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治臺影響第一人──後藤新平

後藤新平積極致力建設臺灣經濟，促進臺灣農業、工業、衛生、教育等建設發展，可謂日治時代對臺最具影響的第一人。（維基百科）

後藤新平在臺民政長官任內，實際掌握臺灣政治。後藤積極建設臺灣經濟，促進臺灣農業、工業、衛生、交通等建設發展，可謂日治時代對臺最有影響的第一人。不過他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在臺評價兩極。

文 _ 趙芷菱

臺灣自17世紀開始便成為海上強權垂涎之地，但臺灣始終被大陸所忽視，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給覬覦臺灣已久的日本一個起事的藉口。清廷才意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始派欽差大臣沈葆楨赴臺積極建設臺灣。21年後，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遂割讓給日本，開啟了長達50年的日治時期。

接收遭反抗 殖民受挫

臺灣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第一個殖民地，因接收問題，從1895年5月29日至11月18日間，發生臺灣近代史上一場重大戰爭（乙未戰爭）。日本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皆採高壓治理方式，故招致臺灣人民激烈的反抗，且毫無建設可言，其經營殖民地能力，頗受國內外指責。

1895年5月29日至11月18日間，發生臺灣近代史上一場重大戰爭──乙未戰爭。（維基百科）

乙未之戰，臺灣主要有自發性組成的抗日義、勇軍等，正規軍約3萬3000餘名，民兵約10萬。日本則投入正規軍隊3萬餘兵力。臺死傷人數難以估算，但依《臺灣治績誌》所述，「臺灣各戰場遺留的屍體在7、8千人以上」，因此推估至少有1萬4000人陣亡。

而日軍計有164人戰死，另有4642人，則是感染霍亂等疾病而死，故因病死亡者高達戰死者的30倍。

面對臺灣疫病肆虐與劣質衛生環境，第三任乃木希典認為臺灣是塊燙手山芋，他在離臺前，甚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建議，將臺灣賣給法國，以免財政與人事虛耗。因此日國會一度出現以1億日圓出售臺灣的想法，稱「臺灣賣卻論」。後因兒玉源太郎強烈反對，甚至向伊藤博文立下軍令狀，致使打消出售臺灣想法，兒玉源太郎也因此被任命為第4任總督。

後藤掌實權 負債變資產

兒玉源太郎則延攬有醫學背景、留學德國的後藤新平為臺灣的民政長官，開始開發臺灣資源。

兒玉源太郎除了臺灣總督之外，還兼任內閣官職，並曾出征日俄戰爭共達6年之久。（維基百科）

由於兒玉源太郎除了臺灣總督之外，還兼任內閣官職，並曾出征日俄戰爭共達6年之久，因此後藤新平成為「實質」上的臺灣總督，在其8年8個月任內（1898至1906年），使臺灣由日本的「負債」變成「資產」，甚至被視為日政府之寶庫。後藤新平可謂日治時代，對臺灣最有影響的第一人。

然而，後藤新平在臺灣的評價呈正反兩極。日治開始，後藤新平即向內務大臣提出關於臺灣「鴉片漸禁」的看法，並且提高售價（增加總督府收益），以此獲利改善臺灣公共衛生，而獲得採納。據悉當時臺人口約260萬到300萬，吸食鴉片比例卻是全中國最高。然當時日本本土已禁吸鴉片。

後藤因此獲聘為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月領1000元高薪（時來臺日高等官員，年薪不到1000元）；後藤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抵臺，以規劃公共衛生，但桂太郎任期僅4個月，因此任內並未實現「漸禁」之鴉片制度。

至兒玉源太郎上任，後藤主動向其提出「臺灣統治救急案」。後藤認為總督府績效之所以不彰，乃因日本無經營新領土的經驗，他認為應該學習英國模式，尊重自治行政之舊慣，即延續清朝的保甲制度，用保甲與壯丁團隊，加上「剿撫兼施」對付抗日勢力。至1902年抗日勢力已大多被鎮壓。

