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變質 危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20多年來,持續關注香港憲法改革和人權的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大為,近日發表文章表示:「無論是港人,還是國際投資人都不願看到北京當局對香港加緊管制。」中共收緊管制香港的民主、人權問題與不確定因素可能危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編譯 _ 李清怡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大為(Michael C. Davis),近日在《耶魯全球》上發表文章,題為〈中共收緊對港一國兩制〉。描述了中共與香港的關係。
中共「一國兩制」白皮書變質
近年中共否認曾經對香港公民承諾的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2017年香港特首大選事宜陷入僵局:民主人士主張公開提名;中共想要候選人制。戴表示:「無論是港人,還是國際投資人都不願看到北京當局對香港加緊管制。」港人長期的不滿、中共收緊管制與不確定因素可能危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全世界怵目驚心地看到中共關押幾百名人權律師,嚴格審查互聯網,批評學術界使用西方教材,與此同時,香港也因為民主問題與北京進行長期抗爭。中共強烈的控制慾和干涉慾顯然已經侵犯了香港和其他國家。香港能否找出一條出路擺脫北京當局的箝制嗎?
在過去的一年裡,北京作出的種種決定表明,港人和國際投資人所長期賴以生存的「一國兩制」模式已經變味了。
北京當局肆意解讀香港基本法關於人權與民主承諾的定義,這表明,中共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一個世界最強硬的政黨箝制下,香港可能無法繼續保留其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民主抗爭的原因,遠遠不只是個選舉問題。抗議者們要求民主的呼聲意在擺脫中共的控制,民主被看作是捍衛自主和法律的關鍵,是香港體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中共與香港的關係並非一直都是這麼緊張。1979年,中英條約承諾,香港可以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治港,保護人權自由,司法獨立,擁有最終裁決權,以維護香港現有的法律,遵守《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內容也一併包含在基本法中。
在1990年時期,香港基本法大體上履行了這些承諾,然而在選香港特首這個議題上,中共聲稱:其「最終目標」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這使香港的獨立司法和最終裁決權受到了威脅,因為最終解釋權把在中共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手中,而早年,中共人大常委幾乎沒有對香港行使過這種權力。
在2000至2010年中期開始,北京開始箝制香港,與此同時,香港的抗議者要求北京當局兌現承諾的呼聲日趨高漲。北京要求實施國家安全法、努力進行愛國教育等行為遭到民眾抗議,香港地方政府經常是北京利益的代言人,這種現象引發了香港民眾對民主的強烈呼聲。
之後香港開展了佔中運動,也就是現在稱之的雨傘運動,由於抗議者使用雨傘抵制催淚彈而得名,結果是,北京當局更加阻止真正的民主改革。
削弱民主治港 商人投資轉向海外
2014年6月北京關於「一國兩制」的白皮書表明,北京當局想要控制香港。北京當局批評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混淆和片面」,攻擊香港的核心價值和制度。香港法官將中共人大常委會描繪成法律的保衛者,被中共冠以「行政長官」的稱呼,他們被告知,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中英條約自此被實質性地拋棄了。
白皮書出臺後,佔中運動的發起者6月分組織市民公投,原本預計10萬人投票,結果吸引了80萬投票,贊成公開提名的選舉模式,以擺脫北京的控制。選民們義憤填膺,不僅是因為白皮書,還有一份香港政府的諮詢報告,看上去是替北京當局發聲。
北京當局認為,普選的意思就是每個人都能夠投票,隨後,2014年8月31日,北京宣布允許港人「普選」的決定,卻是從親北京的提名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中最多選出3名。
香港政府緊跟北京當局的指示,泛民主陣營提出的妥協計畫統統被拒絕。
面對官方如此漠然的態度,泛民主人士選擇否決2015年6月的立法選舉,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守護香港的戰役打響了。中國大陸經濟日漸衰退,同時,北京當局加緊對香港的限制,港人治港的承諾被取而代之。原本應該自治的政府完全缺少發聲的權利,這使得香港陷入了一場政治戰役,港人上街與北京政府抗爭。
這場戰役當然使得民眾對中共的承諾漸漸失去信心,有些商人開始將投資轉向海外。民主陣營、香港政府以及北京政府都發現自己陷入了僵局,不清楚接下來的路將走向何方。
為打破僵局所付出的努力看起來是註定要走的路,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讓北京當局認識到一點:香港政府完全妥協無益於國家的利益,香港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能夠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作用,這就需要一個願意代表香港的政府,捍衛其核心人權和法律價值。
被削弱的自主權與法律不僅威脅著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破壞著香港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在他們看來,香港將無異於其他中國城市,因為外國人在中國享受不到可貴的法律環境,中國也將失去原本「一國兩制」模式所帶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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