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追隨者們在前蘇聯篡奪政權，是1922年，但奠定這個共產國家基礎的，是1917年的俄國二月和十月革命。到今天，100年過去了。共產政權百年之際，出現了許多反思共產主義對人類荼毒的文章。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也發表一系列有關共產主義的評論。但《紐約時報》中文版今年2月張彥的文章〈共產黨是如何引導中國走向成功的？〉，卻真正的讓人們跌破了眼鏡，感嘆紐時為何如此自相情願的走入了共產主義的圈套，發出了《人民日報》才能發出、中共大外宣計畫夢寐以求的聲音？

張彥是加拿大人，後來歸化成美國人，英文原名是Ian Denis Johnson，主要工作在中國和德國。他曾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的記者。2001年，張彥因報導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獲得當年的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2004年，張彥出版了他的《野草—當代中國的變化的三個故事》（Wild Grass）。筆者十幾年前寫的〈開高速公路鎖不鎖車門？〉一文中，還提及張彥（炎恩‧約翰遜）的這本書。張彥在德國研究穆斯林世界，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於2009年再回中國。

令人遺憾的是，張彥的這篇文章中，許多觀點和例證都站不住腳、經不起推敲。張彥的標題，直稱中共引導了中國「走向成功」。人們不禁要問，張的「成功」定義是什麼？如果GDP數字有假呢？除了經濟，中國的傳統文化、國民的道德水平、人們的政治權利、自由權利、沒有污染的環境，難道不是衡量「成功」的標準嗎？還有，張是從什麼角度去評價「成功」的？如果從中國人民的角度看，中共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之外的人民都不會認同；但如果從中共的角度看，中共也許是相當「成功」的，因為中共即便在共產政權的鼻祖前蘇聯垮臺、東歐共產國家解體之後，居然還能支撐到如今……。

張彥所稱道的，是中共的幹部制度。他承認，在西方，政策是通過法律制定的，然後由公務員來執行。但在中國，「政策的實施取決於幹部。他們得到完成業績的明確指標和目標，然後被告知去做事情。」「政策轉變的方案是通過幹部制度來管理的，而不是通過制定法律。」如果張彥認為這也是中共管治的「成功」之處，這簡直是在侮辱中國人民的智慧，並認為中國人民不配享有一個完美的法治體系。人治在中國造成的災難，從毛澤東到江澤民，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一個不需遵從法律、而任由貪官肆意橫行的社會，不是後共產黨時期中國人民的選擇。

張彥所引述的，中共制定長期政治目標，比如工業或技術現代化，把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在發展初始階段「是一種長處」。這看起來是一種長處，但實際上是短處。即便在發展初級，中共的資本主義工商改造，也遏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謂的集中國家資源，就是「舉國體制」，中國人知道的很清楚。舉國體制在體育上的「成功」，除了讓中共有可以自詡的資本，跟中國百姓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如今，連中共自己都發現打「舉國體制」的體育牌沒有太多的用處，中國人也不那麼在意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的表現了。

張彥推崇中共的一個關鍵因素——試驗。「中國深度官僚的體制是如何出人意料地靈活。」「這種靈活性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實踐。」西方人可能覺得這種全國性的「試驗」是高效、迅速、而有效的，因為西方民眾經常詬病民主制度在決策、實施方面的緩慢和低效。但中國人民卻更清楚的知道缺乏民主機制、監督機制、和草率決策的惡果。
從土法煉鋼到三峽大壩，到江澤民倉促決定鎮壓法輪功，中共的深度官僚體制不是高效，而是專制、獨裁、盲目、浪費和隨意。

張彥覺得疑惑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這種在東歐沒有看到的適應性的」？他認為「這是由於中共的具體歷史經驗」。這個結論也非常荒謬。中國社會的「適應性」，不是中共獨有的特點，中華民族向來就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適應性、同化能力和學習能力。中國五千年歷史中，融合了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特徵，包括對統治了中原幾個朝代的外族勢力的高度同化和融合。

張彥發現「中國模式不可重複」，「因為這些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具有中國特殊歷史和特徵的共產黨」，「當人們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中國的經驗是一個永恆的問號。」

的確，中國模式是不可重複的，因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比中共更邪惡、更殘暴、更嗜血的暴力集團，也沒有比中國人更容忍、更能吃苦耐勞、忍氣吞聲的人群。中共是「集大成者」，它不是集了世界各國優秀民族的長處，集了自由世界民主和法治的特徵，而是集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歐洲歷史上的黑暗、俄國人的暴政等人類最卑劣、最低下的品質和性格與一身的邪惡團體。中共模式不是好的，中共模式在東南亞、在委內瑞拉、在非洲國家的借鑒和實施，給當地人民帶來災難。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希臘、冰島、在歐洲各國，也把西方文明拉下了水。中國人民知道，西方模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中共的共產主義模式，肯定是世界上最壞的！

三年前筆者在〈馬克思的詛咒正在中國實現〉中指出，中國經濟的全面危機，加上中共政權的政治危機，使得即使是鐵杆的中共文人，也在反思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理論雖然是一百多年前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但其憤怒和充滿敵意的詛咒及臆測，描述的現象，正在當今中國展現。中國目前面臨的產能過剩，正是馬克思所預見的「生產過剩」。這些會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特徵，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迷茫。中國不光有房地產的過剩，還有原料過剩、產能過剩、運輸過剩和能源過剩。

張還擔心，如果習近平患重病，中國政治制度會發生什麼？「這個制度已變成圍著他轉的。或者，如果發生小的軍事衝突，民族主義力量將會如何反應？」是的，這恰恰就是共產政權的弊端，而不是其「成功」之處。美國人不擔心川普生病，或共和黨下臺，但中共和金正恩都擔心生病或下臺。現在，紐時的編輯部裡，看來也有人在擔這個心……。

（因篇幅有限略微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