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個字讀懂美中經貿談判
美中雙方談好的協議,2019年5月初北京突然變卦反悔。圖為劉鶴5月10日在華盛頓與姆欽和萊特希澤會面。(AFP)
日前美中經貿談判原則上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引起了廣泛關注。
這場談判的起伏跌宕和反覆拉鋸,主要效果並不體現在關稅百分比上,而是要看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承受多大衝擊。
我用十二個字來解讀美中經貿談判:對特朗普來說,不打是打,不罰是罰;對中共來說,贏就是輸。
文 _ 程曉農
談判一年半以來 中方態度反覆變化
這次談判的起因主要是兩個:第一,中共長期組織大規模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活動,攝取了大量技術機密和經濟利益;第二,中共長期補貼出口、限制進口,造成了對美巨額貿易順差。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徵關稅,由此發生了美中貿易戰。在此背景下雙方從2018年5月開始談判。
維基百科上羅列了這一年半以來談判過程的所有細節,林林總總,往往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其實,這場談判之所以來回反覆,並非美方所致,而是中方造成的。在談判過程裡美方的立場和要求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但中方態度的劇烈變化卻導致談判時而進展、時而停頓。根據中方態度的變化,我把從2018年5月到2019年12月中旬的雙方談判過程簡化為七個階段:
階段一,中方合作:從2018年5月開始,雙方進入談判的起始階段。中方承認侵犯知識產權和貿易逆差問題,同意協商解決。雙方經過一年多的反覆討論磨合,於2019年4月下旬達成了協議。據美方表示,連協議的標點符號都改定了。
階段二,中方翻盤:2019年5月初中方突然全面推翻了幾乎就要達成的協議,但保留繼續談判的空間。
階段三,中方拖延:從2019年5月到9月上旬,中共官媒公開宣稱,北京當局在運用拖延戰術。雙方的談判處於僵持狀態。
階段四,中方謀求技貿分離:2019年9月中旬中方提出,在談判中知識產權和貿易問題分離(中共稱之為「雙軌方式」),即第一階段先談貿易,第二階段再談知識產權;美方讓步,同意放棄美方原來堅持的把這兩方面問題合併解決的「一攬子」談判方案。
階段五,中方重新合作:2019年10月雙方曾宣布,即將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貌似取得進展。
階段六,中方再翻盤:2019年11月中共態度再度轉變,不但拒絕承認侵犯知識產權,還要求美國必須先取消所有關稅,才同意談判。中共回到了雙方開始談判之前的位置,過去一年半的談判基本作廢;特朗普則準備明年大選後再說。
階段七,中方又合作:2019年12月上旬中共返回2019年4月的談判版本,就第一階段的貿易議題與美國原則上達成協議,至於知識產權問題,尚留待第二階段的進一步談判。這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第一階段協議。中共的外宣官媒12月14日發表文章表示,「適當的妥協讓步是必要的」。
美中談判立場的「天」「地」之別
過去一年半當中,中共在談判桌前的「狐步舞」忽進忽退、忽左忽右,其每一步「舞步」的動機和考量是如何變化的,可以是一篇長長的故事,筆者在這裡只用中共喉舌的話語內容來描繪最近中共談判立場的變化。
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2019年12月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特朗普隔空喊話 中美協議難產癥結不止關稅〉。這篇文章表示,有關中美經貿談判,2019年12月初的主流看法有兩種,一是關稅分歧,二是美國農產品採購額度分歧。該喉舌強調,習近平11月22日在北京會見參加2019年「彭博新經濟論壇」的美國人士時說,「中國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與美國推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多維新聞網接著引用了特朗普11月22日對習近平說法的回應,特朗普說,他不喜歡習近平所說的「平等」一詞,認為即將達成的貿易協議「不能平等」;特朗普強調,他對習近平說了,這不能是一份平等的協議,因為美國的起點是地板,中國的起點是天花板,「我們必須有一個更好的協議。」
