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劃 / 第694期 20220501

上海封城日記：計畫供應以物換物飢餓焦慮

by 林燕

日前，《衛報》刊出一位上海居民的封城日記，記錄了計畫供應、以物換物、焦慮以及飢餓的經歷。圖為4月9日，上海封城期間，靜安區一名民眾由公寓裡向外張望。（HECTOR RETAMAL / AFP）

上海居民寫下的封城日記：計畫供給、以物換物、飢餓、焦慮……，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檢測陰性與陽性民眾之間的矛盾，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之間，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

編譯 • 林燕

日前，《衛報》刊出一位上海居民的封城日記，記錄了計畫供應、以物換物、焦慮以及飢餓的經歷。

「首先，這不是我第一次被隔離，不是我第二次，甚至不是我第三次。」這位匿名的上海居民在開篇時寫到。

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很專業地，眼睛都不眨一下地進入人生中的第四次隔離。

在3月的第一周，他知道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帶來的新一輪疫情，有些上海的小區和居民樓被封鎖了幾天，但他周圍還沒有認識的人受影響。

在第二周，開始有一個朋友要麼被關在辦公室裡，要麼被鎖在小區裡。跟社交媒體上說的一樣，上班的人在擔心今晚能不能回家，在家的人擔心第二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到3月中旬，每個人都預感到，很快就會有某種形式的封城。辦公室關了，員工被要求在家工作。但是當時也沒有人談論確診人數，也沒有人真正感到焦慮，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在中國以外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感染了COVID-19，然後他們恢復了健康，現在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不是來自媒體，不是來自政治，甚至不是來自科學研究，而是他們信任的曾經經歷過的人。」他寫到。

飢餓焦慮以物易物

在3月的最後一周，人們終於意識到陷入水深火熱中，封城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於是他囤積了10天的食物。

到了上海市宣布全面封城的第二天，他瀏覽了美團和盒馬網站準備買咖啡，才點擊幾下，就發現不對勁，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我在早上6點醒來，刷我的購物清單，但沒有任何用。我意識到，要麼是（送貨公司的）存貨賣完了，要麼是沒有人在外面送貨。沒過多久，我就發現，每個人都處於同樣的情況。」他寫到。

第六天，真正的焦慮開始了。「一個鄰居敲門來問我要米。他今年50歲，獨自一人住在我旁邊的樓裡，最後一粒米都吃完了。我把我的半包米倒進他手中的鍋裡，當他堅持要給我錢時，我拒絕了他。當我關上門的那一刻，我意識到情況已經到了難以獲得基本必需品的地步。」

隨著時間的推移，食物短缺變得越來越嚴重。許多日用品無法在網上購買，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一點物資，微信團購則成為剩下的唯一途徑。

由於街道上限制流通量，而且封城期間送貨員風險很大，只有超過一定價格或金額的食品訂單才能被優先處理。團長成為受歡迎的人物。

「在幾天的時間裡，我比過去兩年更了解我的鄰居們。我用豆沙醬和一個鄰居換咖啡，用雞蛋和另一個鄰居換牛奶。」他說。

到第三周，黑市也開始出現。小區居民可以從一個擺小攤的貨主那買可口可樂、方便麵、芒果乾和薯片，價格是原價的兩倍或三倍。

一列看不見目的地的夜車

他說，一天唯一能下樓的機會就是集體測核酸。他很幸運，直到現在整個小區都是陰性。

但他的朋友染疫後有被送去方艙，睡在一個巨大的開放空間裡，24小時開著燈，2000人在一起。「這就像一列看不見目的地的夜車」，他記得朋友在微信日記中寫道。

對他而言，過去幾周已經夠壓抑的了，因為疲於尋找食物、人們開始焦慮，加上每天通報的新增感染人數繼續攀升，說好的最初解除封鎖的日期不斷被推後。

「不確定性開始充滿人們的大腦：我們是否會再次恢復正常？武漢模式對上海有用嗎？」他質疑說。

經過幾周封城後，經受壓抑的上海民眾，因為疲於尋找食物、人們開始焦慮，「不確定性開始充滿人們的大腦：我們是否會再次恢復正常？武漢模式對上海有用嗎？」（HECTOR RETAMAL / AFP）

「我們現在在一個堅定遵守清零政策的國家，但病例數卻像歐洲第二波疫情潮開始時一樣高。這就像為前往（寒冷的）西伯利亞打包泳裝，用筷子吃牛排，教老鷹游泳一樣：當極端情況相互撞擊時，戲劇性就會發生。」

他說，上海一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舞臺，這個城市不僅是經濟中心，而且還因其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多元化的公共生活、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和活躍的公民社會而受到讚賞。

「退休的醫務工作者開始提出替代激進措施的建議，並質疑清零政策的合法性；記者開始收集因無法獲得醫療服務和嚴格的核酸檢測結果、病人被擋在急診室外的死亡案例；市民開始質疑他們心愛的城市如何成為地球上的煉獄，人們飢腸轆轆，不停呼救。憤怒和挫折感開始主導社交媒體，文章和視頻被分享了數百萬次，然後被審查員粗暴地刪除或移除。」他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