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南海的礁盤上填海造島，引起美國對中共擴張野心的關注。

3月分，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呼籲美國改變現有政策，以限制中國經濟、軍事擴張對全球帶來的危險。

近期美國政界更藉「六四」紀念日對中共發出強硬聲音，釋放美國對中共政策發生變化的信號。

文 _ 林從孝

2015年6月4日，在紀念「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26周年之際，美國政界對中共再度作出強硬表態。有接近華府的政治活動人士呼籲美國政府對中共採取更有力的約束措施，尤其在人權問題上不能再為中共簽發免費通行證，因為目前的中共已經成為世界通往終極自由的最大障礙。

此前的3月分，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布的一分研究報告建議美國修訂對華的大戰略，限制中共的經濟和軍事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帶來的危險。

最近，中共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區域內進行礁盤填海造島工程，不僅引發亞洲多國的反彈，也引起美國對中共擴張野心的關注。

中共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區域內進行礁盤填海造島工程，引發亞洲多國的反彈。圖為4月17日菲律賓民眾至中共駐馬尼拉領事館抗議。（AFP）

作為回應與制衡，4月27日，美國和日本日簽署了一套新的防務協議，使兩國軍隊在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不斷加大之際能夠加強合作。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系主任、海曼講席教授戴維．藍普頓（David Lampton）今年3月在上海發表講話時提出了美國及其亞洲盟友與中共的關係是否已經到了臨界點的問題，被認為具有驚人準確的預見性。

此後，在2015年5月6日亞特蘭大舉行的世界中國學論壇首屆美國分論壇上，蘭普頓所作主旨演講再度提出美中關係達到臨界點，需要「第四個聯合公報」的論點。

藍普頓表示，在一個時期裡，美中雙方對經濟增長的關切構成共同的利益，從而暫時將許多經濟和人權上更加根本性的摩擦放到次要位置。但是，自從2010年以來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打破平衡的臨界點越來越迫近。

種種跡象和事實顯示，美國對中共的策略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六四」之際 美國政界強硬表態

今年是天安門屠殺事件26周年紀念，美國政界藉此時機對中共發出強硬的聲音，被外界認為釋放了美國對中共政策發生變化的信號。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魯比奧「六四」前夕發表聲明說，26年過去，中共當局仍然不敢公開「六四」死亡人數，而紀念「六四」的大陸民眾遭到騷擾、拘押和抓捕。

魯比奧批評美國政府與中共交往的政策犧牲了美國的影響力和原則。他要求美國在人權問題上不要再讓中國拿到免費通行證，而是應該在即將到來的美中經濟與戰略對話中由美國政府各部門向中方提出人權問題和具體的被捕者名單，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士。

眾議院少數黨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美東時間6月3日（北京時間6月4日），以政黨領袖身分，透過民主黨的官網，發表措詞強硬的「六四」聲明。聲明將「六四紀念日」稱作「起義日」，希望人們不要忘記為自由和人權而奮爭的人們，美國國會更應該正視無論在任何地方發生的侵害人權的行為。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美東時間6月3日發表措詞強硬的「六四」聲明。圖為2014年8月佩洛西在舊金山為民主黨系列立法運動造勢。（周鳳臨／大紀元）

一位接近華府的政治活動人士在一個紀念「六四」的公開場合表示，中共目前已經成為世界通往最終自由的最大障礙。

他認為，近20多年來，中共開始以其自己的方式改變世界，這比世界改變中國要多得多。但是中共改變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好，它是利用了人性中的弱點和惡的因素，在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們不知不覺的就被腐蝕了，所以目前全世界的自由面臨被中共侵蝕的危險。他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改變這個狀況的時刻了，美國政府和美國一些學者也在反省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一個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一個中國人權法案的工作，提出中國人權的改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他贊成魯比奧的理念，認為不要在人權問題上再給中共免費通行證了，必須將各個領域的事務聯繫起來。

美學者建議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

美國之音4月24日報導，美國外交關係協會3月分發表一份特別報告，建議針對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亞洲的大戰略，建立美國自己的對華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試圖崛起的中共力量，不再協助其優勢；改變現行對華政策，強調中共的經濟和軍事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帶來的危險。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3月分發表一份特別報告，強調中共的軍事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帶來的危險。（Getty Images）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又譯美國外交協會、美國外交理事會。是美國政府重要智囊團，成立於1918年，對美國制定對華政策具有相當影響。

這分特別報告名為《修訂美國對中國的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作者是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這分報告指出，「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長期處於戰略對抗的可能性很高。」未來數十年，中共乃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然而，中共還沒有成為許多美國人所希望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報告表示，中共已經制定了一個大戰略，那就是加強對中國社會的國家控制；在中國境外，安撫周邊國家，鞏固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國成為亞洲最重要大國的地位。

基於這樣的評估，報告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新的對華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而不再助其優勢。」

報告呼籲「對美國現有政策作出重大改變，以限制中國經濟、軍事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帶來的危險。」

