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 臺灣戰後「經濟起飛」的領航人

尹仲容引領臺灣經濟，從戰後的瓦礫中掙脫而出，為1950年代以後半世紀的臺灣「經濟起飛」奠下環境基礎。背景圖為臺北港貨櫃碼頭2009年3月9日正式啟用儀式。（中央社）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初，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百廢待舉，臺灣正處於盲目無計畫的經濟狀態。此時有一人，集產業、貿易、美援、外匯與金融等所有權柄於一身，並決定由王永慶擔綱投入塑膠產業，造就「臺灣的經營之神」；他蒙陳誠副總統的支持，也獲蔣介石總統的信賴，卻大公無私、兩袖清風，此人即是尹仲容。在短短12年時間，尹仲容引領臺灣經濟，從戰後的瓦礫中掙脫而出，為1950年代以後半世紀的臺灣「經濟起飛」奠下環境基礎。

文 _ 趙芷菱

「經濟起飛」功臣 兼職不兼薪

尹仲容引領臺灣經濟，從戰後的瓦礫中掙脫而出，為1950年代以後半世紀的臺灣「經濟起飛」奠下環境基礎。（中央社）

「經濟起飛」一詞，源自尹仲容，過去中國從未有人講過。由於尹仲容的個性耿直強悍、有幹勁魄力，素有「湖南騾子」的稱號；他終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能把臺灣的經濟做好。後俟有相當成效時，他開始發表臺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到了。

尹仲容1949年來臺，主持「臺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管理公營事業。後來還兼領中央信託局、經濟安定委員會、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美援運用委員會和臺灣銀行。尹仲容不嫌事多，其兼職不兼薪，在對日交涉貿易事務曾獲傭金40餘萬美元，悉數交歸公用。

知錯即改 心正守廉

1950年，尹仲容根據外貿會部屬的簽報知悉，中藥藥材中的甘草，以伊朗價格最低廉；黃花、紅參等，以韓國價格最低廉。為節約外匯計，他立刻訂定了一條中藥限定採購地區的辦法。該辦法公布後，因伊朗與韓國的船期不定，且他們不肯小批出售；然臺灣需求量不大，如果大批採購，勢必增加業者資金與利息的負擔，結果引發買賣雙方僵局，中藥價格因此暴漲。尹仲容發現錯誤之後，在新辦法公布的第3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復舊法，並公開向報界認錯。當時有記者問：「您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坦率回答：「知錯了還不改，那還了得！」記者追問：「這豈非有損政府威信嗎？」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有損政府威信，而且還可能會害死許多病人。」這就是尹仲容勇於拋棄「面子」，坦然認錯改過的真實故事。

尹仲容是早期臺灣經濟發展的第一大功臣，許多卓越的經濟計畫皆出自他之手。

尹仲容任經濟部長時，還身兼財政部長，同時掌管美援及外匯的分配權，應該算是那時臺灣最有權有勢的財經首長。但宛如財經太上皇的他，卻一直住著一間不到70平方米的破舊房子。

許多商界巨賈，為他購買豪華別墅，他都予以回拒，同時提出嚴肅叮囑「下不為例」。且每到各地考察，他從不報銷差旅費，說：「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應再報差旅費。」而下屬因祝壽等送來的「紅包」，他都令其祕書原數退回。

謀定而動 獨排眾議

1961年初，為方便市場流通，臺灣銀行準備發行直式百元大鈔。因為1947年大面額金圓券與舊臺幣發行引起通貨膨脹的前車之鑑，這次發行大鈔的預定計畫導致臺灣民眾不安。面對暫緩發行百元新臺幣大鈔的聲浪，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的尹仲容獨排眾議，堅持如期實施。

不久，直式百元大鈔如期發行，在臺銀等機構的監控輔佐下，並未發生原本預期的通貨膨脹。

前經濟部次長汪公紀說：「現在好了，政府重用尹仲容，前途大為看好，只有陳辭修才能用尹仲容這樣的人才。」果不出所料，陳誠、尹仲容二人以雷霆萬鈞之力，把已瀕臨崩潰的財政經濟，給以扭轉，真可謂識人矣。

