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羅訴韋德案對全球的影響

我們會恢復生命的神聖嗎？圖為2021年11月1日反墮胎者在華盛頓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外集會。（Drew Angerer / Getty Images）

文•David Flint（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譯•原泉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他曾擔任澳洲新聞理事會（Australian Press Council）和澳洲廣播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主席，也曾在澳洲的一次修憲公投中，為維護君主立憲制發揮了巨大作用。

對於想知道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的人來說，事實是，作為西方主導力量，美國的制度、文化，包括其法理學具有全球影響力。

從20世紀初開始，當美國在軍事上篤定要超越英國後，在經濟上超越英國就變得不可避免。美國不確定、而且常常不願發揮領導作用，但隨著1941年珍珠港遇襲，美國最終接受了世界政治領導地位。但在此之前，美國已有將近一代人時間的文化統治地位。

這是第一次新的和之前的主導力量說相同的語言、具有相同的法律背景，新主導力量作為英國曾經的自治領地和殖民地，與前者同為憲政民主國家。

這意味著美國的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發展將對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首先是在英語世界，然後在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可能，而且許多國家將受到《美國憲法》結構的影響。

美國開國元勛之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治國模式上大體上基於英國憲法的權力分立（包括司法權），毫無疑問，假設美國的最高法院會像英國法院一樣，尊重「不可依裁判解決」（non-justiciability）（過於政治化的案件）的概念。

也就是說，人們期望最高法院會尊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作用，不能以解釋的名義有效地修改《憲法》。從來沒有人預料到，大法官們或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會根據自己的意願解讀《憲法》。

激進司法

雖然《美國憲法》結構的核心特徵是建立制衡機制，確保防止權力濫用，但沒有人想過有必要控制大法官們不嚴重濫用權力，這些法官決心讓最高法院變成一個從未設想過的、不可控制的、不負責任的最高立法機構。

《美國憲法》結構的核心特徵是建立制衡機制，但沒人想過有必要控制大法官們不濫用權力，他們讓最高法院變成一個不可控制、不負責任的最高立法機構。圖為最高法院大樓。（Kevin Dietsch/Getty Images）

最糟糕的例子是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ford），最高法院判決認為，一個非裔美國人，即使是自由的，也永遠不能成為公民，而且奴隸制度受《憲法》保護。

其結果是南北之間達成的《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的解體。不幸的是，這讓美國走上了內戰的道路。（譯者註：《密蘇里妥協案》是1820年美國南部奴隸主同北部資產階級在國會就密蘇里地域成立新州是否採取奴隸制問題通過的妥協定案。）

隨後，內戰結束後，最高法院以其著名的「隔離但平等」的裁決維護種族隔離法，「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使得本應在內戰後就取得的成就倒退，從而使真正的法律平等推遲了半個多世紀。（譯者註：「普萊西訴弗格森案」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標誌性案件，這個判決維護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

現在，在「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對《憲法》文本和含義的司法解釋，而這種解釋並非是那些起草《憲法》的人、以及採用這部《憲法》的國家最初的意圖。

最高法院中激進分子的表現，對整個西方國家的激進法官起到了先例和鼓勵的作用，導致法院可能起到不負責任的立法作用。因此，在澳洲的一個州，一名法官就能施加類似的結果，巴西也是如此。

但在法律的其他領域，我懷疑法官們會將解釋延伸到遠遠超出最初意圖的程度，多布斯案的逆轉將鼓勵堅守司法角色的法官們反對激進主義。

信仰之國

我們應該停下來問問，為什麼大規模的墮胎實際上由法官來立法？為什麼不由政治家來做，只有他們才能制定和提出立法。為什麼其他一些國家後來會效仿這種司法方式？

答案很簡單，否則就做不到這一點。

當時，任何一位支持類似「羅訴韋德案」的立法政策的政治家都會在選舉中失利，甚至可能在初選中失利，美國的初選相當於的澳洲的預選，但要民主得多，尤其是在共和黨中。

「羅訴韋德案」時期的美國，比大多數可比的國家有更多的宗教信徒，是一個信徒組成的國家，基本上是猶太-基督教國家，認識到這一點很關鍵。

對於當今西方存在的瘋狂，最了不起的解釋之一包含在（英國作家、神學家）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從未真正寫過的東西中，但我懷疑這與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這可以用這些話來表述，不是切斯特頓的話，而是我的：「當人不再相信神的時候，並不是說他什麼都不信，而是他將相信一切。」

