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第666-667期 20200115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今昔

by 戴安娜．韋斯特譯：吳芮芮

葛培理在2005 年6 月24 日的布道大會上。（AFP）

本文為讀者提供了在美國基督教中，反共和親共的歷史一瞥。
「紅線」，或者是共產主義，在當今美國社會的存在和著力點，以及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的角色，會啟發您以新的角度衡量當前的世界局勢。

文：戴安娜．韋斯特譯：吳芮芮

本文作者戴安娜．韋斯特（Diana West）是一位屢獲殊榮的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其最新著作是《紅線：在反特朗普陰謀內部尋找意識形態驅動力》（The Red Thread: A Search for Ideological Drivers Inside the Anti-Trump Conspiracy.）。

葛培理2016年投票給特朗普

2019年耶誕節前一周，美國福音派基督教雜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發表社論，呼籲罷免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基督教》由已故的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創立於1956年。

葛培理的兒子富蘭克林･葛培理（Franklin Graham）隨即發推聲明，「此前我未曾分享過我父親於2016年投票給特朗普，現在因為這篇社論文章，我覺得有必要分享了。我父親認識特朗普，也相信特朗普，因此投票給他。我父親相信特朗普是美國在此歷史時刻需要的人。」

阿們！這是一個美麗的聲明。不過，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葛培理投票給特朗普。他之所以投票給特朗普，是因為一些重要的原因和深刻的信念。而這些無關乎任何選舉的原因與信念，我在《紅線：尋找反特朗普陰謀內部的意識形態驅動力》這本著作中做了探討。書中廣泛分析了（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大學時自稱是共產黨員的科米，畢生向對他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致敬。雖然科米2003年時告訴《紐約雜誌》「我已從共產黨員變成了現在的我」，但他對尼布爾的喜愛迄今未變。

1980年代，科米在其高級榮譽論文中，以傑里･法威爾（Jerry Falwell）及其道德多數派組織作為讚頌他的英雄尼布爾（1892-1971）的社會主義教義的完美陪襯。在前一代的牧師中，科米可能會將傳福音的葛培理（1918-2018）與尼布爾的「神話般的聖經」角度並列為「社會行為」。而在更早期時，科米可能已經將反新政、反共產主義者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 1898-1993）與社會主義者、「反反共產主義者」尼布爾做比較。

應該清楚的是，我們正看到了在美國新教中又一次的神學和政治分歧。這是一個老故事了。而與「紅線」特別相關的是特朗普在分歧中的角色。

特朗普參加葛培理葬禮

葛培理是特朗普家族喜歡的人，2018 年葛培理去世時，特朗普參加了他的葬禮。（AFP）

皮爾與葛培理都是特朗普家族喜歡的人。特朗普曾在洋基體育場（Yankee Stadium）參加被喻為「十字軍東征」的葛培理布道大會。葛培理2018年去世時，特朗普參加了他的葬禮，而五位在世的前任總統都沒有參加。

據《紐約時報》報導，皮爾的大理石學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是1960年代吸引特朗普家族的地方。皮爾和唐納德建立了溫暖的友誼。1977年，皮爾主持了特朗普和伊凡娜（Ivana）的婚禮，以及特朗普的妹妹瑪麗安（Maryanne）的婚禮。1988年，唐納德在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為皮爾辦了90歲的生日派對。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說：「特朗普和皮爾這兩家族之間是有歷史的。」

很容易想像的是，尼布爾的支持者會對這段「歷史」翻白眼，或是在喝夏多內（Chardonnay）葡萄酒、吃點心時噎著。過去，甚至都會發生衝突。例如1955年，尼布爾和幾位「進步主義者」在一本全國性雜誌對皮爾和葛培理發動了一次惡性攻擊。他們的襲擊遭到艾森豪總統的牧師愛德華．L．R．埃爾森（Edward L.R. Elson）的公開譴責。據報導，埃爾森指責這些批評是「譏諷的和淺薄的思想」。

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神學上的。1948年8月，尼布爾向基督徒勸說，教會不能對共產主義「持否定態度」。尼布爾聲明指，「任何地方的教會必須承認我們共產主義在不公正和不安全感方面尋求或承諾治癒的參與。」1951年1月，皮爾向信徒傳達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信息：「未來屬於基督，而非共產主義。」這些是親共與反共分歧之間的冷戰戰役呼聲。

那麼，特朗普與皮爾的關係不僅說明了科米、尼布爾與特朗普、皮爾的分歧，也使全球精英與美國第一「可悲的人」之間國家規模的分歧更為突顯。（希拉里．克林頓在一次籌募會上稱，特朗普的支持者有一半是「可悲的人」。）這是美國的另一場古老戰爭——「國際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對抗，「進步主義者」與愛國者對抗，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對抗。現在，特朗普是總統，是第一個從「美國第一」擔任這一最高職位的人。這種衝突變得前所未有的強烈。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皮爾是曼哈頓大理石學院的全國知名牧師。除了振奮人心的講道外，皮爾還因直言反對各種集體主義而出名。他反對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社會主義，認為這是對自由的可怕威脅。他也反對蘇聯共產主義。

皮爾鄙視共產主義反對租借法案

皮爾在1952年的暢銷書《積極思考的力量》中寫道：「沒有人比我更鄙視共產主義。」在1930年代後期，皮爾作為無黨派組織維護憲法政府全國委員會的祕書，與羅斯福的《新政》產生的行政權力激增作鬥爭。維護憲法政府全國委員會在報紙編輯弗蘭克･E･甘內特（Frank E. Gannett）的領導下聚在一起，反對羅斯福破壞憲法的「制衡」，即反對臭名昭著的最高法院一籃子計畫和其他行政部門的侵犯。同樣的擔憂也促使人們反對羅斯福1940年競選美國總統第三任期的決定，及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外援助方案——「租借法案」（Lend Lease）。該法案於1941年初，即珍珠港事件發生前11個月，提交給國會。

