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時評 / 第682期 20210501

中共五個最恐懼的事情

by 石山

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突顯了中共的恐懼。圖為4月16日，香港法院對多名當地民主派人士進行宣判，被判囚人坐囚車離開，現場市民聲援。（宋碧龍／大紀元）

害怕經濟脫鉤、害怕和西方科技交流被中斷、搧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打壓宗教和信仰自由…
中共所有的無理攻擊，反映的都是其內心深處的某種恐懼。
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進一步突顯了中共的恐懼。

文：石山

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員。90 年代初移居香港，加盟香港愛國傳統報人李子誦、程翔創辦的《當代》雜誌，曾在香港《信報》、中國《財經》雜誌撰寫《中國股市》財經專欄多年（署名：廖仕明），加入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資深記者，曾在英國、美國、西藏居住多年。石山知識廣博，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並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政局有獨到深刻的認識。

4月16日星期五，香港法院對多名早前已經被裁定有罪的當地民主派人士進行了宣判，他們的刑期大多在一年到一年半。有關人士被裁定有罪的「罪行」，是未經許可非法集結，罪名與香港國安法其實沒有聯繫，但所有人都將香港法院的審理和定罪，與中共在香港強行推動的國安法聯繫起來。

說實話，我對這個結果絕對不感到意外，因為如果了解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和行事特徵，就可以得出「遲早發生」的結論。所以我一直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第一目標如果不是針對中共，不把香港民主運動放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大環境中去思考，最後難有好的結果。

但這次中共在香港的操作，卻也可以進一步突顯中共的恐懼。因為中共所有的無理攻擊，反映的都是其內心深處的某種恐懼。

中共目前最恐懼什麼呢？我們總結了前五名，說出來和大家討論，算是拋磚引玉。

害怕經濟脫鉤

中共最害怕恐懼的第五項，是經濟脫鉤。

這一項，當然主要是和中國大陸經濟狀況相關。中共體制是所謂行政主導體制，政權對社會控制通過多重方式進行，但最近二十年以來，這種控制更多反映在經濟層面。說穿了，就是當局可用的錢越多，對社會的控制就越牢固。比如大陸所謂的維穩費用大幅增加，就是這種模式。

以北京為例，很多人談「朝陽群眾」或者「西城大媽」之類，就是中共所謂安全事務的「人民戰爭」，其實是用錢堆出來的。每位「西城大媽」參與維穩行動，每天至少四五十元人民幣，最多到上百元。而在香港的所謂愛國組織，也大多是由統戰機構或其他中共機構出資，或者以大陸市場發展做代價，由一些香港商人墊付資金組建。

中共過去三十年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基建在所謂經濟增長之上。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和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有很大關係，中國周邊華人社會國家，甚至是中國文化圈的國家，經濟都相當不錯。這說明經濟表現好，和政府治理、政策合理的相關性並不大。其次，中國大陸經濟也和外資大量投入有關，香港、臺灣、日本、新加坡、美國和歐洲的資金，伴隨著企業大量湧入大陸，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但中共的宣傳用經濟發展的結果，來宣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依託了所謂「東亞模式」，就是所謂出口導向。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經濟對外貿依存度一度超過50％，今年來有所降低。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依託「東亞模式」，就是所謂出口導向。特朗普總統發動美中貿易戰，扭轉東亞模式在中國大陸的繼續，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構成挑戰。（AFP）

2019年，中國的GDP為99萬0865億元人民幣，大約不到15萬億美元，但其年度進出口總額達到4.5萬億美元，其中出口2.5萬億，進口2.1萬億，占GDP的三成左右。外貿帶動周邊經濟活動再加上大量就業人口，外貿占據中國GDP的比例，仍然可以達到40％以上。

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投資、消費和出口，中國大陸消費貢獻最少，大約占GDP四成多，比通常其他國家的七成以上要少很多。但實際上，外貿出口等於是外國消費者對中國GDP的貢獻。

也就是說，東亞模式是依靠外國市場的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因此，特朗普總統發動美中貿易戰，對中共來說相當可怕。這並不簡單地由於可能抑制美國市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而是這個行動啟動了一個趨勢，扭轉東亞模式在中國大陸的繼續，進而對中國經濟結構或者說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構成挑戰。中共不得不未雨綢繆，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做出準備。這是中共開始宣傳「自力更生」或者是「內循環」的最大原因。一旦經濟萎縮，中共政府收入受到壓力，其維穩支出受到影響，對內維穩、對外統戰和大外宣都會被波及。

害怕和西方科技「交流」被中斷

第四項，是和西方科技交流被中斷。

這個恐懼首先和經濟有關，因為中共出口導向的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極限，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簡單低階產品出口不可能再大幅度增長，於是中國需要提升產品的級別，這需要產業升級，需要科技升級換代，以繼續維持外國市場的占有率。

