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文人 變法救國——梁啟超

梁啟超（左）師承康有為（右），世人合稱「康梁」，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維基百科）

清末與康有為一起引領「百日維新」、促君主立憲的梁啟超，雖變法失敗，但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的革命主張，並首創「中華民族」一詞。他遠見卓識，很早便洞識了蘇俄將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

文 _ 趙芷菱

梁啟超生於晚清、民國初年（1873至1929年），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及文學家。曾師承康有為，世人合稱「康梁」，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系統地研究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後，他發現自己的國家只有朝代名（如漢、唐、宋、明），而無貫通不同時代的正式國名，遂於1902年首創「中華民族」一詞，指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

1902年梁啟超首創「中華民族」一詞，指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維基百科）

「中華民族」一詞一經提出，即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迴響。當時頗富名氣的思想理論家楊度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以超越民族血統的意識，提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視作一個文化共同體，係由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孫中山早年提倡革命，呼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即推翻滿清，恢復漢民族國家。也在梁啟超、楊度這些思想家的影響下，開始思考民族融合、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問題。中華民國創立後，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論，進一步將現代民族主義落到實處，中華民族多民族共同體的理念漸漸深入人心，成為中國人的共識。

反對割臺 促變法圖強

梁啟超自始反對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康梁聯合18省在京應試1200位舉人參與「公車上書」（公車，指舉人，源自漢孝廉時考生皆乘各省派送馬車赴京會試而得名），請求變法，反對割臺，作為康最得力弟子，梁啟超積極參與，儘管朝廷拒絕，但已造成社會巨大影響，此為梁首次投身政治運動。

梁逐漸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運動領袖，曾在北京《萬國公報》和上海《時務報》任撰述和編輯，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其致力變法，高倡改革，他的許多政論對社會皆極具影響。

光緒於1898年起用康、梁兩人等推行新政，並以譚嗣同等四軍卿架空原有的軍機大臣，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保守派的反對。圖為光緒皇帝讀書畫像。（維基百科）

光緒24年（1898年），光緒帝領導「百日維新」，促君主立憲。梁受光緒帝召見，賞六品銜。後因慈禧太后與守舊派反撲，發動「戊戌政變」，使「戊戌變法」僅歷經了103天即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避入日本公使館，隨即易裝到天津，東渡日本。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亦遭軟禁，太后重新當政。

變法失敗後，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黃興等更為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梁啟超亡命日本後，曾代表康有為與興中會領導人孫中山、陳少白等在東京商談合作救國，梁十分贊成興中會的革命主張，終因康有為反對，合作未成。康遂令梁速離日本，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行前，孫中山寫了封介紹信，讓梁抵美後找孫的哥哥孫眉。檀香山華僑久聞梁盛名，所到之處無不熱烈歡迎，踴躍捐助，共籌得「勤王（救援君王）」軍費八九萬元。

1899年加拿大成立了保皇會，隨後在南洋、美洲、歐洲、澳洲等地設立了170多個分支機構，會眾以數十萬計。各地保皇會幾乎都投入了辦報活動，以歌頌清帝變政為宗旨，鼓吹要救出「捨位忘身而變法」的光緒帝，大張旗鼓地進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傳，維護清朝皇帝和行君主立憲。

此時，孫中山的「革命派」也進行民族主義救國與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革命派向保皇派發起了反擊，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了〈駁保皇黨報〉、〈敬告同鄉書〉兩篇著名文章，力言「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劃清了保皇與革命的界線，並論述了革命後實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引發了兩派之間的大論戰。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君主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楊度擬就考察報告。然因革命黨百般阻撓立憲，梁在日本與革命派進行了「立憲與革命道路」的論戰。論戰中，梁啟超不僅創造了一種介於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新民體」，且啟發了民智，成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

關注臺人命運 和平變革爭民權

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也一直關注臺灣人民的命運，1911年3月他應臺灣父老之邀，如願登上寶島，旅臺雖僅二周，留下不少詩篇和佳話。

此時臺灣落入日人之手已15年，梁啟超身處淪陷故土，撫景傷情油然而生，繼而提筆創作上百首詩詞，其中最具特色者為梁參照臺灣山歌所改編之十首《臺灣竹枝詞》（竹枝詞，一種中國民歌）。梁發現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雖籠罩於日本殖民下，但對晚清發生的詩界革命亦有所認識，跟大陸百姓一樣也唱竹枝詞。