這一點，今天隨處可見，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現代世界。可以說，如果人們不相信神，或者更可能的是，不知道神是否存在，那麼承認神很可能存在是很好的做法。

這是因為，宗教信仰或信仰的唯一真正的替代者不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包括了可被稱為不同內在機制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衝擊與道德的墮落

如果你完全清除了你的信仰領域中的宗教信仰，其他信仰就會進來。當今西方最強大的教條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拒絕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的無產階級被種族、性和所謂「性別」受害者的流動盛宴所取代。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變體，都是一樣的，是任何能比馬克思主義者獲得更大忠誠度或吸引力的機構或個人，顯然首先包括家庭和私人財產。

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懼怕和厭惡作為獨立自主機構的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國家裡，經常毒害孩子頭腦中對父母的想法。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懼怕和厭惡作為獨立自主機構的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國家裡，經常毒害孩子頭腦中對父母的想法。（Jamek Skarzyuski / AFP）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長期目標就是減少家庭的影響和存在時間，特別鼓勵婦女淡化母親的角色，將其視為生活中偶爾的附屬品，母親的大部分角色表面上由國家接管，馬克思主義者說，只有這樣，婦女才能自由。

因此，美國最高法院當年鼓勵墮胎的判決，引發了對嬰兒的非同尋常的、工業規模的殺戮。

但是，強加像「羅訴韋德案」這樣的暴行還有另一個目的——剝奪或降低1973年普通美國人對任何類似暴行的正義感和對生命的尊重，如果他們準備接受這種對無辜者的殺戮，就會接受更多殺戮，正義感會變得麻木，尤其是在精英階層中。

不出所料，像迪士尼、網飛（Netflix）、摩根大通和亞馬遜等家喻戶曉的公司，現在為員工提供墮胎補貼，幫助打掉她們不想要的嬰兒。這是釋放道德信號呢，還是通過不用休產假、不僱用母親來節省成本，還是兩者兼而有之？（譯者註：virtue-signalling，道德信號，英語世界流行的一種表述，以某種言論顯示自己站在道義一方。）

這就是幾年前美國人所看到的墮胎行業的控制者們，儘管根據「羅訴韋德案」判決所做的事情，醜陋得就像帶給美國人和全世界的寓言故事。

墮胎高峰期的「計畫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的高管們，在2015年的被祕密拍攝的視頻中被發現，他們（她們）在談判出售嬰兒完整身體器官的合同時開玩笑。在其中一個視頻中，高管瑪麗．蓋特（Mary Gatter）博士被指在為肝臟、肺和大腦的每個器官討價還價時開玩笑說：「我想要一輛蘭博基尼。」這些視頻不僅在全國，而且在全世界引發了巨大的憤怒。

更進一步，自那時以來，全世界都目睹了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殺嬰／或為絕症以外的目的實施安樂死的呼聲和進展。

結果，這些激進的法官們不僅主持了對無辜者的屠殺，他們還將這種暴行正常化，他們使人們遠離宗教，接受邪惡，這種損失是巨大的。

「羅訴韋德案」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極為惡劣。在該判決被逆轉的同時，它所造成的對生命的基本尊嚴的不尊重，尤其是生命的不尊重，還能逆轉嗎？◇

（原文“Global Impact of the Roe v. Wade Overturning: Can Respect for Life Be Restored Worldwid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