計畫自由經濟 公開圖利特定業者

1950年代，由於資源有限，產業政策都屬「計劃經濟路線」。該發展哪些產業？如何發展？全由政府決定。然而，尹仲容認為，應該由政府先發展工業，再把初具規模的工業轉為民營，這樣就形成了「有計畫的自由經濟」。一旦確定，政府即投入稀貴資源，協助特定業者。照現在的說法，當時的政府，可謂「以公開政策，圖利特定業者」。當然，這種「圖利」行為，為助日後的經濟發展。王永慶，就是這種特定圖利政策的受益者。

臺塑王永慶可謂當年受政府「圖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業。（AFP）

當年，美援協助臺灣建立PVC塑膠工業，這是塊肥肉，政府中很多人認為應由國營，但尹仲容力主交由民營。據前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回憶，他們原屬意永豐餘系統的何義，但後因PVC國際價格跌落，何義不願承辦。尹仲容就請臺灣銀行查看何人在臺銀存款最多，結果發現嘉義分行有位米商存款800萬元，於是找他來建廠，此人就是王永慶。

尹仲容根本不知王永慶為何許人，若這項新興工業弄砸了，他要負擔多大的政治責任和輿論壓力，但為了臺灣的發展，他只能認清目標而行。

當年，尹仲容輔導私人企業的做法，被一部分人認為有扶植財團的嫌疑，不過總體而言，其市場經濟與發展本土企業的理念，頗能適應於以外貿為主的臺灣。

除了臺塑王永慶，當年受政府「圖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業，可謂不知凡幾。有如：裕隆嚴、遠東徐、太平洋焦、大同林、水泥辜、國際洪、新光吳、國泰蔡、味全黃、力霸王、聲寶陳等，不勝枚舉。

這些企業家族第2代、第3代，在2000年後，已嶄露頭角，繼續穩當臺灣的貴族。至於昔年超級財經大員，後代子弟現在或教書，或當律師，各行各業都有，鮮見家財萬貫者，也鮮見靠著父親當年權柄，發財致富者。

推「外銷市場」改革「外匯貿易」

尹仲容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外匯貿易改革」，刺激「出口」生產事業以及整個經濟的繁榮，開創了往後數十年內臺灣「出口貿易」及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央社檔案照片）

尹仲容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外匯貿易改革」。1958年尹仲容時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著手推動一系列外匯貿易改革措施，一則減少對外經濟活動所受的行政約束，再則也使臺幣內外幣值差額趨於平衡；因而刺激了「出口」生產事業以及整個經濟的繁榮，開創了往後數十年內臺灣「出口貿易」及經濟的快速成長。

尹仲容的經濟思想主張，首重經濟的全面改革與發展，認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推動下，經濟已漸趨穩定，通貨膨脹已基本解除，但若想再進一步發展，則受臺灣市場較小所限，欲突破這一艱難瓶頸，唯有打開「外銷市場」一途，及改革「外匯貿易」政策。

為此，尹仲容審時度勢大膽地進行了3個十分重大、充滿風險的改革。一是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制度」，取消數量管制和復式匯率，恢復價格機能；再者「調整匯率」，部分採取有彈性的機動靈活的模式，取消對進口物資不必要的變相補貼，及取消對出口物資的變相課稅；最後採取「鼓勵出口」的強力措施，刺激臺灣內部經濟的迅速發展。

由於早年服務於上海財團，尹仲容極度相信「計畫經濟」的重要性。在此理念下，除了加強「民間競爭力」與「進口替代」之外，他一向極力主張「計畫型的自由貿易」可促進經濟成長。而這項被學者認定正確的政策，卻因他辭去經濟部長後，不再成為經濟政策主流。一般認為，尹仲容的「自由貿易政策」的不再施行，也間接造成臺灣於1980年代末期因外匯存底過高而導致的泡沫經濟現象。

