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劃 / 第605期 20181024

預見「公私合營」再來馬雲辭職

by 王華

馬雲9月10日宣布辭職。也許他讀懂了1950年代中國發生的歷史，看清中共的兩面派做法，預見新一輪的公私合營就要開始。（大紀元資料室）

中共用暴力搶來政權後，1955年掀起大規模的公私合營運動，對民營企業蠶食鯨吞。

民營企業後又發展成中國經濟的主力大軍。

2018年8月以來，中共加劇國進民退，妄圖消滅私有制。

預見新一輪的公私合營就要開始，馬雲宣布辭職。

文 _ 王華

馬雲是個聰明人溫故而知新

馬雲可以說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人們的關注，因為他無論是B2B，還是C2C，或B2C等等，還有他的雲計算、大數據等，都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捷足先登了。當然，馬雲投資電影，還做了華誼兄弟公司的董事，涉嫌參與洗錢，這是另外一回事了。

馬雲在9月10日公開宣布辭職之前，7月就悄悄申請退出阿里巴巴重要的VIE控制權。9月11日，大陸財經專欄作家吳小平發表「私營經濟離場」論，言外之意，馬雲的辭職，是順應了「私營經濟離場」這個新趨勢。

儘管官方媒體發文批駁吳小平，習近平、李克強也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但習近平也同時強調，要把國營企業做大做強。

馬雲的確很聰明，不愧是人精，也許他讀懂了1950年代中國發生的歷史，看清了中共的兩面派做法：一面說民營資本家是共產黨的朋友，要社會主義是十年二十年以後的事，一面在1952年就開始了所謂的公私合營，一夜間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把全中國的民營企業消滅殆盡。

馬雲也許預見到了新一輪的公私合營就要開始了，其實已經開始。馬雲宣布辭職的第二天，馬雲好不容易從孫正義、楊致遠手中奪回來的搖錢樹「支付寶」，就被官方「收編」了。說是收編，其實就是被搶走了。

中國人常說，溫故知新。2008年2月24日美國之音記者李肅發表了〈1949之後：背信棄義工商業改造〉一文，客觀地回顧了那段血雨腥風的日子。而那時的情況，是很多年輕人不知道，而老年人又不敢說的，因為說了，就是在「反黨、反社會主義」。

1949年謊稱民企再活15年

文章首先介紹了中共用暴力搶奪來政權後，政權不穩，為了保住經濟不下滑，為了讓民營企業家們不往香港、美國等地轉移資產，中共對他們進行了欺騙。

「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邀集一些資產階級盟友在北京召開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責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這是中共對自己政策的一種宣示，也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一種承諾。

當時中共決定中國要先經過15年到20年的資本主義過渡期，再進入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期被中共稱為『新民主主義』時期。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毛澤東還不斷給民族資本家們吃寬心丸。在1949年9月中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黨外人士向毛澤東詢問什麼時候向社會主義過渡？毛澤東回答說：『大概二、三十年吧。』1950年6月23日，在政協會議上，毛澤東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還在很遠的將來。」

在這一時期，由於中共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中國的私有經濟發展迅速。根據中國的統計，在1949年，中國共有資本主義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是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但中共說變就變。

1952年毛澤東就變調了

中共建政將近三年以後，「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了；農村的土改完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消滅了大量潛在的敵人；「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軍隊打成平手，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共產黨頗為有利。

中共建政將近三年後，「五反」運動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警告。圖為「三反五反」時期廣州某藥房老闆被店員鬥爭。（資料圖片）

這時，毛澤東覺得該是實行社會主義計畫的時候了，也就是先把私人工商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然後再把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營企業。於是，毛澤東的口氣開始變了。

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統戰部一個文件上批示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儘管毛澤東在1953年9月還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要出於資本家自願，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然而中共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一開始就是強令執行，私人企業主沒有任何發言權。中共當時得意洋洋地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對於私人企業家，中共開始時執行的策略是「步步為營」，慢慢從蠶食到鯨吞。

1950年，中國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的盈利餘額；到1953年，就是在毛澤東表示「要出於資本家自願」的那次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私人企業的利潤分配表，就是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和獎金、私營股東的所謂「四馬分肥」，企業主的紅利被降低為盈利的20.5％。

