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缺位 中國政局最大懸疑

中共19大常委中沒有60後的入常，政治接班人缺位，令未來中國政局增加變數。（Getty Images）

19大缺了過去20多年的一個關鍵角色，即接班人。

現任常委中，沒有一個年輕十歲的人，這將給中共體制帶來重大影響，令未來中國政局增加了很大的變數。

對於習近平的進一步集權，各家說法不一，有分析認為這並不一定是壞事。

文 _ 王淨文

19大入常的七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最年輕的是60歲的趙樂際，年齡最大的是67歲的栗戰書，平均年齡為62.86歲。外界認為有望入常的兩名60後：胡錦濤看中的胡春華（54歲）和習近平自己看中的陳敏爾（57歲），兩人都沒有躋身新一屆常委，這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也就是說，19大缺了過去20多年的一個關鍵角色，即接班人。這個問題很嚴重。

「王儲」缺位 破了20年老規矩

一般來說，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為兩屆（10年），在其第一屆任期結束時，一般會讓其繼任者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和習近平在上一任第二個任期的角色，都是副書記、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都提前在那準備接班了。而19大前孫政才落馬，胡春華也未入常，而現任常委中，沒有一個年輕十歲的人，這將給中共體制帶來重大影響，令未來中國政局增加了很大的變數。

19大前江派栽培的政治接班人孫政才（左）落馬，胡錦濤認定的接班人胡春華（右）也未入常。圖為2013年中共兩會資料照。（Getty Images）

有關孫政才，《新紀元》周刊出版社在2017年8月率先獨家了新書059：《孫政才下臺內幕》，官方9月通報顯示，孫政才劣跡斑斑，罪名涉及違反政治規矩、洩露機密和搞權色交易等六大項。孫政才的落馬速度比其前任、18大前落馬的薄熙來快了三倍，作為江派栽培選擇的接班人，孫政才最大罪行就是他執行江派的「復仇計畫」，想與郭文貴裡應外合搞政變，推翻習近平。

《新紀元》周刊2017年8月新書059：《孫政才下臺內幕》。孫政才的落馬速度比薄熙來快了三倍，薄、孫同為江派栽培的接班人，孫政才為江派執行「復仇計畫」而被迅速拿下。（新紀元）

胡春華沒有進入常委，據說是他自己提出說他身體不好，不願再擔重任，而陳敏爾要入常，必須連跳兩級，這個動作太大，容易引起反彈。由於沒有合適的人來接班，故而19大沒有選接班人。

不過很多媒體認為，不安排「接班人」入常，是習近平自己主動不要的，以便自己在五年後的中共20大上打破慣例尋求再次連任；習近平或修憲，設立黨主席、或總統制度，然後再次連任。

對於習近平的進一步集權，彭博社援引多名專家的話說，這可能並不一定是壞事：「習近平鞏固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對經濟是正面消息。」「預計在習近平的第二任期，經濟改革步伐將更大膽、更大步。」

樹立個人權威 習親自面試常委

據大陸媒體披露，從2016年2月起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所謂「19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由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從4月下旬至6月，習近平分別與57人進行「一對一」的談話，談話對象包括現任中共領導、中央軍委委員和所謂「黨內老同志」。

習近平通過「一對一」的談話，讓自己對19大人事布局有了最大的決定權和發言權。圖為中共19大後，北京報攤上以習近平為封面的雜誌。（AFP）

據悉，19大的很多人事選拔是在習近平直接監督下進行的，涵蓋政治局常委、25名政治局委員、中共軍隊最高決策機構成員、國務院主要成員、最高立法機構和人大。中共把這個新程式稱為所謂的「大革新」，其實都是為了樹立習近平的新權威。

除了習近平親自出馬，政治局常委會還安排人分別聽取了正省部級、軍隊和其他18屆中央委員共258人的意見，中央軍委負責人也聽取了現任正戰區領導共32人的意見。

《石英雜誌》報導，習近平通過「一對一」的談話，讓自己對19大人事布局有了最大的決定權和發言權。一些觀察家說，這是信號，進一步表明習近平已經成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共領袖，以前所謂的「集體領導」已名存實亡。