在大多數版本的歷史中，「租借法案」是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鮮為人知的墊腳石。然而，當時的辯論是高分貝的、激烈的。該法案賦予總統的巨大戰爭力量，刺激了迅速發展、被稱為「美國第一」基層運動的反對者。

儘管「美國第一」反干預組織在今天被人們諷刺，當年卻吸引了來自兩個政黨、各行各業的廣大美國人，從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到吉羅德．福特（Gerald Ford），從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到諾曼．湯瑪斯（Norman Thomas），再到查理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他們的主要議程是：一、避免發生另一場歐洲戰爭，從而挽救年輕的美國生命；二、避免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怪物（史達林）來代替另一個（希特勒）；三、確保政府的三個部門在過程中「平等」。但他們完全失敗了。

皮爾是維持憲法政府全國委員會的祕書，他以明確的憲法依據強烈反對租借法案。租借法案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使總統可以對其所認為的「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任何國家提供任何形式、沒有限制的軍事支持。從未有總統尋求過這種權力。而租借法案所能提供的甚至不止於此。

租借法案不僅違反憲法，它還是革命性的。如果得知此法案的教父是阿莫德．哈默（Armand Hammer），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任何人都不會驚訝，因為這三個人發自內心地親蘇聯。這三個人都被認為是蘇聯特工，儘管這令人震驚的發現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們可以將租借法案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新世界秩序」的創始文件，它最重要的基石係由聯合國的蘇聯祕密特工阿爾格．希斯（Alger Hiss）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蘇聯特工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奠定。

皮爾正確地警告，租界法案授權總統「使美國人民可以在任何地方參與任何戰爭，且無需國會採取任何行動的權力」。租借法案本身可能已經過期，但其權力一直存在於不受約束的高管中。這種「相互依存」是「戰後自由主義秩序」以及在我們這個時代稱為「國家建設」的「新保守主義」使命的基礎。

這些過去的爭議，在今天卻很少看到有評論。當美國總統宣稱外國人民的命運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時，無論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羅斯福），伊拉克（布什），還是在阿富汗（奧巴馬），他只是在實施「國際主義」或「全球主義」。自羅斯福總統以來，「國際主義」或「全球主義」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

然後是特朗普。突然之間，正如羅斯福所說，戰後美國的意識形態使命——「我們建立民主世界的責任」——陷入了危險。

中共虐待人民特朗普不願視而不見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活動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講中，將「我們可以把對民主沒有經驗或興趣的國家變成西方民主國家的想法」確定為「危險」。他承諾：「我們將退出建國事業。」

為此，他宣布在尋找一批新的具有務實想法的外交政策專家，不同於那些「擁有完美簡歷、只能吹噓長期失敗的政策和戰爭引起的持續損失」的人。

這對華盛頓兩黨中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來說，是一場災難。

特朗普了解全球精英的利益與普通美國人的利益之間存在差異。有「進步論者」及其對世界的計畫，還有一些愛國者對隔離牆的希望。這是無國界的自由貿易與美國製造業的對抗。從許多方面來說，那是尼布爾與皮爾的再一次對抗。因此，隨之而來的鬥爭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生存性的。

這些擁護尼布爾的精英來自哪裡？他們不是來自大理石學院教堂，不是來自皇后區，也不是來自特朗普大廈，而是來自於特朗普在皮爾的影響下發展了他自己的「積極思考能力」及他的反共主義。安德魯．博斯通（Andrew Bostom）向我們指出了特朗普2000年的著作《我們應得的美國》（The America We Deserve），以表達特朗普的反共主義觀點。

博斯通寫道：「特朗普提到他所稱的『壓迫性共產主義』，他擁護的是『西式民主』——倒臺的前蘇聯共產極權主義的理想替代品。特朗普還譴責『恥辱的卡斯楚』的共產主義為古巴造成的傷害。」

特朗普寫道：「恐怖統治，警察不受拘束；毆打和公民失蹤是司空見慣的。共產黨以外的所有言論自由都遭到破壞。」

順帶一提，也是在2000年，已故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贊成「推動與古巴關係正常化，一如美國與越南關係正常化」。

對於共產主義中國構成的危險，特朗普也是堅定不退讓的，儘管（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中共軍方「勾結」了八年，包括以美國軍事和技術祕密交換中共對他的競選捐款。正如（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統管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一樣，克林頓也促使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從而使中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發展成美國的經濟和金融競爭對手。

特朗普寫道：「我不願意跟許多商界同事和外交政策專家打交道，是因為我不願意忽視中共對自己公民的虐待。我的理由很簡單：這些壓迫性政策清楚地表明，中國的現任政府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持輕視態度。它害怕自由，因為它知道它的生存取決於壓迫。它不尊重個人權利。從本質上講，它仍然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因此，中共是世界上的不穩定力量，應該以這種方式看待它。」

反特朗普的陰謀者也同樣缺乏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集體意識，這是他們的天性，他們本身就是我們憲政內部的不穩定力量。

是的，也許科米在大學時代已經「脫離」了他的共產黨立場，但是在這場由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對抗自由市場與自由，以及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對抗敬畏神的基督教的漫長戰爭中，他從未改變過立場。
唐納德．特朗普也沒有改變過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