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8日，中共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牢牢控制農村所有資源。圖為2023年8月6日，山東平原縣一名農村婦女在收集地震後的碎磚塊。（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

三中全會號稱要搞中國式的現代化改革，實質是在回到毛時代的「備戰備荒」、「以糧為綱」、「戰爭不可避免」的老調上。時評表示，中共對農村的新法規，是要使整個農村處在戰爭狀態下，有法律對農村進行更加嚴密的控制。

文•方天亮

為管農民立法走回頭路

儘管中共當局從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2024年2月掀起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官媒也一再高舉改革旗號要推行「中國式的現代化」，但滿心期待改革的人們再次失望了。

7月初中共就利用海外媒體如路透社等放風三中全會的內容，給人們打預防針。據知情人透露，這次全會有兩大主要議題，一是財稅改革，讓地方獲得更多稅收收入，以延緩地方債的爆雷，二是加強黨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管理。

2024年6月28日習近平宣布自明年5月1日實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該法強調用大集體經濟的方式取代個體小農經濟，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屬於公有不可分割買賣。更重要的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生活統一由黨管控。

回顧歷史，中國最高層只要實現權力高度集中，就必然拿農村開刀，來實現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宏偉願景。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鄧小平打破人民公社堡壘，推動個體化，現在歷史又回到了起點。過去幾十年，農民工成了中國城市建設的主力，如今農民工在城裡找不到工作，成了最大的潛在風險，目前農村土地的大規模棄耕、荒蕪，很多農民到超市去買糧食和蔬菜，這給規模化集中經營提供了藉口。

官方出台這個新法，就是要逼迫超過2.9億的農民工，重新回到農村，重新開始種地，但這次不同的是，農村土地將以公司化規模經營方式進行大規模兼併重組，在不動搖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經營權的改革，成片土地將實現集中統一規劃耕種。

由此連帶的變革就是，鄧小平時代的自耕農身分將再次逆轉，重回僱農時代。被兼併土地後的農民，將以公司員工的身分，開啟僱農新時代，擁有大規模土地的農業公司，就是新時代的地主。隨之，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治理結構，將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財稅制度幾次變來變去

由於地方債是北京的心頭之患，7月21日公布的中共20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涉及財稅改革，或將提高地方政府在消費稅等稅種上對中央的分成比例。

若把地方的發展生產比喻為「做蛋糕」，賣出拿回錢後如何分配則是「分蛋糕」，即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中央拿百分之幾，地方拿多少。綜觀過去70多年，中共在分蛋糕上來來回回已經變過多次。

毛澤東時代一切歸中央；鄧小平時代開始讓農民自己承包土地，搞私人經濟，城市也搞了股份制，一部分人開始富裕起來。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央沒錢，稅收大多被地方政府拿走了。

朱鎔基當總理後，從1994年開始搞財稅體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討價還價，目的是讓財權重新歸回到中央，重新加強中央集權。於是各地「國稅局」和「地稅局」重新分配，大型國企的很多稅都直接交到中央，地方越來越窮。

中共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後，地方政府靠賣地活著。2023年房地產崩潰時，地方政府已債台高築。圖為2023年3月31日瀋陽郊區大片廢棄的別墅。（Jade Gao / 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地方政府不但要養活地方各種事業單位，還要負責當地民眾的教育、醫療、養老金、防洪抗災等公共事務，包括方方面面。當時正值房地產業興起，於是地方政府開始大量賣地，搞三通一平等基建，借了不少錢。到後來，很多地方的土地財政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70%以上，地方政府就靠賣地活著。

這樣經過20多年，2023年房地產泡沫開始崩潰時，地方政府已債台高築。

據初步統計，如今中國地方債務是40萬億元人民幣，加上地方政府成立的各類「城市投資建設公司」（簡稱城投）的債務60多萬億，兩者相加，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債務大約是100萬億元。這100多萬億人民幣，別說地方政府還不起，中央也無力解決，於是，地方債成了懸在北京頭上、隨時可能落下的灰犀牛和大災難。