從1953年起，中共開始在一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分經營和管理企業。私人企業家儘管仍然持有多數股份，但是卻要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公方代表。

即使是這樣，毛澤東仍然覺得進展太慢。1955年，毛澤東再次改變政策。這一年11月，毛澤東批評了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12月下旬，毛澤東提出：「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於是，中國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公私合營」運動。私人企業主的利潤分紅被取消，改為根據企業主的股份每年發放相當於股價5％的「定息」。而企業股價的評估，中共規定要「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

但在中共的強權威脅下，資本家根本不敢如實報告自己的資產有多少，都是低報。「兵臨城下豈敢爭價？」

1956年一夜間就公私合營了

當時，私人企業主們往往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以中國上海的大資本家榮毅仁為例，「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一個人，他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

也有被中共打怕了而主動歡迎公私合營的。

文章舉例說，在文革時因寫了〈出身論〉而被槍斃的遇羅克，他的母親王秋林和父親遇崇基，日本留學回國後，辦了一些小工廠。中共掌權後，王秋林辦的小鐵工廠，共產黨組織的工會或者政府這方面出面，說必須得給工人提高工資。提高來提高去，成本加大了，經營起來就非常困難了。

遇羅克在文革時因寫了〈出身論〉被槍斃。（資料圖片）

三反五反時，遇崇基被無端扣上巨額偷稅漏稅的罪名，投入監獄。後來又莫名其妙地被放出來，說是既往不咎了。但這一下把王秋林嚇壞了，她差點去自殺。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說：「因為『三反五反』運動特別的殘酷。『三反五反』一過去，大家都覺得好像是解放了似的，可熬出頭來了。這時又提出公私合營，那當然大夥兒都覺得，哎呀，我可不想當資本家了，因為當資本家太受冤屈了，誰當然都不願意受這種氣了。」

「我母親她也看透這個形勢了，所以一說公私合營，她馬上舉雙手贊成。她說，我可得到解放了，我可不想當那個資本家了。她一高興呢，政府就覺得你是積極分子，從此以後呢，我母親就變成了政協的委員啊，人民代表啊，同時就讓她當了合營以後廠子的廠長。那當然我母親也何樂而不為呢，這總比挨整強，因為她覺得，我有這些身分是不是還更安全一點呢，所以她當然很高興。」

結果，中國公私合營的速度快得驚人。大規模公私合營從1956年年初才開始，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才通過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決議。然而到了當年第一季度末，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已經達到99％、私營商業達到85％。1956年，中國公有制經濟已經占國民收入的93％，私人工業企業幾乎絕跡。

1955年中國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公私合營運動。1955年11月23日上海市私營永安股份有限公司實行公私合營。（資料圖片）

毛澤東當年曾經對中國資本家的資產做了一個評估，說「工業方面有25億元，商業方面有8億元，合計是33億元」。公私合營實際核定的私股資產最後只有24億元，分別屬於114萬個私股股東。原定從1956年1月開始發放七年定息。後來毛澤東「開恩」，延長了三年。

2004年中共推出《物權法》

文章接著說：否定之否定歷史轉了一圈。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協通過了《共同綱領》。七年之後，中國800萬人的私人財產被剝奪了。但55年後的2004年3月14日，中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協通過《共同綱領》，七年後，中國800萬人的私人財產被剝奪了。圖為1955年中國西部一家製作錫盒的工廠。（Getty Images）

但中共根本就沒想到去賠償當年非法占有的民間資本和資本家的財產。中共之所以現在推出《物權法》，主要是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通過種種的非法途徑瓜分了大量的國有財產，急於通過一個法律來保護他們現有的非法所得。

這篇文章發表在2008年2月，如今10年過去了。這10年中，中國民營企業又發展成了中國經濟的主力大軍。

2018年民營經濟占比超60％

據人民網報導，2018年9月6日，國家發改委就促進民間投資有關工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了一系列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從投資總量占比看，2012年以來，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連續五年超過60％，最高時候達到65.4％；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目前民間投資的比重已經超過八成，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投資的主力軍。