政治局新規 委員每年向習述職

10月27日，新一屆政治局召開首次會議，審議通過新規，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的新要求，有別以往的五大國家機關黨組（非個人）向政治局常委會報告工作的要求。

會議強調維護「習核心」，要求「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首先是中央領導層的政治責任，要政治局「帶頭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會議還審議了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規定）。新規定要求政治局全體成員「主動將重大問題報請黨中央研究」、「忠誠老實」等。

新規定還要求，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要堅持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對此，香港《明報》報導稱，以往是中共五大國家機關黨組向政治局常委會報告工作，今後述職者將具體到個人，且包括政治局委員、常委；同時述職對象也由常委會集體變成總書記個人，突出上下級關係。

新規還要求中央書記處和中紀委、人大常委會黨組、國務院黨組、全國政協黨組、最高法黨組、最高檢黨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報告工作。

為何習必須為自己樹立新權威？

不難看出，19大後習近平的這一系列動作，都是在所謂集體領導下強調集中統一到他這個核心上來，強調的都是他的個人權威。《新紀元》周刊總編輯臧山早在2010年10月28日出刊的第195期中的「鋒筆天下」中，分析了「中共需要危機」來樹立權威，以鞏固其專制體制。

文章說，人類社會近兩千多年以來，主要有兩種社會權力結構。一種是金字塔形的君王制，權力來源於家族世襲；第二種是扁平網結構的民主選舉，權力來源於選票。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和這兩種不同，社會權力雖然是金字塔結構，但權力的來源既非世襲（北朝鮮例外）也不是選舉，而是產生於一個強勢利益集團之內。

通常，人們把這種權力結構稱為威權體制，這種說法非常恰當的表達了這種體制的基礎，就是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人物立於金字塔的頂端。但問題在於，權威並非憑空而來的，它必須是在危機和解決危機中產生。以中共的體制為例，毛澤東的權威是戰爭中形成的，鄧小平的權威，則是戰爭（他本人也是軍事將領）加後來推動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沒有中共七十年代「社會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也就沒有所謂的鄧小平權威。

共產黨的專制體制，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制度，利於社會動員而不利於社會發展，善於面對危機而不善於解決平衡穩定。這個特徵決定了共產黨的天下，需要連續不斷的危機，進而進行社會動員，產生新的權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頂端。因此，共產體制如果繼續維持專制，則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應。鄧權威不如毛，江權威不如鄧，而胡的權威更是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反映在體制上，中國社會運行的效率，同樣是江河日下。故當今中國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

文章說，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繼續革命，按照毛的說法，是要「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中國大陸，很多中共理論家批評毛澤東，認為這種運動是胡折騰瞎搗亂，殊不知其實七八年來一次對專制體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對於中共來說，有效管治需要絕對權威，絕對權威需要管治危機，遂成為一個惡性循環。目前而言，中共需要一個席捲整個社會的危機。

20大習要廢鄧小平的集體領導

中共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鄧小平和一班老人「文革」後復出時提出的，目的就是吸取「文革」及之前的教訓，毛澤東搞的那套個人獨裁，想打到誰就打到誰，其他黨員根本沒有招架之力，於是鄧小平提出了集體領導，不過，他後來雖然只是一個普通黨員，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常委，但他卻擔任了軍委副主席，牢牢掌握著軍權，這使他成為「隱形」的中共最高權威者。

無論鄧小平扶持上來的胡耀邦、趙紫陽，是希望能延續集體領導體制，避免「文革」，但他們沒想到的是，九龍治水的混亂局面，令後來執政者無能為力，散沙一盤。

在中國，鄧小平作為最後一個強人，死後中共搞集體領導，運行了20年，體制也失效了。諸侯力量和既得利益力量都各自為政，體制缺乏彈性，政令不出中南海。若遇大事，一定垮臺。