美國對華策略回顧

雖然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現代締造者胡佛曾經警告美國人，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使人類墮落的溫疫。然而，美國卻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把中共作為真正的對手或潛在的對手看待，更不曾形成中共是世界通往最終自由的最大障礙這個認識。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對中共的策略顯示出某種搖擺和反覆。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現代締造者胡佛曾經警告美國人，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使人類墮落的溫疫。圖為1967年9月26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上海的批鬥大會。（AFP）

臺灣學者程詣證、張登及在論著《二戰後美國對華安全戰略變遷與對華認識之演進》中對美國對華政策在不同時期表現的不同特點有如下論述：

「每值紛亂時機，美中的互動便開始有了變化，即使中國問題不是美國的優先順位，卻也逐漸升高到不得不加以關切的重要程度。時至1949 年中共建政，毛澤東即公開宣稱『一面倒』向蘇聯，迫使美國不得不修正其對華政策，改為依靠一個安定、強大而親美的日本，把在東方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略防線撤向了日本。然而在1950 年6 月25 日韓戰爆發，原本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態度是『放手不管』與『不介入、不干預、不軍援』，隨即轉變為『阻共防臺』，美國對華政策又再次有所改變。

綜觀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與轉變，固然未脫離其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導向，但實難稱穩定。」

上述兩位學者分析：

「二戰後，美國一方面在亞洲因應中國雄踞，另一方面在歐洲要圍堵蘇聯，同時還要應付世界各地的反殖民與反帝的革命建國危機，導致美國防線過於展延，在亞非拉均缺乏縱深，在不考慮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前提下，如何避免在常規作戰中所處的劣勢，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全面樹敵。但美國之所以選擇嘗試突破與中國的關係，除了對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印象極其惡劣、冷戰並已使兩國對峙尤烈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因為在美國各界自始對中國有所期盼，願意相信中國與蘇聯的本質不同，且從好處設想與中國改善關係後可獲得外交和安全的多方利益，如減少在北韓、越南與臺灣海峽等地區所可能發生的衝突。可見，對中國的認識與情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就不能不回溯到美國對華認識締構的知識界。」

兩位學者認為，美國學界對中國的研究構成了美國制訂對華政策的知識基礎。20世紀30 年代，美國國內仍由孤立主義所主導，太平洋戰爭的發生方使得他們有所改變與覺醒。美國急需擬定針對日本與中國的政策，此時他們才發現自己對中國與日本國情的認識幾乎空白，被稱為「美國中國學教父」的費正清意識到，在人類生死存亡之際，認識「歷史」可以成為拯救世界之道，這促成了美國各界對研究中國問題的積極投入。

華裔學者吳文津認為，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研究的巨大發展，是受到1949 年中共政權成立的刺激，興起了以「地區研究」作為研究現代中國的方法，私人基金會、聯邦政府和大學當局對於此類研究所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量經費支援。

二次大戰後，費正清根據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理解，開始積極地推動對中國的區域性研究。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促進了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對中國近代及當代事務的學術興趣，也同時開始對中國語文教學加速推動，起初只是為了戰爭的需要，後來更逐漸成為大學的正規課程，快速培養了許多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這些研究中國的專家中，有進入行政部門者，有研究成果受到政府部門重視者，對美中關係的影響深遠。

當前美國關於中國崛起與和諧世界的辯論，沒有脫離早期對華政策中的兩種視角。一是從歷史理解中國，從美國的使命理解中國，二是從體系理解中國，從美國的權力保障理解中國。

美國在二戰後的對華政策，可被視為是決策者在各種相互衝突的因素下，承受了各種壓力後所產生的結果。故即使是受到體系的影響，美國仍需判斷體系其他成員的意圖，而不能將所有其他成員視為是潛在敵人，中國在敵人與潛在盟友兩者之間擺盪，不是體系結構本身所能決定。

美國與中國的歷史交往，制約了當代美國對中國的矛盾情感，這樣的情感反映了美國自身能否有效執行對自己的政策期望，因而又涉及美國認識自己的思想角度。

張亞中與孫國祥在《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一書中，將美國的中國政策分為三個階段：冷戰期間、後冷戰時期及邁向21世紀時期。1969 年3月，中蘇爆發的珍寶島事件給了美國操弄中蘇關係的大好機會，也擴大了美中接觸與交往的利基，作者認為美國從未認為中共與蘇聯的本質是一致的，甚至也從未放棄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的想法。基本上美國的決策者與民間學術界的認知裡，與中共的對抗絕對不像與蘇聯的對抗那樣，具有一種命中註定的使命感。

張亞中和孫國祥認為，尼克森（另譯：尼克松）與季辛吉（另譯：基辛格）是出於戰略與地緣的考慮而拉攏中共，企圖圍堵蘇聯共產主義，這樣的做法其實正反映出二戰後美國對中國的一貫思維：中共沒有侵略性的天生本質，中共是可以交往的。

