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貴的價值危機

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對異議人士發動了一場血腥的鎮壓。那次事件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了，但政治倒退。圖為1989年5月13日，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AFP）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追尋新的生活形態，除了擁有房產和汽車，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上網、到國外旅遊、接受精神信仰。然而，中共面對這種不僅追求物質享受，還要追求精神的人群，感到手足無措。

編譯 _ 李清怡

中國的經濟騰飛的確激發了人們對物質的追求。但是《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奧斯諾斯（Evan Osnos）卻觀察到，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日益增加的群體，他們不僅渴望穿好吃好，還非常渴望追求真理、思想和心靈。

奧斯諾斯近日出版了新書《野心的年代：追逐財富、真理和信仰的新中國》（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美國羅徹斯特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奧斯博格（John Osburg）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對此書的書評，節錄如下。

中國政治不進反退

自從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大部分西方的中國專家認為，經濟發展將無可避免地帶來政治變革，而隨著中國公民越來越富有，他們會表達對民主的渴望，要求一個更能代表他們利益、更能保護他們資產的政府。

8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看上去似乎還真可能實現政治自由，因為當時一股新興的民主運動開始雛形，尤其是年輕人當中。但是，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對異議人士發動了一場血腥的鎮壓，希望被撲滅了。自從那次不幸的事件後，過去的25年裡，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基本上沒什麼變化，甚至還出現了倒退。

雖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少數非常富有的上層人群，但是，他們並沒有照著期望中的劇本走。他們幾乎沒有費心去催化更公正、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大部分人都被共產黨同化，或者索性移民到法律系統可以信賴的國家。

然而，最明顯的現象卻是：當今的年輕人完全沒有1989年成千上萬學生走上街頭的政治熱情。中共在教育體制中向年輕一代灌輸愛國主義以抵制反叛思想，但是，這些方法似乎太多餘，因為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對iPhone手機和LV名牌的興趣，似乎更甚於民主。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社會有一個默認的約定：只要不參與政治，就可以擁有物質上的富有和社會的穩定。這一約定已經出現裂口，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追尋新的生活形態，除了擁有房產和汽車，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上網、到國外旅遊、接受精神信仰。然而，中共面對這種不僅追求物質享受，還要追求精神的人群，感到手足無措。

奧斯諾斯的新書訪問了一些中國人，他們在空虛背後追求精神提昇有著痛苦的糾結，這反映出充滿危險的社會恐懼和挫折：環境惡化、經濟泡沫、由腐敗所造成的體制崩潰。每一個危機都將可能以令人無法預測的方式改變中國。中國人民越來越意識到那個社會的脆弱，而這種意識還有待轉化成公開的政治情緒。一旦真的出現這種情形的時候，對於執政黨來說，就是一場巨大的地震。

窮人和富人的兩極化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政府主導高教擴張，現在，中國的大學生人數已經相當於天安門事件時的11倍了。

然而，連續幾年來，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還不如一個工廠的初級工人，家長們付出那麼多，傾盡家裡僅有的錢供孩子上大學，對於大部分大學生來說，畢業後去當一個藍領工人，的確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也許，對於中國懷有抱負的年輕一代，更令他們沮喪的是，充滿機會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奧斯諾斯書中說:「中國的好運時代，好像是座位有限的一列火車。」現在，年輕人的成功越來越依賴於父輩的人際關係，你會看到網上流傳的大量攻擊文章，都是針對那些開著法拉利，吃著一頓12000美元大餐的富二代。

不是只有年輕人和窮人有這些不滿，「我在做一個關於四川省新貴人群調查時，不斷聽到有商人（他們中有些人生意做得相當好）抱怨說，在當今的中國，只有那些有很硬的政治關係的人才能真正賺到錢，有些中國新貴白手起家，賺到了很多錢，但是卻無法維持長久。《福布斯》2011年估計，在過去的8年裡，平均每40天就有一位中國億萬富翁非自然死亡。除了生病，最普遍的死因是被謀殺、自殺和死刑。中國的評論人士開始用嘲諷的口氣說，《福布斯》每年所列的中國最富有人士排行榜是一個死亡名單。

