一帶的日本官署，並占領虎頭山。

7月14，日本警察部隊200多人展開反攻，抗日軍死傷慘重，8月2日余清芳、江定二首領以聲東擊西之策，再次率300餘人襲擊噍吧哖支廳南莊派出所，焚毀官廳，並擊殺日警及其家眷共20餘人。

8月3日又出擊大目降支廳的內仔，並獲千名以上的臺人加入抗日。4日出兵攻打臺南廳噍吧哖支廳，日警來援遭包圍，雙方激戰5小時，警察部隊敗走。

日軍之報復性誘殺

第6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認為此事件己接近內戰，於6日出動軍隊，在虎頭山下與警察部隊會合夾擊。余清芳等人不敵日本的機槍和大砲，死傷慘重。一行人逃至山區藏匿，日軍於是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燒毀許多民房，並有許多百姓遭報復性的殺害。

日軍後施展誘殺詭計，在噍吧哖、甲仙埔等地高懸假的安撫政策，招呼避難在山地的民眾歸莊就業，且在逃的抗日軍如歸案者可免一死。但一等大多數民眾歸莊後，卻藉口將這些百姓全數殺害。

而余清芳也在8月22日被誘捕，總督府特開設「臺南臨時法院」審判被捕抗日軍共1957人，余清芳、羅俊、蘇得志、鄭利記等866人被判死刑。余清芳被處死時，年僅37歲。1916年5月，江定亦遭誘捕處死。

總計整起西來庵事件被判死刑超過千人，引起日在野黨抨擊，並曾以臺灣人口驟減幾萬人為由，進行倒閣。後藉大正天皇登基為由，頒布「特赦令」，故除被判死刑已受刑之95人外，其餘771人皆減為無期徒刑。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將余清芳、江定、羅俊、蘇得志等抗日志士，奉祀忠烈祠。臺南縣政府並於南化區設立「噍吧哖起義抗日烈士紀念碑」，及當年的主戰場虎頭山立「余清芳紀念碑」，並於2010年，在玉井區增建一座「噍吧哖紀念公園」，立廟奉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