其次，科技升級也是中共控制社會以及軍事裝備提升的重要條件，因此如果和西方的科技「交流」被中斷，將產生嚴重影響。我們說的所謂「交流」，包括了對知識產權的盜竊。不管通過什麼方式，科技從西方流向中國，我們暫且都算成「交流」。

中國大陸有大量留學生在歐美大學中學習從事科技研究。美國有33萬中國留學生，這是和美國科技「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方式。現在，美國不但切斷各種高級學術方面的交流，也在考慮如何減少中國理工留學生的數量。

中國雖然有不少優秀科技人員，但卻缺乏創造和創新的文化和機制，因為創新創造，通常和專制極權的體制無法兼容。一旦無法繼續和外國進行科技「交流」，中共治下的科技進步將受很大影響。

搧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三項中共最恐懼的，是臺灣、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所謂「獨立」問題。

中共以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起家，也一直以此為凝結中國大陸社會的基礎核心價值觀。但事實上，自「文化大革命」之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已經崩潰，即使是中共最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人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這給中共帶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應付這項危機，中共採用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辦法。這是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民族主義不斷升溫的原因。比如，在以往的宣傳中，中共刻意講述和國民黨政權的戰爭勝利，以此來突顯中共奪取政權的合法性，但最近中共開始強調對日戰爭，強調是中共率領中國打敗日本。為了這個目標，中共把對日作戰的歷史，由8年改為14年，因為他們要把上世紀30年代中期有蘇共和中共聯合領導的滿州抗戰計算入內，以此表達中共才是領導對日戰爭的真正力量。

在當局的不斷推動之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溫度不斷上漲，中國民眾也開始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衡量中共。 2016年，習近平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種強硬表態，正是為了響應中國大陸不斷升溫的民族主義。當然，中共建政之後，放棄了很多塊中國領土，包括北滿洲和蒙古，這些歷史成為中共的禁區。

在中共當局不斷煽動下，中國大陸民眾開始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衡量中共。圖為中共煽動抵制包括H＆M在內的西方主要品牌，3月25日一群工人坐在服裝品牌H＆M北京旗艦店外。（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因此，在面對香港、臺灣、西藏和新疆事務上，中共無法也不能妥協，已經不由自主地被極端民族主義綁架，其政策的彈性空間被空前壓縮，只有強硬和更強硬的選擇，沒有其他。

害怕宗教和信仰自由

中共最恐懼的排名第二項，是宗教自由。

這也和意識形態有關。要消滅所有宗教，這是共產極權政權對意識形態壟斷的必然結果。過去十多年，中共加強了對所有宗教和信仰的鎮壓，目標極為明確，就是消滅共產黨以外的任何權威，尤其是意識形態權威。

我們看到，中共在內地拆除教堂，抓捕地下教會領袖，強迫天主教聽從中共指示。在西藏，中共清洗所謂藏獨的主要努力，是針對藏傳佛教，大型寺院內設立派出所，和尚喇嘛被迫學習無神論、唯物主義和習近平思想，有異議者被抓捕判刑關押。

在新疆，超過100萬維吾爾和其他伊斯蘭少數民族被抓到集中營進行集體洗腦，關鍵的焦點，也仍然是宗教。大批穆斯林阿訇被捕，各種宗教書籍被毀，任何在網上的言論，一旦談及信仰和宗教，會一概被當成宗教極端勢力。

對新疆和西藏鎮壓的核心是宗教。在新疆，當局試圖消除一切以宗教為基礎的文化，包括強迫喝酒、強迫吃豬肉、強迫女性伊斯蘭信徒嫁給漢人，甚至強迫她們墮胎絕育，這些都違反了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但在中共看來，這些都是極端宗教勢力的表現。

中共在藏傳佛教大型寺院內設立派出所，和尚喇嘛被迫學習無神論、唯物主義和習近平思想，異議者被抓捕判刑。圖為2017年2月1日，在臺藏人在臺北自由廣場為西藏自由而騎。（AFP）

其實有關宗教自由，還不止是宗教，也有各種信仰，也都在中共的打擊範圍之內，比如法輪功。聯合國人權公約中規定的，是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崇拜、傳教等等的自由。但在中國大陸，這種自由被壓縮到相信，而不包括公開崇拜和自由傳教。在法輪功問題上，中共更是刻意扭曲聯合國「宗教和信仰」的概念，它把兩個概念壓縮成一個，變成了「宗教的信仰」，所以它說，法輪功不是宗教，所以就打壓「宗教的信仰」問題了。

中共要消滅共產黨以外的任何權威，不斷對宗教信仰者鎮壓。圖為法輪功學員覃永潔的兩腿被中共以燒紅的鐵條烙了13回。（Asdfg12345／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