增加地方消費稅的提成比例，成為延緩地方債爆雷的應急措施。不過2023年中國消費稅大約1.6萬億元，即使一半分給地方是8000億，31個省自治區也就各自分得200多億。而一個省之下有幾十上百個縣，中國很多縣每年的財政支出都上億，全省瓜分這點消費稅是不夠的。

那怎麼辦？於是中央在拖延近一年後決定，部分放權給地方政府，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從地方企業或從老百姓那裡徵收稅收，甚至可以開設新的稅收徵集名目。

警稅中心保護地方搶錢

事實上，不少地方政府由於缺錢，已經開始對當地民營企業嚴格查稅，甚至違背稅收法，倒查30年。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倒查30年追罰稅款，比如中國「豆奶大王」維維食品飲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個控股子公司「枝江酒業」，被核定補交8500萬元稅款；湖南岳陽一個地產開發公司被倒查了25年，追罰稅款9億元；上市公司藏格礦業被倒查20年，追罰稅款1.88億元；廣州泰基集團被倒查20年，追罰稅款5300多萬元；杭州的伊裳服飾有限公司被倒查10年，追罰稅款3.6億元等。

但是嚴查民營企業稅收這個辦法其實是飲鴆止渴，慢性自殺，這種做法就是把經濟拖入一個惡性循環當中，因為企業稅務負擔太重就做不下去了，只能關門。關門之後，地方財政就更困難，要收更多的稅來養自己，結果是更多的企業關門停業，惡性循環至毀滅。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中表示，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引擎，一個人拖著全國31個省市2000萬的官員，權力是集中掌控了，但一定會出現「一管就死、一反就亂」的局面。現在各級政府官員躺平懶政惰政，沒有錢，又沒有利益，官員就一定沒有積極性和主動性。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能是給地方放權，但是這個實質的權力又不能放，只能放從老百姓那裡搶錢的權力。這就是中共三中全會的思路，會把一些稅收的徵收範圍、徵收比例、徵收手段都下放給地方。

但這個做法很可能造成反效果，中國很可能出現一個雞飛狗跳的局面，首先是消費稅的稅率是否變動，二是地方政府絕對不會放過農貿市場、街邊小販等各種灰色經濟活動，這個時候城管、農管都會被派出去，壓力下會刺激更多的社會矛盾，甚至發生大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出現大混亂都和小商小販有關係，比如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等，中國正在往這個方面走。

從2020年11月4日的深圳開始，大陸20多個省分掛出了「警稅合成作戰中心」的牌子，如河北石家莊市（2020年8月）、貴州貴陽市（2021年11月）、河北保定市（2023年1月）等地都陸續成立了警稅中心。2021年5月中共還在江西宜春市成立了第一個「全國警稅合成作戰示範基地」。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表示，中共成立「警稅合成作戰中心」，突出了一種強制性、無條件性、單方面命令性，若不繳稅，就用警察強制執行。這說明中共現在的財政極其困難，稅源已經枯竭。

時事評論員、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也表示，中共此種做法是相當於再一次「打土豪」，「這已經不是割韭菜了，因為它現在完全是用暴力的手段。可以說沒有人會僥倖地躲過。」

官方突然轉向的危害

旅居歐洲的中國法律學者杜文在新唐人《菁英論壇》表示，進行分稅制改革一直是中共體制內持續熱議的話題，分稅制是中共國家機密，具體要怎麼分稅，各個省的分稅比例都不盡相同，地區差異也非常大。

以前各個發達地區比如珠三角、長三角、江蘇、浙江、山東等地，都是特別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財政自主權，而新疆、西藏、甘肅、青海等欠發達地區，往往是希望保持現在的這種中央統一轉移支付的狀態。說到底，分稅是一個事關國體的大事。

另外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地區發展高度不平衡，中央政府要以此方式來實現和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擔心地方勢力做大，要「強幹弱枝」，這是中共政治安全策略的一部分。分稅這個事討論了很多年，也改革了很多年，結果是越改越集中，現在就是連養老金、醫保基金等也正在搞全國統籌。

這次三中全會提到的分稅改革，與中共既往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180度的大轉彎，直觀感覺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假設分稅的思路被確定了，會有四個問題繞不過去。