比目魚為例 訂治臺三策

後藤新平將「政治與科學」相結合，最有名的就是他以生物學上的「比目魚跟鯛魚」為例子。後藤在致兒玉總督的備忘錄上提及：「殖民地行政計劃，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他表示：「比目魚的兩眼長在身體的同一側，若硬把比目魚的眼晴像鯛魚一般改裝在身體的兩邊，那是違反生物學原則。比目魚眼睛之所以長在同一邊，是有生物學上的必要。在政治上亦同，我們必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其習性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

後藤從臺灣人的特質上發現了3條弱點，1898年他的臺灣「生物學統治」，訂定了3條治臺策略：（1）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2）臺灣人愛錢，可用小利誘惑。（3）臺灣人重面子，可用虛名籠絡。

而日本歷任臺灣總督之治臺策略，也都私下把後藤的治臺三策，當玉律。第9任總督內田嘉吉（1923年9月至1924年9月）即引用後藤的「第一策」。借「莫須有」的治警事件，拘禁臺數10名志士。但此時高壓威嚇的策略似乎不太奏效，竟產生反效果，臺灣人見志士們的犧牲，反增加了奮鬥精神，參加議會請願人數，年年增加。而日本當局對於「文化協會」的干涉壓迫，也使言論越形熱烈。此時，後藤的方略已漸失其效。

土改「無主地」官民土地消長

後藤治臺的建樹，不僅推翻前清的諸多制度，且令舊社會結構迅速崩解，也促使臺灣向現代化邁進一步；他提出三大改革：土地改革、交通改革（以鐵路為主幹）及現代化港口。

土地改革，是後藤三大施政之一。1895年日本治臺後，旋即制定《官有林野取締規則》第一條規定：「凡無可證明所有權之地券，或無確證之山林原野，皆為官有。」從此，確立「無主地」國有的原則。其後，1899年又規定「無主地」的開墾，必須獲官方許可。

1898至1904年歷時6年的土地調查，結果清出大量隱田。是臺灣史上繼劉銘傳以來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劉銘傳曾於1886年進行土地調查，1889年清賦成果，使有登記的土地由6萬7000甲，變成36萬6000餘甲。）後藤則為62萬3000餘甲，增加了26萬甲。

本次土地調查，係採日本國內未曾使用過、最新式的「三角測量法」，對臺灣及附屬島嶼的面積和地形測定、製作正確地圖、劃清林野土地之界線，有莫大幫助。

但官、民持有土地比例，卻從此大幅度改變。由於清代的慣行，山林原野的使用僅依口頭契約，官方並無發給人民契狀。因此以林野為生的臺灣人民，因無法提出所有權狀，而被大量收歸為官有，且一旦被編入官有林地，一概不得開墾跟採伐，即便申請使用，也須支付費用，且程序繁瑣。

計至1913年臺南廳的林野地持有概況查定結果略見，官有林地高達99.6％，私有地僅占0.4％，其中沿山地區的焦吧哖（臺南玉井）、大目降（臺南新化）、楠西、南化等地，山林地幾乎全被劃為官有，是後來激發「焦吧哖事件」抗爭之原因。

接著，為了振興製糖業而強制收購土地，並為支援三井、三菱等大企業在臺投資，而放領公有地，結果導致激烈的抗爭。這種「無主地」國有化的政策，也是種下1930年「霧社事件」的遠因。

後藤主張的「無主地」國有化的政策，也是種下1930年「霧社事件」的遠因。圖為霧社事件資料圖片。（資料照片）。

交通與港口建設

第二大改革為交通。其中之整備郵電局，同時提供郵務與電力服務。另增築鐵路，因清末已有基隆到新竹的鐵路。1908年在臺中舉行縱貫鐵路通車大典，當時南北同時施工，工程費用由公債支應，靠鐵路的盈餘支付。臺灣在20世紀初有許多重要交通設備革命。1900年代開始在城市引進柏油路技術。