鄧小平死後中共搞「九龍治水」集體領導，運行了20年，體制也失效了。諸侯力量和既得利益力量都各自為政，體制缺乏彈性，政令不出中南海。若遇大事，一定垮臺。（Getty Images）

過去由於所謂「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江派暗中抵制新政權的作為，使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成中共官場的「頑疾」，為此習近平、李克強等曾多次放狠話，據悉李克強還為此多次「拍桌子」。在胡錦濤時期，由於江澤民的直接干政，把胡錦濤的權力全面架空，中南海「舉目所見，都是江的人馬」，胡、溫的政令更是不出中南海。

習近平上任後，江還想繼續當「太上皇」，但習經過強力反腐「打虎」，拿下長期替江把持公安、武警部隊的周永康，以及長期替江把持軍權的徐才厚、郭伯雄，並拿下了江派上百名黨政軍中的「老虎」，才逐漸收回了權力。習近平當局曾多次公開表示「習核心」是通過「偉大鬥爭」才取得的。

這次19大上，習近平不但沒有安排接班人，還把自己的思想放進了黨章。美國諮詢公司Trivium China共同創始人波克（Andrew Polk）告訴彭博社：「習近平時代被認為是中共歷史上的第三個時代，先前的是毛時代和鄧時代。目前來看，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時代將在2022年結束。」

由此看來，習近平很可能2022年的20大改變鄧之後中共30多年的集體領導體制。

習近平的名字進入黨章可能減少了黨內退休慣例對他的束縛。密歇根大學來博沙．羅傑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加拉格爾（Mary Gallagher）說，這些措辭暗示，經過中共高層背後激烈較量後，習近平被給予了更高的權威。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習近平的地位又超越了鄧小平。習近平和毛澤東是僅有的兩位在世時名字被寫入黨章的人。而鄧小平的名字是在他死後才被寫入黨章。這也給了習近平挑戰黨內接班人制度的資格。

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告訴彭博社：「在修改黨章和安插他（習近平）自己的人進入中央委員會之後，在未來五年以及更遠的將來，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

王滬寧起作用 新權威救不了中共

習近平要廢除集體領導，確立自己的權威，就需要理論上有人給他鋪路，其實，早在八十年中期，中國出現各種思潮，其中新權威主義只是其中一個，而王滬寧是最早的倡導者。

《新紀元》周刊在第483期（2016年6月9日出刊）的〈王滬寧提新權威主義 為總統制鋪路〉一文中講述了，被稱為「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王滬寧昔日日記曝光，提新權威主義，外界解讀很多正是中南海決心要走的方向，為習近平的政治改革鋪路。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高新曾在文章中透露，八十年代初期，年輕的王滬寧看見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不久就表示了對新加坡模式的欣賞，隨即寫出一份內部報告，力陳「新權威」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不少人都認為鄧小平受了王滬寧文章的影響，而王滬寧也非常清楚，鄧小平欣賞「新權威」完全是基於貶毛而揚鄧的目的。

不過趙紫陽不認同王滬寧的觀點，趙認為權威需要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建立，而非宣傳和任命。後來上海的蕭功秦和北京的吳稼祥等人，把本是王滬寧「專利」的「新權威」拔高到「主義」的層級之後，王滬寧立馬閃了，而這兩人成了新權威主義的南北代言人。

習近平一上臺，蕭功秦就認為習是能夠樹立新權威的最佳人選。他給出的定義是：「新權威主義，從政治學上說，就是指後發展國家中那種具有市場經濟現代化導向的、開明的威權政治或強人政治。」「新權威主義者就是鐵腕改革派。他既反對左的保守勢力，也反對右的西化自由派勢力，新權威主義主張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用鐵腕進行漸進市場經濟改革，最終實現市場經濟現代化與向民主政治軟著陸。凡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如今王滬寧成為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的頭號代言人，他會如何在19大後宣揚和落實「習核心」呢？這是人們日後關注的問題。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指出，新權威主義也面臨困境，新權威救不了中共，因為專制體制除了一個絕對的最高權威之外，它的有效運作還需要其他條件，比如說封閉性。有人把專制體制比喻為現代機械中的液壓系統，只有在封閉的條件下，一個個人意志才能夠成功推動整個體制的高效運作，而現代民主社會，則是開放型的體制。因此，專制和開放必然是衝突的。