第一個問題是時過境遷，如果這項工作放在10年前或5年前就推進改革的話還有意義。目前地方債危機重重，雷聲陣陣，此時推動分稅制改革，這不是作死嗎？這麼做對中央來說似乎有利，可以甩包袱，但對於地方來說實則是至死至極，如果地方債爆雷了，金融系統崩潰了，中央會好過嗎？恐怕會適得其反。

第二個繞不開的問題是，2018年的時候，全國人大剛剛授權國務院完成了新一輪的統一稅收徵管、合併國地稅的問題，把原來隸屬於各地方政府的地稅局給合併到國稅去了，幾年剛過去現在就談分開，是要再恢復過去嗎？這是不是太隨意了？

第三個繞不開的問題是，現在分稅，那些鉅大的維穩經費、外交援助、國防開支如何解決？中央的錢從哪來呢？而那些等著轉移支付開工資、維持政府運作、各項社會事業運行的省分地區怎麼辦？這會導致「壯大小部分、餓死大多數」的情況出現。

第四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習近平的改革思路完全是加強黨的領導，說白了就是加強習近平的領導權力，此時進行分稅性改革，就是要從習近平手裡奪財權，這無疑是虎口拔牙，與他的改革路線是完全相反的一個新思路，習近平會同意嗎？可能性不大。

杜文還說，中共搶錢無底線，稅制改革可能成為中共垮台的催化劑。他說：「縱觀歷代王朝昏君們一個統一的標誌性動作，就是不斷加稅橫徵暴斂，歷史上苛捐雜稅激起民憤的案例是不勝枚舉的。」

他說：「共產黨別的本事沒有，但是從老百姓手裡搞錢，將有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在全體人民中搞無產階級革命，那是它的看家本事，你的銀行存款，你家裡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都可以成為他們的目標，他們是有本事隨時取走。

眼下隨著經濟下行，老百姓的苦日子越來越難了，目前恢復農業稅的呼聲很高，而且中共推出了新一輪的所謂『掃黑除惡』運動，這應該是一個新的搶錢運動。我感覺現在還沒有逃出去的，估計就只能在中國等著任人宰割了。」

然而，三中全會不顧這些問題，卻強行通過分稅改革，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什麼東西能讓中南海這樣奮不顧身地允許地方政府去搶百姓的錢呢？

分家後推進戰時體制

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三中全會中共所出的所謂大招，都是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包括私營企業、送貨的小哥群體都要建立黨支部，這就是死路了。過去幾十年中共經濟能發展，靠的就是民營科技企業沒有黨支部。

如今地方債總額約100萬億元，中央根本承擔不了，最後只能走回李克強的套路，「誰的孩子誰抱走」的方法，地方自己搞定自己的債務，這就需要向地方放權了。如今中央對地方經濟的統籌已經失靈了，財政崩潰讓中央已經沒有實力影響調整地方經濟的發展，中央只能逐步把權力放給地方，就是分家，這是政府內部從下到上層層博弈的結果。北京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是中央對地方被迫做出的重大讓步。

如今解決地方債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下放權力，而且這次下放恐怕就很難再收回去了。這個趨勢只能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了，中共再想收回這個權力，那就只有一招，就是強制性進入戰爭體制，變成一個戰爭經濟，這是唯一的一招。

其實習近平早在2012年上台時就搞軍改，就是為所謂「統一台灣」做準備的，如今中共備戰的勢態越來越明顯。

比如202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2024－2028年）》，在要求將來被提拔的幹部政治上必須絕對忠誠之外，還要「加強鬥爭精神和鬥爭本領養成」。這裡說的鬥爭對象，主要就是台灣和西方民主社會。

中共欲推進戰爭體制，可在國內把資源高度統一，並在全世界以「黑老大」進行脅迫。圖為2024年7月22日，台灣啟動為期一周的漢光軍事演習，因應中共武攻威脅。（Justin Chan / AFP via Getty Images）

郭君表示，中共當局看起來好像很愚蠢，不可思議，但因為它要將整個體制變成戰爭體制，只有達到戰爭體制以後，它才能在全世界以「黑老大」進行脅迫，也可以在國內把資源高度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