代紡代織 出口取代進口

1954年，尹仲容接任經濟部長，他管制日本布料進口，改進口棉花，扶植國內紡織業的發展。當時，尹仲容提出「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的主張，以及「代紡代織」的方法，推動發展本土的紡織工業。

尹仲容推動的「代紡代織」措施，讓臺灣的紡織工業不但為國人提供了物美價廉的衣裳，也為臺灣賺取大量外匯，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紡織工業大國。（臺灣工業史蹟館檔案照）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闊斧，且眼光過人而長遠，他所參與製定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無私，雷厲風行。初期，這項「代紡代織」措施引來強烈的質疑與批評，朝野對尹仲容的攻擊之聲甚囂塵上，但尹仲容仍絲毫不為所動，執意推動，數年之內，臺灣的紡織工業不但為國人提供了物美價廉的衣裳，也為臺灣賺取大量外匯，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紡織工業大國。

當時，臺灣的紡織業由原來的年「進口」1000餘萬美元，變成「出口」6000萬美元。到1953年政府停止這項政策時，臺灣的紡織業已經進入了穩定階段，為往後10多年的紡織品外銷，打下深根的基礎。

後人總結尹仲容所大力推行的「代紡代織」政策，認為「使紡織業者獲得前所未有的巨額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這些資本轉而投資於其他工業，從而促使臺灣經濟全面飛速發展。臺灣的遠東、裕隆、六和、臺南等大財團，無不得利於尹仲容的紡織政策而起家的。

當為或不為 智勇過人

1960年代初，很多人建議跟進世界上被普遍採用的凱恩斯的以「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的理論。尹仲容經過認真研究和科學思考，認為凱恩斯這一理論並不適用於臺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並非完全是紙上談兵，但當時的臺灣並不具備此條件，而是需用「有限可用資源」去建立強大的生產能力。如果冒險的以增加消費來刺激投資，好比將臺灣十分有限的可用資源消費掉，那還有什麼可供投資的資源呢？

經過科學論證，他堅決主張在臺灣發展經濟的複雜過程中，應當「穩定幣值」，堅決執行「信用膨脹」的政策。在尹仲容的經濟思想指導下，臺灣的投資和生產都有十分穩定和良好的發展。

對於臺灣的電力與交通運輸，為經濟運轉不可或缺的要素，尹仲容更是殫精竭慮。其時，臺灣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國際上已出現拒收的跡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萬美元的外匯存底購置了大量的發電機，供脆弱的臺灣工業發展之用。

在臺灣最艱困的年代，一群專業廉潔的菁英，協助蔣經國帶領臺灣走出政治、經濟的困頓，俾使臺灣不被赤化，才能有後來的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與全民富裕的實現。（攝影／吳柏樺）

夫妻出身官府書香 子女異鄉自立

尹仲容，1903年生，湖南邵陽人，出生官府書香世家，自幼好學不倦，父母督教甚嚴。祖父錫綸公，為清同治舉人，曾任刑部主事、廣西鎮安知府。父光勳公，曾任清末江西南昌計政主管，民國建元後供職內務部及安徽行政專員公署。母石太夫人守箴，為浙江溫州知縣石公玉麒之次女，首創南昌正蒙女校，任校長凡24載，以「開婦女辦學之先河」知名全國，生有4男4女，尹仲容為次男。

尹仲容自幼博覽群書，根植中國傳統文化。後為官極其繁忙之餘，仍非常好學，手不釋卷。出身電機工程，對自然科學有深入研究，曾出版頗有影響的《電磁學》、《工程數學》等專著。後來由於工作需要，勤苦自學於經濟學領域，寫過許多經濟論文，有十分獨到精闢的見解。

他的中西學，舊新學根底之深，在當時臺灣的政界乃至學術界都極為罕見。在公餘閒暇，也為《呂氏春秋》作注，編寫《郭嵩燾年譜》。呂不韋是戰國時期的大商人，郭嵩燾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學的倡導者。此2人對尹仲容一生的經濟思想有著極深遠影響。1963年1月24日，因肝癌病逝於臺北，年61歲。有人說：「尹仲容是累死的。」應該很貼切，因為他急公而忘私，從不顧惜自己的身體。