筆者就特朗普說的「地板」和「天花板」做一點說明。所謂「地板」,就是指現實存在的侵犯知識產權和貿易逆差問題的諸多事實;而所謂北京的「天花板」,則是指中共「飄」在「國家主權平等」的「空中」,「仰臉朝上」,拒談事實。北京實際上是要求在巨額貿易逆差和侵犯知識產權問題繼續存在這個前提下(即特朗普說的「天花板」),「平等」地談判;而特朗普認為,北京用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對美國的傷害,是長期的不平等,所以要通過談判來解決侵犯知識產權和巨額貿易逆差這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回到真正的公平上來,也就是特朗普所說的「地板」。
北京用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對美國的傷害,是長期的不平等。通過談判來解決中共侵犯知識產權和巨額貿易逆差這兩大問題,才能回到真正的公平上來。(AFP)
多維新聞網的這篇文章巧妙地用特朗普的話展示了中共的強硬立場,即中共根本不承認在侵犯知識產權和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上有何過錯,而是抬出抽象的國家主權平等概念,來偷換具體現實的侵犯知識產權和貿易逆差問題,從而全盤否定了美中談判的經濟和司法基礎。在多維新聞網發表此文的那個時刻,這個官媒似乎很為官方的強硬立場和說辭而得意。
關鍵的三天:北京突然從「天花板」跳回「地板」
上引文章發表的時間是12月3日,而十天後北京的談判「狐步舞」就從「天花板」跳回到特朗普說的「地板」上了。從12月3日到12月9日這七天裡並未發生與雙方談判直接有關的事件;但接下來的三天裡卻發生了一件美國的國內政治事件,12月10日民主黨人控制的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公布了彈劾特朗普總統的具體罪名,開始了彈劾程序。也許,正是這個注定會失敗的彈劾行動亮出了僅有的不可靠理由之後,北京決定,不必再對特朗普因彈劾而垮臺抱希望。於是中共從12月11日開始,突然改變對第一階段協議的抵制和拖延態度,三天後美中雙方原則上達成一致意見。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人12月10日宣布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指控。此一注定失敗的彈劾行動反而促使中共11日突然改變拖延態度迅速達成美中第一階段協議。(Getty Images)
中共在侵犯知識產權和經貿問題上沒有多少自辯的理由。侵犯知識產權是民事案件,盜竊技術機密是刑事犯罪,此類涉華刑事案件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有上千件正在調查中;而巨額貿易逆差長達二十多年,中方的出口補貼政策在稅務部門和企業界人所共知,時常見諸報端。因此,無論是就此講事實,還是講道理,中共都理虧。正因為如此,中共在談判中就避談事實、不講道理,一直採用討價還價、虛與委蛇、真真假假、以拖待變的談判策略。所謂以拖待變,就是經貿牌、司法牌玩不了,就想玩政治牌,在政治上搞垮特朗普。
中共打政治牌的做法是,2019年上半年一直想以禁止美國農產品對華出口,打擊美國中西部農業州的農村選民,因為他們多數是特朗普支持者,以經濟手段干預美國大選;這一招不靈之後,又開始等待民主黨候選人出來取得大選上的壓倒性優勢,但民主黨主要候選人的左傾化讓北京十分惱火,因為從中看到了民主黨可能敗選;於是再寄希望於民主黨的彈劾總統之舉,盼望彈劾行動能削弱特朗普的連任優勢。
一句話,北京一直是經貿談判虛應故事,政治算盤反覆撥拉。但是,發現民主黨的彈劾行動未必能削弱特朗普的競選優勢之後,北京最後決定,還是從「天花板」回到「地板」上,同意與美國協商解決侵犯知識產權和貿易逆差問題,改變過去20多年中形成的中美經貿格局。
特朗普:不打是打
過去一年半的美中經貿談判過程把許多讀者都引導到雙方討價還價的細節當中去了,而究竟雙方在經濟、政治層面受到多少影響,反而成了霧裡看花。其實,用這樣三句話,就可以透過細節看到雙方談判策略產生的真正影響。這三句話共十二個字:對特朗普來說,不打是打,不罰是罰;對中共來說,贏就是輸。