中共體制下技術創新不可能

在早期互聯網時代，很多觀察人士預測，電子通訊技術的盛行將使中共政府無力鎮壓社會所滋生的緊張和不滿。如今，中共政府使用所謂的防火長城封鎖網路，審查大軍刪除被認定政治敏感的文章和評論，在網路論壇上，被政府收買的大量網路用戶上傳親共帖子，煽動情緒。

最近興起的社交媒體平台，如微博和WeChat，使得政府越來越難控制網路信息，因為在這種平台上發出的信息傳播速度非常快，還沒等審查人員發現，就已經傳播開來。

2011年，蘋果公司合夥人喬布斯去世時，中國曾有過一場熱烈的討論，關於中國能否會出現一個跟喬布斯相比的人物。然而，喬布斯之所以能夠冒險和創新，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強大的經濟，還有美國社會的開放。中國領導人迫切地想要擺脫對低成本（低附加值）生產產業，轉向知識型、信息型和服務型為基礎的經濟，也就是說，中國想要停止組裝iPhone，並開始設計自己的iPhone。

要實現上述轉型的唯一途徑就是，中國得能夠創造一種令年輕一代嚮往的高薪工作。但是，很多人都對此心存懷疑：一個封鎖Facebook、推特和YouTube的國家，如何能夠使技術革新與實驗欣欣向榮？中國網民快口直陳說，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會跟中共一樣封鎖網路，那就是伊朗和北朝鮮，而這兩個國家幾乎談不上創新與科技發展。

缺少普世價值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和集體主義思潮，造成中國意識形態的空窗期。緊接著就是經濟騰飛，與政府對政治異見人士的打壓，還有官方對有組織的宗教行為的敵視，幾乎是以實用主義和唯物主義踐踏了信仰，導致知識分子和普通中國老百姓所說的道德危機或者精神真空，他們用此來解釋所有的現象，從貪腐到奪走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並激怒了中國新興消費者的毒食品醜聞。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缺少了普世價值，對同胞的關心似乎成了稀有的商品，生命本身變得廉價。

也許，對道德和信仰危機最大的反應就是宗教抬頭，令人驚訝。與日俱增的中產階層教授和企業家轉向信仰基督教和佛教。19世紀70年代，中國只有地下教會幾百萬基督徒，而今，估計數量已經增加到6700萬。

基督教的傳播令中共頭痛，還有令它更不舒服的是：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中國人開始信仰藏傳佛教，因為這些信仰者認為，藏傳佛教更強大更純正。西藏以外的漢人已經開始籌集資金，在西藏高原興建和修復寺廟。藏傳佛教的領袖達賴喇嘛被中共當作是敵人，現在卻出現幾百萬漢人信仰藏傳佛教，這令北京政府感到尤其不安。

中共對這些趨勢所作出的回應是──鼓勵儒教，這簡直是毛時代的大逆轉，中國的現任領導人已經開始試圖復興儒教，希望藉以穩定社會，安撫社會摩擦，卻不會威脅到中共，但是，目前看來，這些努力已經徹底失敗。

中共能夠修建幾百個光鮮亮麗的機場，幾千條高速鐵路，但是，它所提出的意識型態卻是個慘敗。奧斯諾斯書中說:「中國從開始斷斷續續走向市場自由化後已經30年，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原則——沒有一個中心旋律，沒有什麼能夠讓人看到這個國家將要走向何方。」

所有一切發展的代價已經昭然若揭：中國是世界上碳釋放量最大的國家，籠罩北京的毒氣已經成為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的象徵。同時，分析家提出警告，中國的地產泡沫可能已經出現破裂，破壞性的後果可能會很嚴重，因為地產投資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0%。環境惡化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所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潛伏著不可預見的危機，一旦中共的政權合法性漸失，那種局面就太難收拾了。

中國人開始追求精神和尊嚴

另外，對中共來說，還有一種不易覺察的危機，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追求精神和尊嚴，即使普通的中國人還在中共所營造的發展中受益，但是，很多人已經開始從享樂主義轉向其他滿意源：不受管制的網上討論、宗教信仰、慈善工作。

如果環境或經濟危機使得中共難以維持穩定或增長，那麼，它可能就會發現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拉攏或管控人民，因為人民已經發現比經濟發展的「硬道理」還更令人信服的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