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間諜活動加劇道德墮落

中共的間諜活動使中國這個國家成為世界上監視最多的國家。圖為一位工人檢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監控攝像頭。（Getty Images）

中共的間諜活動正在成為世界範圍內對社會的威脅。

澳洲學者指網路間諜活動普遍，無法為其賦予道德品質，中國的情況最為糟糕。

中共為保護其獨裁，創造了史上最大的國內間諜機器， 監視本國公民，觸角並已越來越多地延伸至國外。

編譯 _ 李清怡

中共的間諜活動正在成為世界範圍內對社會的威脅。自由世界的幾家領先企業並不反對幫助中共間諜大師們實現目標。一些西方政府機構甚至對基本的道德界限都不敏感，且非常熱衷於模仿中共所開創的最先進間諜技術，促成這一全球性的威脅。

新南威爾士大學澳洲網路安全中心（ACCS）的奧斯丁（Greg Austin）教授在《亞洲對話》在線雜誌文章中說，一種可能的解釋是：

正因為網路間諜活動如此容易，而且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再也無法為其賦予道德品質。也許我們被這些入侵的龐大數量及其特性搞得道德上都麻木了。當然中國的情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糟糕。

中國是監視國民最活躍的國家

中共的間諜活動使中國這個國家成為世界上監視最多的國家。中國是監視本國公民最活躍的國家，從科學家、商界領袖，到軍事人員、警察、法官，以至整個政治階層無一例外。

中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國內間諜機器，發明了臉部識別技術、車輛和智能手機的實時跟蹤以及人工智能的監控應用。這種間諜機器（或至少是）針對所謂的「內部安全」，即保護共產黨的獨裁，其觸角已經越來越多地延伸至國外。

但現在，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是由於內在還是外在原因，如果你成為中共間諜機構感興趣的目標，並且被「連接」上，那麼，中共的國家監視機器就能夠接觸到你並觀察到你。這是我最近重要的系列調查結果，內容出版在新書《中國網絡安全：下一波浪潮》（Cybersecurity in China: The Next Wave）及之前出版的《中國網絡政策》（Cyber Policy in China）中。對於中共而言，對感興趣的人進行網路監控，遠比通過任何形式的間諜活動竊取西方技術祕密更為重要。

雖然後一種背信棄義的偷竊技術行為並不新鮮，但從道德和政治角度來看，中共利用新的間諜技術及其吸引國際行業合作夥伴研究人工智能的能力，這些方面的細節值得進一步研究。因為西方逐漸開始對大規模監視技術產生興趣，而這些技術正在成為中共極權模式下政治控制的基礎。

間諜活動可能一度被定義為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對外活動，但現在這種定義早已被其他形式的間諜活動所取代，包括公司和個人以及各個國家之間的工業間諜活動。間諜活動曾一度被理解為具有高度針對性的專業活動，用於實現國家最高目標，例如預測特定的國家安全威脅。然而今日網路間諜收集數據的潛力如此巨大，以至於無法再想像所收集數據將能用於何種目的、用於多大範圍 。

間諜活動有形特徵界限的消失正與理性和道德的墮落相對稱。這在2017年《技術評論》期刊的一個標題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俄羅斯通過卡巴斯基防毒軟件(Kaspersky )監視美國，而以色列間諜發現了俄對美的間諜活動〉。雖然這似乎意味著兩個敵對聯盟之間傳統的「我們對抗他們」，但是，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們從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得知，至少一名俄羅斯卡巴斯基實驗室的高級間諜向美國人透露，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證據雖然遠遠不夠，但有幾個指標表明，平均看來，IT專業人員（無論國籍）在保護IT用戶利益方面的道德標準低於該領域以外的人。這似乎是因為IT專業人員更有優勢，經常在不顧其他考量的情況下將技術擴張。最近發生的Facebook和 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醜聞證實了這一點。

有理由相信，現實中一些西方政府也開始出現這些現象，每一次針對本國公民擴大使用新的網路權力時，似乎意以國家安全考量為由。西方政府一向是保護人權，而中共一直是西方保護人權的剋星，如今，我們是否也淪落到了中共的地步，帶頭踐踏曾經自由多元民主國家的人權？

中共的監控不會只停留在中國

美國大西洋 （The Atlantic）網站刊登斯坦福大學學生米歇爾（Anna Mitchell）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戴蒙德（Larry Diam）的聯名文章中說，中共的電子監控實驗對中國互聯網的言論自由和人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中國公民越來越避免發表任何形式的獨立觀點或批評，因為擔心自己的數據被閱讀，擔心自己的行動被政府記錄下來從而遭受處罰。這正是該項目所要達到的目的。

而且，中共的監控不會只停留在中國。其壓制百姓的技術模式可向全世界其他專制政權傳播。從這一點上來看，不要說中國13億的百姓令人擔憂，他們原本微薄的自由會逐漸消失，就連世界各地民主國家也成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監督和譴責這種走向歐威爾世界的邪惡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