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第454期 20151112

中國人口政策失誤揭祕

by 季達

中國實行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已35年，期間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極大變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已造成決定性的影響。（AFP）

中共五中全會全面放開二胎的新政策，引起極大關注。

中國嚴格實行一胎化已35年，此一政策失誤致使人口結構發生極大變化，由此衍生的人口老化、勞動人口下降及性別失衡等問題深重。

文 _ 季達

中共18大五中全會10月底舉行，會議結果顯示之前輿論普遍關注的問題並未出現令人意外的結果，尤其是高層人事安排方面完全沒有動作，「十三五」計畫也似乎在舊有的軌跡中慣性滑行。唯一令海內外略感意外的，是有關全面放開二胎的新政策。

中國實行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已經35年，期間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已經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開放二胎引起極大關注。中國開放二胎能否對目前中國所面對的由人口結構造成的問題，如面臨人口老化、勞動人口下降、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以及其他相關問題，有所緩解？

彭博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歐樂鷹和彭博經濟學家陳世淵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們認為，開放二胎對出生率和經濟的影響有限，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1. 新增嬰兒加入就業大軍尚需時日；2. 年輕人面臨敦促他們更賣力工作、更晚成家的社會壓力；3. 既有政策本就存在諸多例外，政策的變化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大。中國此前也放鬆了一次人口政策，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妻生二胎，但此舉遠未實現一年增加200萬嬰兒的目標。

中國人口結構惡化影響深遠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實行嚴格一胎化政策，強迫中國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簡單來說，如果維持過去中國1.5至1.8的人口替代率，中國將在50年後出現過度老齡化現象，即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30％。這種結構，等於是每一個工作人口（16至59歲）將撫養一個老人。目前，中國是四個工作人口供養一位老人，十多年之後，將是兩個勞動人口供養一位老人。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目前中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缺口約為28萬億人民幣。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速，這個缺口只可能越來越大。

中國將在50年後出現過度老齡化現象。目前中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缺口約為28萬億人民幣。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速，缺口將越來越大。（AFP）

中國人口結構惡化的另一個問題，是男女比例失衡。中國將有3000萬適齡男性找不到妻子，這個事情發生的時間，是三年之後。男女失衡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強姦、同性戀、亂倫等性犯罪和社會道德問題，同時也將刺激中國的暴力犯罪比例大幅上升。沒有婚姻，甚至沒有正常規律性生活的年輕男性，是社會安全穩定最大的隱憂，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樣。

中國人口結構惡化的另一個問題，是男女比例失衡。三年後，中國將有三千萬適齡男性找不到妻子。（AFP）

再有一個問題是勞動力不足。中國的勞動人口目前正處於最高峰，很多沿海企業卻仍舊無法找到足夠的勞動力就業。未來十年之內，中國的勞動人口將減少3000萬至5000萬人，情況將更為嚴重。

目前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替代率大約為1.8，但學術界的估算悲觀的多，大約是1.5。有些研究人員甚至認為，中國目前人口替代率大約在1.2左右，遠遠低於維持人口規模所需要的數位。

所謂人口替代率，是指一個婦女一生中所生子女的數量。在現代醫學和衛生條件下，維持人口均衡穩定的人口替代率約在2.1至2.2，也就是成年的子女人數剛好是兩個人，正好取代離世的人口數量。參考聯合國2010年的中國人口報告柱狀圖，可以看到中國到2050年時候的人口結構狀況。對很多國家的決策者來說，該圖展示了一個相當恐怖的未來。

聯合國人口金字塔圖。

然而，經過了35年的強制一胎化，中國人口結構惡化的趨勢已難以改變。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評論說：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與計畫生育政策，共同導致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中國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真正障礙是，撫育孩子的成本高昂，以及那些希望兼顧生育孩子和職業發展的女性面臨巨大的機會成本。自2002年以來，即便是伊朗的母親們也沒有生育足夠的孩子來保持人口替代率。

國際上一個普遍被研究人員認可的標準，是成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恰成反比。美歐發達國家和日本的情況，很好地說明了這種趨勢。在印度的研究中，對待女性受教育權不同的邦，出生率也明顯不同，婦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率越低非常明顯。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男女平等狀況最好的國家之一，婦女受教育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同等收入水準的國家。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也證明，中國男女受教育的水準幾乎相同。這為未來估算中國人口出生替代率提供大致的參考。