由於全球化的開放要求，經濟、技術、意識形態、貿易都必須開放。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已經無法逆轉，因此，中共的新權威面臨巨大挑戰。

世上沒有一個集體領導的專制體制能持續，也沒有一個開放的個人維權專制能存活，因此石藏山認為，中共只有兩條路：一是改變體制，放棄中共；二是搞全面封閉，最後導致再一次經濟和社會崩潰。

習近平2022年不下野就必須改制

政論家胡平認為，如果習近平打算在五年後繼續執掌最高權力，他有兩種選擇。其一是學鄧小平，垂簾聽政，另一種選擇是改制。把總書記改為黨主席，把國家主席改為總統。如果在20大和其後的全國人大上成功改制，習近平就可以在新的頭銜下繼續其最高權力。

2006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了《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其中第六條明文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也就是說，五年後，習近平不但必須辭去國家主席，而且也必須辭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

鄧小平權力的特點是，他的實際權力遠遠超過其名義權力，而習近平是通過獲得名義權力，才獲得實際權力，因此習是很難像鄧那樣無名而掌權的，那習的另一種選擇就是改制。把總書記改為黨主席，把國家主席改為總統。

然而，無論是學鄧小平垂簾聽政還是改制，習近平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因為獨裁權力不僅是建立在對國民的壓制，而且也是建立在對其黨內同僚的壓制之上的，黨內清洗勢必還要進行，而黨內種種反對勢力也勢必抵制抗衡，激烈的黨內權力鬥爭還將繼續進行。

《新紀元》在2016年10月出版的048：《習近平的總統制》，提前分析了習的處境和出路，這也許是唯一可行之路。

《新紀元》周刊2016年10月出版的《習近平的總統制》一書，分析了習的處境和出路，總統制也許是其唯一可行之路。（新紀元）

學者：中國終將探索民主之路

中國知名旅法學者、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張倫，在其新書《失去方向的中國》新書發布會上，談及中共19大權力重組後，中國未來可能的演變趨勢。

他認為，中共長期以來對內嚴格箝制人民思想自由，以經濟限制中國人民，用生活控制百姓，甚至利用科技來監控中國人，但這股壓力隨時都可能爆發，就算伴隨社會的動盪，中國遲早會主動去探索民主之路。

中共長期以來對內嚴格箝制人民思想自由，以經濟限制中國人民，這股壓力隨時都可能爆發，就算伴隨社會的動盪，中國遲早會主動去探索民主之路。（Getty Images）

張倫說，一個國家的未來，取決於政府在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決定。當年臺灣前總統蔣經國打算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時，國民黨有人擔心會失去政權，但蔣回應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因此結束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的局面。

他認為，如果當初蔣經國走向壓迫人民的路線，或許就不會有自由、民主的臺灣，蔣擁有承擔歷史的勇氣。現在的中國需要改革，要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將權力集中在「中共」的手中。

「中共老用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後那些國家的亂象來嚇唬老百姓，這是錯誤邏輯。」張倫說，那些問題都是在轉型之前埋下的禍根，從醫學角度上講，不能用膿冒出之後的狀態，來反證原先膿沒冒出來時的情況是好的。中國要好，應盡可能做一些漸進式、更深刻的改革，而下一步改革的唯一標準，就是「公民權利的增量」。

張倫表示，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要留下什麼遺產，取決於他怎麼做，當初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人民上街後才提出改革措施，「那些措施只要一個月前提，社會就不會那麼亂了。」「但人類有時候很愚蠢，不見棺材不掉淚，除非有些有前瞻性、大智慧的執政者，但這種人可遇不可求。」

他強調：「一個重要的人物、執政者，必須要擔當在關鍵的歷史時刻時，做出對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