「不打是打」指的是特朗普的談判策略。特朗普對中共在談判中的出爾反爾、強詞奪理、偷換概念、拒認事實等做法一清二楚,但他從來不用任何重話或打臉的言論去批評北京;相反,特朗普一直用一種禮貌、熱情、委婉而又誇張的口氣來談論習近平和與北京的談判過程,給人一種特朗普很軟弱的印象。很多人因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因此認定特朗普缺乏政治頭腦,對北京缺乏認知,只一味迎合。
其實,相對於北京當局一而再、再而三的強硬立場,特朗普的這種低姿態達到了一種在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上很有說服力的效果,那就是,美方為了維持談判的順利進展,已經在外交上做了最大努力,既避免國際經濟格局出現大震盪,又讓美國的企業和選民看到,總統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正在盡最大的努力。而與此同時,北京的拒絕合作、拒絕承認事實的態度就像金三胖一樣,在國際和美國輿論當中形象越來越差,讓美國的「擁抱熊貓派」都很難找到為北京辯護的著力點。
其結果是,特朗普的低身段談判姿態贏得了企業界和選民,也讓世界各國對他不滿的人了解了中共的蠻橫無理。隨著北京形象的惡化和特朗普堅持低姿態,特朗普在美中談判當中得到的民意支持增強了,而北京的蠻不講理卻在美國和西方社會裡「打了自己的臉」。
「不打是打」指的是特朗普的低身段談判姿態贏得了企業界和選民,也突顯了中共的蠻橫無理。圖為2019年10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亦平/大紀元)
這就是我說的「不打是打」:「不打」是指特朗普在談判中對蠻不講理的中共不採用針鋒相對、攻擊指責的策略;而「不打」的結果是產生了比打還有效的作用,因為中共的反覆無常、機會主義和千方百計鑽空子的談判行為,實際上為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正當性提供了豐富的證據。
特朗普:不罰是罰
「不罰是罰」與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有關。特朗普雖然一再講要增加關稅,但同時也不斷推遲加關稅的時間,又減小徵收關稅的範圍;此外,特朗普還經常說,又收了不少關稅,美國不吃虧。美國真的指望這幾十億、上百億關稅來填補財政赤字?當然不是。這些錢特朗普馬上就發給農民作為虧損補貼了,美國財政部並不缺這筆小錢。
特朗普「不罰是罰」與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有關。(AFP)
加關稅是讓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在銷售市場上變得更貴。它的真正作用是給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企業一個明確的信號,你不取消訂單,就會虧損或失去市場銷售份額。對華保持經貿關係的美國企業分為供給依賴型和銷售依賴型兩大類。前者靠給中國企業下訂單來維持經營,然後進口商品供應美國市場,所以對中國商品的供給有依賴性;後者是面對中國市場,在中國生產,就地銷售,對中國的市場有依賴性。前者是多數,後者是少數,卻在美國在華商會裡占大頭。中共經常引用這個商會不撤離中國的言論,以證明特朗普的對華經貿策略如何不得人心。
其實,這是一種誤導,銷售依賴型美國企業想保住在中國市場上賺得的利潤,當然不會撤離,但他們的態度不代表占多數的供給依賴型美國企業。特朗普要影響的是占對華經商的大頭、那些對中國有供給依賴的美國企業,要它們學會如何調整經營策略。對供給依賴型美國企業來說,加關稅這種可能性與實際增加關稅同等重要;其重要性在於,中國供給不再便宜,所以靠不住了。
從這層意義上講,「不罰」(未立即全面加徵高關稅),就相當於「罰」,因為加徵關稅的後果,同樣可以用可能加徵關稅的風險信息來形成;供給依賴型美國企業獲得了中國供給靠不住的信息,就會做出必要的反應,壓縮訂單,不再單純依賴中國商品的供給。
中共的對抗意圖:贏就是輸
北京在美中經貿談判中曾經採用「寸步不讓、以拖待變」的策略,表面上看是贏得了面子,因為立場強硬,絕不妥協;但實際上卻輸了裡子,因為中共的談判姿態讓美國商界了解到,北京儘管理虧、卻一味強硬,根本不願意與美國理性地解決侵犯知識產權和巨額貿易逆差的問題。對美國企業界來說,這就意味著它們的對華商務經營面臨巨大風險,不光是因為關稅提高可能增加成本,還因為雙邊關係的惡化造成了一系列其他風險,比如關稅或成本風險、國家對抗風險、單一供應源風險、知識產權風險、醫療安全風險、網路安全風險等,它們經常會混合發生。