日據初期，不少臺灣人不甘受日本統治，群起成立臺灣民主國，抗日活動四起，全臺緊張，是為武裝抗日時期。另有一批文人則集作詩文，抒發亡國之怨，組成瀛社（臺北）、南社（臺南）等各詩社。1902年，櫟社在此背景下成立，成員多為清朝遺老。櫟，即不才之木，意謂漢學已無所用，宗旨為「無用之用」，有被拋棄、邊緣化哀怨之意。

當時致力文化抗日、最早與梁啟超接觸的臺灣人林獻堂，於1910年加入櫟社後，逐漸促使櫟社脫離自怨自艾的氛圍，轉為民族主義的文人社團。明治40年（1907年）春，林獻堂首次前往日本，拜會梁啟超，林以臺胞爭取自由，致力臺灣民族運動，向梁請益，兩人雖所講方言不通，但藉由筆談，梁林交換了許多影響臺灣的重大意見。談話間，梁喟嘆：「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使林頗為感動，臨別特邀梁來臺一遊。

邀請梁啟超訪臺的臺灣文化與民主運動領袖林獻堂。（林獻堂文物館／維基百科）

明治44年（1911年）2月，梁啟超攜長女梁思順及變法友人湯覺頓搭船來臺。由於梁已先取得伊藤博文（日本前政治家及首相）的介紹信，得避免許多麻煩。

梁期勉櫟社眾人「不可以文人終身」，應把讀書的意義放在濟世為民上，指出中國儒家傳統忠君愛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梁一席話，衝擊櫟社「無用之用」的消極宗旨，激發文人之熱血和抱負，化亡國悲憤為政治改革的動力。

林獻堂於1921赴東京遊說設置臺灣議會。（林獻堂文物館／維基百科）

梁同時認為中國已無力拯救臺灣，臺灣人須自行以溫和手段爭取臺民權益，即以合法方式爭取民權，不應做無謂的犧牲，宜仿效愛爾蘭對付英國的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要，由日本中央牽制臺灣總督府的統治，使其不致過分壓制臺人。此奠定了臺灣民族運動的大方針，不但林獻堂一生奉為圭臬，也成為日後臺灣民族運動採取溫和路線的因素之一。

後來梁在給北京的立憲派報紙《國民公報》主編徐佛蘇的信中表示，臺灣之行的目的在於籌款發行京、滬二報。此目的雖沒能達成，卻因此將中國的改革思潮帶入，打開臺灣人的視野，同時埋下和平變革的思想種子。

慧眼識俄患 實同孫文

梁啟超堅持「改良主義」，不主張革命，即在不改變社會政治基本現狀的前提下，進行改良。因此他反對俄國之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不認同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梁啟超反對聯俄，不認同走俄國人的路。梁啟超說，「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而教你信仰的人卻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糞坑裡了，因為侵略中國起見，隨意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著騙人的偶像。」

梁啟超是在俄國已對中國釋出「友好」的背景下，在國人主張「走俄國人的路」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旗幟鮮明地持不同意見，他清醒地看到了一般人未曾看到的東西，並對國內日益激進的「聯俄」思潮提出了警告。

過去人們一直以為梁啟超在對待蘇俄的問題上與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存在原則區別，其實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在實施「聯俄」政策時，也不認同蘇俄式 的社會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後，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同情與支持。但孫中山之所以「聯俄」，是出於策略考慮，並非採納蘇俄式的社會主義。

1922年，蘇俄提供軍事、財政和政治支援，供孫中山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但孫中山對蘇俄式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態度是：「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固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

孫中山不主張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俄國人的路」，同梁啟超看法一致。梁啟超很早就洞識了蘇俄將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大紀元）

孫中山不主張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俄國人的路」，同梁啟超看法一致，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梁啟超觀點的正確。歷史也證明，梁啟超當年的遠見卓識，洞識了蘇俄給中國帶來的空前災難。

反共並痛恨政黨 身後思想影響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表示，在梁啟超過世之前，與蔣介石並無直接的交往。在梁啟超的文字中提及蔣介石之處亦不多見。其中最直接的幾次是1927年清黨前後他所寫的家書，信中一方面肯定蔣介石清共的努力，認為共黨勢力坐大將使生靈塗炭，同時也對蔣所採取血腥的手段，以及他與軍閥勾結感到痛心。