臺灣著名中美關係學者李本京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飄浮不定，包含了美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厭戰心理，傳統上重歐輕亞的觀念使得美國大眾對於中國情勢發展無較大之關注，參眾兩院的意見不一；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行政官員對於中共本質的不了解，加諸馬歇爾使華調停最終以失敗收場，甚至包含當時在重慶美使館任職的謝偉志、戴偉思等人均錯認毛澤東僅為農民革命者等不利因素的綜合影響下，造成美國在二戰後對華政策的飄浮不定，更進而成為大陸失守的重要關鍵因素，儘管一些西方學者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國民政府本身的不健全。從這段歷史來觀察，美國對亞洲的政策一直是猶豫不定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對日關係，對國共戰爭的態度，及後來的韓戰以妥協結束，越戰以失敗定論，到後來操弄所謂的「中共牌」，在在顯示出它的亞洲政策是反覆的。

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醞釀重大轉向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2015年5月16日到17日對中國進行了兩天的訪問，目的為習近平9月訪美以及6月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做準備，但媒體重點聚焦在中國在南海造島問題上。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2015年5月16日到17日對中國進行兩天的訪問。（AFP）

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員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5月1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美中關係已至臨界點？〉的文章，提出「美國及其亞洲盟友與中共的關係是否已經到了臨界點」的問題。

文章稱，整個問題是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今年3月在上海發表講話時提出的，現在看來，提出這個問題具有驚人的預見性。5月早些時候，在華盛頓舉行的峰會上，美國和日本實質性升級了它們的防衛同盟。日本進而在南中國海與越南和菲律賓舉行了首次聯合海上軍演。就在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訪問北京之際，五角大樓透露它正考慮在南中國海爭議地區以海上巡邏和偵察飛行形式採取有限軍事行動，以強化它對中方行動的反對。

文章表示，中共在南海的礁盤上的填海造島問題成為目前人們爭論的焦點。中共在南中國海開展的一連串填海工事愈演愈烈，目的在於加強中方對南中國海具有爭議區域的控制。

中共在南中國海開展的一連串填海工事愈演愈烈，目的在於加強中方對南中國海具有爭議區域的控制。（AFP）

幾個月來，華盛頓政策和防務圈子裡的要人一直在彙集整理他們的論據，支持美國反擊在他們看來中共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為。

文章表示，一種反對美國對中共採取強硬措施的聲音曾經在奧巴馬和小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內大行其道，這種聲音如今在華盛頓已落下風。原因是儘管亞洲地區較小的國家不斷進行抗議、美國也通過公開和私下管道敦促中國罷手，中共卻繼續推進在南中國海的填海工事。

直到不久前，奧巴馬政府制定的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還是在以試探式的方式實施。在這裡停靠幾次港口，在那裡布署幾百名海軍陸戰隊員，但美國還沒有做出什麼能搶占媒體頭條、引發中美軍事對峙的舉動。不過，這種局面正在改變。

白宮親中派出局

正值中共於南海大肆武力擴張、引起周遭鄰國反彈之際，美國白宮兩名資深官員近日傳出離職的消息。觀察人士稱，這兩名奧巴馬身邊最為親中的官員長期對中共戰略意圖誤判、坐視中共野心坐大，他們的離職象徵白宮終於領悟到姑息中共的後果，也代表對中鷹派的崛起。

華盛頓時報的國安專家戈茨（Bill Gertz）分析，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NI）的東亞情報官保羅．希爾（Paul Heer）最近傳出退休的消息。戈茨稱，這個位置對白宮的東亞政策舉足輕重，長年來希爾不但是奧巴馬決策圈內最為親中的人物之一，還多次淡化中共在區域製造的諸多威脅，附和中共所謂和平崛起的宣傳。

國家情報總監是美國政府裡統領情報體系的最高單位，並直接由總統管轄，希爾也因此大力影響了中央情報局（CIA）的分析部門人事任命，導致CIA長期充滿對中共所作所為抱持一廂情願好感的團體幻想。在希爾當權期間，美國情報部門多次誤判中共的戰略意圖，許多中共研發和布署先進武器的新聞，美國都是後知後覺。

第二名出局的親中派官員是白宮的資深亞洲事務主任伊凡．麥艾文（Evan Medeiros），麥艾文在6月初突然提出辭呈，官方說法是因為「個人因素」離職。

在白宮多年期間，麥艾文被認為是奧巴馬身邊最為親中的資深顧問。加入白宮前，麥艾文於學界發表的文章中宣揚中國和平論，認為解放軍的軍力崛起對美國不會造成威脅，還稱中共的戰略意圖對美國是有利的。

消息人士指出，麥艾文離開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起了衝突，也是因為麥艾文對於近期奧巴馬政府對中共的態度漸趨強硬感到不滿。麥艾文長期以來宣揚美國應將中共視為可以包容的合作對象。

戈茨分析指出，希爾與麥艾文兩人的離開代表奧巴馬核心決策圈親中派的垮臺，也象徵白宮對中政策的「鷹派」開始崛起。鷹派的成員來自多個政府部門和單位，他們認為中共在區域的崛起構成了對美國和盟國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