關於美中經貿關係惡化對美國的經濟社會安全的影響,舉兩個例子。第一,美國的製藥工業已經空心化,大部分原料藥和許多常備普通藥物都依靠中國供應。現在的雙邊關係產生了一個風險,那就是,一旦中國停止原料藥和常備普通藥物的供應,美國就可能出現藥房斷藥的嚴重問題。現在美國政府部門已開始關注這一點,同時,美國的製藥公司和藥品進口公司也開始未雨綢繆,在全球尋找替代來源,同時考慮美國藥物的部分國產化。
第二個例子是高科技電子產品。過去多年來許多高科技電子產品公司都依賴中國的製造基地,但現在這些公司不得不考慮重組它們以中國為重心的全球化產業鏈,因為今後在中國製造的零部件或在中國組裝的產品可能面臨美國的安全性審查。而中方的強硬態度同時也表明,北京可能用這些產品來要挾美國政府;也就是說,美國公司的中國供給經營策略可能被北京當局利用來威脅美國。對任何一個大公司,這種政治性風險都超出它們的商業承受能力,所以,它們只能改變產品的生產鏈,把訂單轉移到沒有這種風險的國家。比如,蘋果公司已經在悄悄地這樣做了,當然,它會保留在中國製造、就地銷售的工廠。
由於北京的對美經貿談判策略在商業上造成了巨大的經營風險,那些面對中國的供給依賴型跨國公司(不僅僅是美國公司,也包括日本、歐洲、臺灣、韓國的面向美國市場的公司),都不得不調整產品生產鏈的國家構成,讓它們的產品從中國供給依賴型變成部分非中國供給。這些企業從2018年開始就悄悄地在東南亞、南亞、南美洲新建生產鏈,幾年內它們的訂單就會大量轉移到這些中國之外的新生產基地;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的很多出口導向的工廠會突然發現,從某一天開始訂單消失了,而在其他國家製造的同類產品已經不聲不響地在美國市場上出現,「中國製造」就此退出了。
北京的對美經貿談判策略在商業上造成了巨大的經營風險,當全球跨國公司的生產鏈調整、從中國撤出轉移完畢時,「中國製造」就此退出了。(Getty Images)
此刻,這過程像「鴨子划水」那樣靜悄悄地正在進行,這些計畫轉移生產鏈和訂單的跨國公司不會、也沒有必要通知中國政府。雖然這個過程才開始一年多,其效果已開始在美國消費品市場上出現了。比如2019年的冬季購物季節,一些多年來由中國供貨的消費品,比如廚房用具、小家具、服裝、小電器等,供貨國家都改變了。
等到這個全球跨國公司的生產鏈調整、轉移完畢,那時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可能就自然解決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廠房設備可能依然還在,但就是訂單沒了,有廠有貨沒買主。其實,不僅僅是外企在作撤離準備,很多面向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也加入了撤離大潮,因為它們也怕今後關稅衝擊它們的產品價格;不轉移到別的國家,這些中國企業會被衝垮。
這就是對中共來說「贏就是輸」的根本原因。簡單來講,中共在美中談判方面政治上贏得了姿態強硬的面子,但卻為「世界工廠」營造了巨大的經營風險,結果導致跨國公司轉移產業鏈,而中國部分退出經濟全球化,大批出口企業陸續倒閉破產,大批員工失業。
更重要的是,美中貿易戰改變了經濟全球化的穩定布局,以品牌和市場營銷為主體業務的跨國公司正在學習如何認識風險因素和強化防風險意識;一旦這一層明確了,轉移生產鏈其實是代工廠的事,而代工產業鏈的下游組裝公司對上游的零部件生產公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代工廠集群的撤出意圖和轉移過程往往都事先嚴格保密,甚至向中國有關方面施放煙幕,以麻痺中方,減少可能的官設障礙;等到新產區準備好之後,只需要在中國關廠開人,然後出售設備廠房就行了。對跨國公司而言,分散生產和擺脫「中國依賴」這雙重考量是它們過去兩年來正在上的重要一「課」;而對中共而言,這種基於雙重考量的撤離決策從不同方向同時擊中「世界工廠」的軟肋,加快了中國經濟下行的速度。(轉載自大紀元)◇
新紀元周刊第6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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