而養育子女的高昂成本，以及生育子女為受過教育的婦女帶來的機會成本，也都是促使生育率低的原因。

簡而言之，中國一胎化人口政策沈痾難起。

按照人民大學周孝正的說法，中國現在的出生替代率實際上只有1.2，以此計算，每一個世代中國的人口將減少一半，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回到抗日戰爭勝利時的水準，即大約6億人左右。

中國人口政策失誤的真正原因

80年代，中國政府意識到人口爆炸將為中國帶來嚴重問題，準備開始強力推行嚴厲的計畫生育政策。當時在中國官方媒體和學界流行一個說法：「批錯一個人，多生三億」。根據這個說法，50年代中國著名社會學者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議，認為中國的資源無法承受太多的人口，但滿腦子舊思想的毛澤東認為「人多好辦事」，把馬寅初打成右派，結果中國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

然而真正的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50年代，中國援助北朝鮮，主要由中共軍隊為主力的共產黨軍隊在朝鮮半島和主要由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打了兩年的熱戰。中國軍方內部的估算，中共軍隊傷亡120多萬人，死亡人數約30萬。相比之下，美軍陣亡5萬人（實際3.8萬人），受傷20萬人左右。據此估算，中共內部得出美軍和共軍戰鬥力比較大約為1比8。

其中最著名的戰役是長津湖。中國戰鬥力最強的九兵團20萬人包圍大約2萬2000美軍，一個星期戰鬥下來，美軍陣亡1000，受傷近萬，美軍陸戰一師衝出包圍圈，而九兵團陣亡1萬2000，受傷4萬5000多人，徹底失去了戰鬥力。

要知道長津湖戰役是美軍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遭到中共軍隊分割包圍，倉促應戰的，美軍戰鬥力之強大，給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從此毛澤東不再強迫彭德懷達到「殲滅美軍整編師」的要求。

戰後的總結，實際上確定了中共建國之後若干年的軍事、政治甚至經濟建設策略，這些策略實際上奠基在一個對全球政治的基本大勢判斷上，即「世界大戰必然爆發」。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世界大戰「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最好打核戰爭」。之後多年，中共的戰略判斷仍然是「世界大戰必然爆發」，而中共對此熱烈期待，「一戰打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二戰打出十多個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第三次世界大戰，必將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為了應付這樣的戰爭，毛澤東的戰略是「誘敵深入」。他意識到無法在海上和美國人較量，因此希望能夠把美國大量軍隊引入中國，讓他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和這個戰略配套的，是讓出沿海，依託中國的群山峻嶺，因此要把中國主要軍事和重工業搬到西部和北部，在和蘇聯交惡之後，再搬到中西部山區，這是三線建設的原因。

中共建政前40年，幾乎未在沿海投資興建過任何一個大型工廠，未在東南部修建一條公路和鐵路。

與此相聯繫的，則是中共統治下的人口政策。按照1比8的比例，中國人口必須比美國（以及後來的蘇聯）多出8倍。美國當時1.5億人口，中國則必須有12億人。毛澤東的名言，「原子彈怕什麼？！核戰爭怕什麼？！中國人口死亡一半，仍然可以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正是這種人口政策的基本寫照。

正因為如此，才有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舉動。中國這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北大校長，顯然並不了解中共最高層的戰略構想和基本判斷。

事實上，中共自文革期間開始推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也和此一大戰略相關。核戰爭的焦點在城市，一旦爆發大國之間的原子彈互轟局面，城市人口將大幅度下降，把年輕人口轉移到鄉村地區，便成為一個極為優化的戰略措施。

70年代初之後，對中共最大的威脅變成了前蘇聯，中國開始聯美反蘇，形成了一個戰略策略的大轉變。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的基本判斷發生了變化，「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早打不如晚打，爭取時間搞好建設」。此時正是周恩來在第四次全國人大提出「四化建設」，並重新啟用鄧小平的時期。

鄧小平80年代初第三次上臺掌權前後，中共的政策再次發生變化，「世界大戰可以避免」。這時，中國人口已經超過十億，達到了中國經濟能夠承受的極限。

了解這樣的背景，中國人口政策的變化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基本上，中共人口政策是其政治、軍事策略的一部分，其強度之大前所未有。而後期因為日益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被迫採取高強度的計畫生育政策，對前期的極端人口政策進行修正調整。