尹仲容辭世那年，臺灣的外匯存底已經高達7000萬美元。兩年後美援取消，臺灣的經濟不但沒有衰退，反而加速成長。

尹仲容夫人程湛英1907生，江西新建縣人。她的父親是前清光緒的舉人，做過奉天鳳凰廳的同知和江蘇候補道尹，以詩、書、畫聞名。他的叔父程天放，擔任過駐德大使、立法委員、教育部長等職務。程湛英畢業於江西女子師範。1926年與尹仲容結婚，育有3男2女。長女9歲夭折，一子一女，淪陷大陸。另兒子叫其留在美國自食其力，不准回臺受人好處。兒子終身不辱父命，選擇在一片天地裡自在生活。

尹仲容婚後常年在外，夫婦間聚少離多。但侍奉翁姑、撫育兒女，多是尹夫人的責任。西諺云：「偉人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尹夫人當之無愧，夫妻倆人皆伺親至孝。因先生廉潔自持，在其生前官位顯赫，卻儉樸度日。享年80歲，與先生合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

首位被起訴政務官 無罪還清白

尹仲容的能於擔當、有守有為、特立獨行的作風，仍為老一輩的工商界人士所感念不忘。後來臺灣經濟發展史上有名的人物，像是李國鼎、俞國華、孫運璿、趙耀東等人，全是尹仲容的後輩。在臺灣最艱困的年代，有不少像這樣一群專業廉潔的菁英，戮力為臺灣的未來打拚，協助蔣經國推動10項建設、突破兩次石油危機、對抗通膨、穩定和美國斷交的危局；帶領臺灣走出政治、經濟的困頓，俾使臺灣不被赤化，才能有後來的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與全民富裕的實現。

敢為擔當、廉潔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銘「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吾心」。圖為1959年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左）與副主任委員尹仲容（中）、美援公署署長白慎士（Parsons，右）資料照。

李國鼎稱尹仲容是「臺灣經濟的領航人」，王永慶稱他是「民營工業之父」，學者們稱他是「中國的歐哈德（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而著稱。）」。

李國鼎自認在經濟思想上，追隨尹仲容。1958年，尹仲容時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任美援會祕書長，當時就臺灣經濟發展與經濟策略發表論文「計畫式自由經濟思想」。李國鼎說：「以當年強人時代，尹先生的個性，即使是為國家經濟而努力，仍然會遭受嚴重挫折。尹先生不改他的個性，卻能盡力發揮所長。而他的主張和做法，如果沒有得到強人的支持和信任，相信也是落空的。」

李國鼎的「口述歷史」第84頁談到「當然，他（指尹仲容）勇於負責、個性堅強發言直爽，自然得罪不少人，也受了許多打擊。但他始終擇善固執，不達目的不罷休。」尹仲容只重國家利益、不計個人毀譽，一切以完成政府的目標為要務；而他對政策的觀察與決斷力，事後證明確具有卓識與遠見。

前交通部長沈怡也評論尹仲容，說他為人不避鋒芒，但待人寬厚；不肯服輸，卻又從善如流；懂權術，但從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卻從不用小聰明的人。

個性剛毅、大破大立的尹仲容，堅持專業理念，敢於向權威說不。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甚至曾因一件木材公司倒閉的小案子，尹仲容被起訴，他為負起政治責任，同時辭去經濟部長和中央信託局長的職務，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被起訴的政府閣員，也是第一位辭去政務官的內閣閣員，以為樹立政務官的表率。最後獲判無罪，再復職。

那時，臺灣不少政客官僚的心態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尹仲容卻認為：「人民的事，總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人勸他明哲保身。他一派正氣地說：「你知道責任2字的真意嗎？責字頭部是『主』字，下面是寶貝的『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心態去做事，只有負責任，才能生出寶貝的錢財。如果把責任推給他人，不就變成了『債』字嗎？一個官員對國家負債，國家就要對人民負債了。」這就是敢為擔當、廉潔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銘「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吾心」。斯人已逝精神在，留有丹心照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