而現代化港口是後藤第三大建設。基隆在清末，只能容納1000噸以下的船；而高雄更只能到外海，需靠舢舨船接駁。日本成功改建基隆港，於1906年完成第二期，已經可以容納萬噸輪船。高雄在1918年進出輪船每年400艘，貨物吞吐量400萬噸，在日治末，高雄成為亞洲最大港。

貨幣與度量衡 人口調查與農改

此外，後藤治臺的建樹，將「貨幣與度量衡」制度統一，助於交易與經濟活動。1899年成立臺銀，把清末200種混亂的貨幣統一，與日本國內幣制一致。1906年全面使用紙幣。當時的臺幣與日幣等值，只不過票面印有臺灣銀行。度量衡也是林林總總，1900年發布《臺灣度量衡條例》，1903年全面禁止舊式度量衡器。

在人口調查方面。臺灣的人口調查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次的人口調查，當時日本統計專家，連內閣統計局局長都親自抵臺，等於給後來日本本土的調查提供經驗。調查結果臺灣人有298萬，其中閩南249萬、客家40萬、原住民9萬。外國人1萬，其中98％為華僑（持清國護照者，其實很多是福建人）。

農業改革（綠色革命）方面。臺灣農會在1901年有臺灣公共埤圳組合，時間與日本差不多。從1900年代初開始改良稻米品種，以日本人的口感為主，把在來米變成蓬萊米，到1920年代才成功，1925年以後開始推廣，面積產量大增，如甘蔗一般，大量出口到日本。1934年達900萬石，是先前的4倍多。

而蔗糖改良，在1902年從夏威夷引進「玫瑰竹種」之甘蔗品種，發現適合在臺生長，所以臺灣的土蔗很快被取代。因甘蔗怕螟害，特地從爪哇引進寄生蜂，引進3次都失敗，因搭船太熱，蜜蜂都被熱死，到第3次，1916年才成功。螟蟲被大量吃掉，甘蔗從此產量大增。

此外，後藤主張中央不宜干涉臺灣之施政，並大量發行公債、採取科學的政策等，還裁汰冗員、提高公務員待遇（避免貪污）。不僅推翻前清的諸多制度，令舊社會結構迅速崩解，也促使臺灣向現代化邁進一步。

來臺前學經歷

後藤8歲開始接受漢學啟蒙教育，因此除醫學外，也擅於漢詩與書法。16歲進入洋學校學測量。但福島的親人希望他學醫，所以隔年改讀醫校，3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先在私立醫院任職，後轉任愛知縣縣立醫院醫師，表現優異。

1879年23歲時代理醫院院長，後又代理醫學校校長。27歲轉任衛生局照查係副長，負責處理有關傳染病、都市下水道、衛生思想普及等工作。33歲出版《國家衛生原理》一書，認為國家就像一個人，最大的任務就是保護與促進國人達到生理的圓滿。

34歲他自費到德國留學，內務省特地賞賜他千元日幣之巨款，當時薪資水準只幾十元。3年後學成歸國，回任衛生局局長。

甲午戰爭時，擔任陸軍臨時檢疫部事務官長，與時任陸軍省長兒玉源太郎有接觸，得其賞識。

負面評價與臺灣經驗

日人批評後藤，大多說他是「彈壓家」（壓制獨裁之意）。他以「糖飴與鞭」的統治方式聞名，對付臺灣人民武裝反抗之「匪徒刑罰令」，即採嚴厲的鎮壓、殘忍虐殺手段。

而他在臺灣所推動的政務與建設，基點自不在為殖民地人民謀福利。譬如各項交通建設，主要目的是為建立商品運輸網路，以便獲取臺灣經濟富源；阿里山森林鐵路的開闢，即是著眼於豐饒的森林資源；而大量的資本投入臺灣糖業，卻使得臺灣本土的糖商與蔗農遭不平等對待。

1906年，後藤卸任「功成身退」，被元老一致推薦聘為臺灣總督府顧問。當時「日俄戰爭」日獲勝，後藤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其日後龐大的規模和獨特性，皆源自後藤的臺灣經驗與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