在思想上，梁啟超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對國民黨（包括蔣介石）也沒有好感。這時許多人都希望梁啟超能出面，「這些人想在我的統率之下，成一種大同盟」。然而，梁本身卻痛恨政黨生活，而且他不相信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代議制與政黨制有辦法拯救中國。

他想做的是以他所開出的「藥方」來避免青年們誤將共產主義的「毒藥」視為「良方」。雖然，梁私下的言論並未造成太大的影響，不過卻可以反映出他對蔣介石的看法。蔣介石與梁啟超不僅在思想傾向上接近，他也曾表示十分欣賞梁啟超的文字。有一次蔣和張學良在談話中表示：梁「文字很好」。1958年張學良在日記記載了他與蔣介石的對話：「問我近來讀些什麼書？我答：兩三月來因眼疾，未能看書。

「自從到高雄以後，我專看《論語》，我很喜歡梁任公的東西，近來看了些梁氏著述。總統說：好、好，看《論語》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 希望你好好的讀些書，反（返）回大陸，你對於國家還能有大的貢獻。」

蔣介石對梁啟超文字功夫的肯定是源於他曾仔細地閱讀梁的作品。1942至1943年間，他曾花了很長時間來閱讀梁的著作。換言之，他對梁的認識不是在梁生前之清末民初其聲名大噪之時，而是烽火滿天的抗戰期間。經過一年多的閱讀，讓蔣介石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與影響。

醒世遺著豐 妻賢諸子長才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生於廣東新會，祖父鏡泉、父親蓮澗，皆為秀才。梁自幼被譽為神童，幼時即研習科舉教材與清代流行的訓詁學（傳統語文學）。1889年17歲中舉人，榜列八名，1890年始受學於康有為，自此受康思想學說影響，從此走上改革維新道路，世人合稱「康梁」。同年鄉試主考官李端棻，感於梁之才高年少，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

李惠仙比梁啟超長4歲，出生官宦之家，看中夫君才華，不因梁家世代務農，家境不寬裕而嫌棄。梁啟超的生母早逝，繼母只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盡心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里間也博得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後，梁隻身亡命日本十餘年，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慈禧命兩廣總督捉拿梁啟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而逃過滅門之災。梁數度於家書中，高度讚揚妻子在被清兵抄家時的沉穩表現。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梁啟超始結束流亡回國。1915年定居天津，1924年在其住宅西側建造書房，取名「飲冰室」。不過早在此前20多年，流亡日本之初，其發表文章常署名「哀時客」，至1901年改署「飲冰子」，並以「飲冰室主人」的筆名撰寫了《新中國未來記》，1902年底還在上海出版了《飲冰室文集》。

梁啟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等多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新紀元合成圖）

「飲冰」二字，語出《莊子》：「今吾朝受世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表示對中國命運憂心如火，需以冰水才能緩解。梁一生著述宏富，在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等多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1924年春妻子李惠仙癌症復發病逝，梁極為傷悼，他寫下了一篇文情並茂的《祭梁夫人文》。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鬟，其中一個叫王來喜即王桂荃。王桂荃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喜愛，家中事務甚至財務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啟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啟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此後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習得了更多的勤奮。

梁的9個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長，多從事科學工作，並出3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於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之首屆院士，航太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詩詞研究專家梁思順（令嫻）、考古學家梁思忠、圖書館學家梁思莊、經濟學家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其中思順、思成、思莊3人為李惠仙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等6人為王桂荃所生。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性。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梁之材的平凡母親。

梁的散文對於讀者，別具一種魔力，他將散文作為其變法思想的宣傳工具，以致「每一文出，則全國之身目為之一聳」。對知識分子影響巨大，是輿論界的「驕子」。

1927年梁之恩師康有為與愛徒范靜生相繼去世，梁遭受嚴重打擊，至1929年1月病逝北京，年方56歲，京滬間悼念者眾。梁逝世後，其友人林志鈞根據梁自選的《飲冰室文集》和遺稿，並搜集其在各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於1936年發行《飲冰室合集》約1400萬字，是目前最完整的梁啟超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