中共人口政策是其政治、軍事策略的一部分。後期因為日益巨大的經濟壓力，被迫採取高強度的計畫生育政策，對前期的極端人口政策進行調整。（AFP）

得人者得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中國的一句老話。然而，必須先得「人」然後才能得「人心」，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中古時代都為統治者所了解。翻開中國的歷史，內部奪權戰爭，甚至是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掠奪戰爭，都夾雜著掠奪人口的行動。「裹挾若干男女而去」，「將數萬民搬入長城」等等字句，莫不說明這種「奪民」措施是戰爭策略甚至戰略目標的一部分。

在秦漢以來的歷史上，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大約在二成到三成之間，基本變化不大，而中國生產力水準（GDP）所占的比例，也大致相當。唯一例外的，是1840年之後，應該是拜現代工業化所賜，中國GDP所占比例逐漸降低，大大低於人口所占比例。

人口和經濟的相關性，在美國宏觀經濟研究者哈利．鄧特二世（Harry Dent Jr）的研究中尤為突出。鄧特認定，人口統計數字與經濟發展和長期波動的關係無法分割。在The Demographic Cliff（臺灣譯本：2014-2019經濟大懸崖）一書中，鄧特分析了日本、美國和歐洲的人口結構與其長期經濟波動的關係，指出人口結構基本決定了其經濟的宏觀走勢。

美國宏觀經濟研究者鄧特在其著作《經濟大懸崖》中預測，當中國經濟勉強度過即將來到的大衰退，卻遇到人口懸崖的困境。（AFP）

他分析了不同年齡人口消費的特點和水準，指出在46歲到56歲之間，單個個人的消費水準最高。此時，他的子女已經大學畢業進入社會工作，而個人收入最高，卻尚未面臨大型疾病所導致的大筆醫療開支。而人在30歲左右結婚，是結婚生子買房子的高峰期。22歲到30歲，則是初入社會工作，交友、娛樂、旅遊的開支最大。

這種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特點和水準，決定了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品質。

以日本為例，日本在戰後最早出現生育高潮，而在1990年40多歲的人口達到最高峰，從此日本的高消費人口導致了日本經濟在那個時候出現停滯甚至逆轉，至今無法解脫。而歐洲和美國，大約是在50年代出現嬰兒潮，在2007至2008年，美國高消費人口見頂，然後經濟大周期出現轉折。

鄧特有關人口統計資料和經濟之間相關聯的諸多著作，最後一本《經濟大懸崖》在2012年出版，其中加入了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書中大概的意思，是說因為中共瘋狂的舉債投資，導致經濟高槓桿化和泡沫極大化。他對比了和日本、美國及歐洲各國的公私債務比例和收入狀況，認定這種政府高強度干擾市場的行為，一方面支撐了泡沫經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為未來泡沫破滅之後的經濟硬著陸之前所未見的劇烈程度埋下伏筆，而且失去了可能的市場經濟自我調整的空間。

他的結論是，當中國經濟勉強度過大衰退的時候，卻又要遇到人口懸崖的困境（五、六十年代生人越過消費高峰期）。

災難或突破人類的選項

18世紀社會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首先提出人口論，認為人口暴增和人類災難息息相關。按照馬爾薩斯的理論，人類生產力增長刺激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導致資源貧匱，資源貧匱導致社會矛盾，社會矛盾導致戰爭等災難。過去幾千年，人類歷史正經由這樣的周期不斷發展。

然而馬爾薩斯對歐洲人口暴增的警告，卻並未真正落實。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口的減少，遠遠不如同期生產力上升刺激的人口增長。16、17世紀全球人口的大幅增長，和美洲食物引進舊世界有莫大關係，馬鈴薯、番薯等根塊食物，大大降低了戰爭和其他發生人為災難地區人口的死亡率。18世紀之後的全球人口增長，則與工業化革命大大提升了生產力有關。

從歷史上看，人類人口增加，和人類生活水準提升及生產力突破都是正相關的關係，但在人口的斷崖式結構，則很可能帶來短周期內的社會大震盪，處理不好，必然引發長期的經濟和社會下行。這是一個恐懼和慾望之間的平衡關係，一旦失衡，那些缺乏社會底層自發組織的社會將出現更為嚴重的巨大崩潰。

或許，人類正在走入另一個突破的時代，這個被稱為資訊時代的新世紀卻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入場券，正如工業化時代不是只需要機器設備，而更需要一個配套的社會組織和新文化。新世紀也是一樣，不僅需要互聯網等新技術，它也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平行網狀的社會結構，需要一種自由且寬容的社會環境，也需要一個高文化和道德水準的人文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