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將至 財新網刊中國民主轉型敏感言論
與習近平陣營關係密切的財新網近日刊登美國學者福山關於中國轉型民主的敏感言論。
王岐山與習近平今年先後會見福山,談論政治改革等敏感話題。
外界關注,習當局及體制外人士近期密集釋放中國「大變局」的信號。
文 _ 唐文、古春秋
11月1日至3日,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40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前政要、戰略家和企業界領袖與會。會議期間,鳳凰評論採訪美國著名學者和作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福山。
11月25日,大陸財新網博客欄目發表了鳳凰對福山的採訪內容。福山在採訪中表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這個國家的財富積累是有聯繫的。財富積累影響教育水準,中產階級想要擁有以及保護自己的財產,他們對政府的要求更高,他們想要一個能保護他們的權益、財產權及個人權益的政府。當然這也並非絕對,例如印度,雖然很窮,但建立了比較好的民主制度。
美國日裔學者福山2010年12月19日在復旦大學與學子交流。(大紀元資料室)
從1970年至今,全世界擁有民主選舉制度國家的數量增長了約100倍。目前,全世界約三分之二的國家都有民主選舉。福山說,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確實失敗了,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一些國家。一部分原因是這些政府的管理不夠有效,沒有強有力的政府,沒有擺脫腐敗,以及不能提供大家所要求的基本服務。
福山認為,現代政治體制有三個要素:有強而有力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民主責任制。如果只有強大的政府,則會導致獨裁主義;如果只有民主,則可能會造成政府的軟弱和無效。中國一直都有強有力的政府,「但中國還不完全是個法治社會,因為共產黨制定法律卻不完全受法律的約束」;「正式的民主責任制在中國還不能算有」。
福山認為,中國可以仿效德國等很多歐洲國家,從建立法治社會開始,然後再過渡到民主制度。
歷史終結於民主時代——福山簡介
福山是一名美國作家及政治經濟學者,他在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中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給予最高地位,是「資本陣營」的勝利。
福山的名氣大約與他在1989年宣稱自由民主制的誕生代表歷史的終結關係甚大。這個理論的要點是共產主義制度失敗以後,沒有其他政治制度可與自由民主制競爭,歷史的發展到此已經終結了,以後是各國如何轉型為自由民主制了。
福山可能是當代全球最暢銷的政治學家。其父出生於芝加哥,為第二代日本後裔,並於芝加哥大學修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他的祖父1905年逃離日俄戰爭,來到洛杉磯,開了一家五金商店。
福山的母親出生於日本京都,為京都大學經濟學系創始人的女兒。福山本人就讀康乃爾大學,並獲得文學士(主修古典文獻與政治),並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博士,師從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89年初,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福山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
這是一個爭議性極強的表述,在東西方學界掀起軒然大波。令人驚異的是,福山提出此論的幾個月後,柏林牆驟然倒塌,人們似乎開始意識到福山提出的問題並非虛構,一股歷史的「終結熱」很快形成並瀰漫全球。福山也在該文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刪去了原標題的問號,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此書的出版引發轟動,曾連續登上各類暢銷書排行榜,先後被譯為20餘種文字。
福山在此書中指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
福山指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自由民主」資本陣營最終勝利。圖為一幅受護欄保護的東邊畫廊柏林牆彩繪作品。(Getty
Images)
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承認每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因而他相信民主制具有道德上的基礎。就「歷史終結」這一問題,福山認為,人類終將「接受世界歷史『市場』的判斷」——歷史相當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人民不再表達極端不滿之時,就可以說這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贏得了競爭。在福山眼中,自由民主制就是歷史市場上的一個勝利者。
福山不是純粹思想型的學者,他更善於行動。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年僅27歲的福山擔任蘭德公司這一軍事智囊的初級研究員。他的任務是找到抗衡莫斯科武力的策略。福山剛剛在哈佛完成了有關蘇聯外交政策的博士論文,他很快發現,華盛頓對南亞一無所知,這個發現令他非常不安。
福山回憶說,他打了一個電話,由此受到三軍情報局邀請他對西北邊境省進行為期2周的巡視,他指的是巴基斯坦的情報機構以及它緊鄰阿富汗的危險邊境地帶。
福山很快地搭乘飛機抵達目的地,開始採訪阿富汗難民,與開柏隘口的士兵們進餐。在一張照片上,帶著時髦太陽眼鏡的福山吃著芒果,咧嘴笑著,身邊是一名巴基斯坦上校。返回後他遞交了一份報告。很快,雷根政府開始往巴基斯坦運送F-16。福山否認是他的研究催化這一決定。
有評論說,福山像一條知識界的變色龍,遊遍世界的版圖。福山說自己「就像許多人的故事一樣,我的經歷帶著我隨意地四處漫遊,毫無計畫地去到了一些幸運的地方。」
福山的著作不僅涵蓋了政治和哲學,還涉及人性。美國外交政策歷史學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說福山在思想上無比誠實,「他追隨著自己的頭腦。他的第一要務是他所看到的真實。」
福山在追求真實之外,對個人的喜好也不肯放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他不願回到政府工作的部分原因,在那裡他沒時間玩這些東西。
他的個人喜好展示在他家中的辦公室裡:一個從地板高至天花板的櫃子裡擺放著一堆高端音響設備——包括一臺太空時代造型的唱盤,幾乎花去一輛二手車的價錢。
福山說,「瘋狂熱愛這類東西的人們不談論低或高,他們談論聲音的空間感。」另外,他擁有一個木工棚。他還是個業餘攝影師,在某些時刻,他花在思考裝備上的時間和每天上班分析政治的時間差不多。
福山的工作和歷史有關,這使他有時會把自己想像為一個19世紀的「偉大歷史人類學家」。這些學者的著作架構宏大,充滿雄心,跨越多個學術領域和人類歷史的所有階段。
福山常把自己和《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戴爾蒙德(Jared Diamond)相提並論,他認為戴爾蒙德的工作也許和他目前所進行的工作最接近。
不過,福山感到遺憾的是,戴爾蒙德在對發展的考察中並不考慮文化與思想。對福山來說,思想才是至關重要的。在他看來,正是思想點燃了歷史的引擎,在一個嚴肅偉大的思想褪色的時代,福山正在試圖復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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