從促進產業發展看，民營企業機制靈活、貼近市場，在優化產業結構、推進技術創新、促進轉型升級等方面力度很大，成效很好。據統計，我國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

從吸納就業看，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生力軍是就業的主要承載主體。全國工商聯統計，城鎮就業中，民營經濟的占比超過了80％，而新增就業貢獻率超過了90％。

從經濟的貢獻看，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的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了6500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了60％，撐起了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同時，民營經濟也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2009年後不斷推進國進民退

但是馬雲辭職後，人們更多地發現，中共早就開始了對民營企業的打壓，所謂「國進民退」的方針，中共早就在執行了。而吳小平的文章，只是把中共的心裡話給說出來了。

吳小平的意思，一是私營企業對中共殺雞取卵式的社保徵收進行牴觸，反映出私企不顧大局、自私自私；二是當前中共已到生死邊緣，必須集權；三是預見將要出現一種新型經濟模式，國家資本主義。

10月9日，在消息樹網站署名cgd2018發表了〈中共大搞國進民退〉，文章說，2009年開始，中共開始搞國進民退。國有資本入股部分非公企業，擴大黨國專營的領域，強制有規模的非公企業設立黨組織。2011年，薄熙來統治重慶達到巔峰，此輪國進民退也達到巔峰。2012年，隨著薄熙來倒臺，重慶模式破產，國進民退迅速消退。

可是不到三年，2014年底，中共提出吸收民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2015年，新一輪國進民退開始，中共提出做大做強國企。2017年，中共將當年的重慶模式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鋪開（除了江、浙、滬、海南等東南沿海部分地區），國進民退也達到新高峰。

打壓非公經濟，部分民企外企收歸國有，強制外企合資，並規定企業的黨組織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有最終決策權，賦予公司黨委凌駕於董事會的權力，黨管企業。不僅要求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設立黨組織，還強制在企業內部設立中共官方的工會。不但大陸搞，香港、澳門，以及海外大學、華人公司都要堅持黨的領導。

2017年下半年，中國多地開展公租房，租房市場也由黨國專營，更是國進民退的體現。以此打壓民營租房企業、單身公寓等行業經營者，打壓民間出租房提供者。也更方便中共管控外地人口，凡是被政府認為沒有必要事由的異地戶籍人員，都無房可租，實現中共控制人口流動的目的

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安邦、明天系、華信等民企巨頭接連遭整肅，被強制收歸國有。2018年1月，中共黨媒發文宣揚消滅私有制；2018年2月以來，習近平先後提出「決不允許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等一系列講話。表面了中共就是要大搞公有制的立場，暗含著打壓民企外企的意圖，因為市場就這麼大，大與小都是相對而言的。

中共提出的「民企參與國企混改」，就是要讓國企兼併民企，或搞公私合營。隨著中共對外資的徹底打壓，貿易戰也導致大多數外商撤資。中共沒收了大量外商的財產，剽竊了外商的技術，徹底趕走了外商，接下來就要對民企動手。

2018年8月初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決定要逐步回歸計畫經濟。2018年8月以來，中共為了加劇國進民退，妄圖消滅私有制。中共大搞輿論造勢，妖魔化民企外企，謊言開道。

2018年9月，吳小平發文稱民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國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還說不宜再發展更多民企，提倡新一輪公私合營。中共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一次會議上，發表「共用民企發展利潤」的言論，又說要推進職工參與對民企的「民主管理」，同時「民主管理工作」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據時事評論員樂道分析說，WIND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15年，大陸的民間投資比重持續大幅下降。從2009年開始，中糧入資蒙牛、中化收編民營化肥廠、五礦和中鋼收編民營鋼廠，就已拉開序幕；肇始於2016年的環保風暴則以一刀切式的蠻橫在全國範圍封停私企。

2018年截止至9月1日，已經有23起國有資本收購上市公司控制權交易的發生。前不久的萬達、京東、阿里甚至恆達等私企，紛紛以種種原因陷入被動和困境，更傳言國有資本已經準備收購華為，眼看國進民退的步伐是在突然間加快。

馬雲的支付寶被收編，馬化騰的遊戲軟件被限制導致股價大跌等，都預示著新一輪的公私合營、國進民退正在進行。（宋碧龍／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