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來只有兩個結果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擺在面前的只有兩個結果。第一個是北京做出退讓，推出香港特區政府和部分中央治港官員作為替罪羊，給出充分的緩和空間，逐漸消解香港市民的憤怒情緒，使香港社會治理逐步回到梁振英之前的局面。第二個，則是中國政府繼續強硬壓制，最後大爆煲，一國兩制壽終正寢，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徹底消失。
不自由，毋寧死！基本上是香港未來的寫照。享受過多年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無論如何難以接受倒退入一種專制的生活模式。這是問題的癥結，從未享受過真正自由的人難以理解。
從宏觀角度看，這個道理其實更簡單明白：自由港，沒有自由，就沒有香港。
過去三個月發生在香港的運動，本質上是兩種制度和社會模式的衝突。拋開複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人類對自由本身的追求是永遠無法消滅的。
事實上，在如何對待香港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而特別擔心香港一國兩制消失的人，恰好是中國的權貴階層。這同樣和自由有關。權貴階層擔心香港自由經濟體制消失，使他們失去一個可以自由挪動資金的管道，因而不願香港的自由經濟體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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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之後，中共傳統的治港機構並未獲得最大的利益，包括原先存於香港新華社、後來變成了中聯辦的中共香港工委，包括中共在香港的核心組織如工聯會,、民建聯等，也包括傳統的中資企業等。獲得最大利益的是97年後全身投入中國大陸商業的資本家，他們多與大陸官員以及高官子女合作，在商業和政治上牟取巨利。
後者恰好是習近平上臺後受到打擊的對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對香港的事情幸災樂禍，甚至很多時候火上澆油。但當問題嚴重危及香港自由經濟體制的時候，他們的擔憂比中國一般官員甚至普通香港人更甚。而中共傳統治港機構，在反送中的危機中也有他們的利益和考慮，他們希望北京最高權力機構改變過去20多年的政策思路，更多依靠傳統體制，也就是他們這批人來治理香港，而不是依賴那些「忽然愛國派」。
在中共內部，經濟官員和主管行政的地方政府，會更加務實地對待香港，因為香港確實對中國的經濟有極大幫助，但宣傳、理論、政策、黨務和意識形態的部門，則會傾向強硬政策。
這些矛盾造成了北京對待香港反送中運動策略的左搖右擺、忽上忽下，這也無可避免地反映在香港政府內部和警隊中。當運動發展超過一個臨界點之後，因為缺乏一個貫穿一致的核心精神，北京變得手足無措。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最後的決策將被體制性的慣性所左右，而可能出現最糟糕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情況經常出現。封疆大吏以「養賊自重」的方式從朝廷獲得更大權力和更多資源，導致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即使最後平定了亂局，但傷害太大，甚至動搖了國本，進入朝代末期的動盪。我們可以看到，梁振英時期，他和中聯辦合作撕裂社會，為不穩定埋下基礎，直接催生了港獨，並極大促生了港人對中央政權的不信任。
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人救災捐款250多億港幣，占全球捐款的一半以上，港人對中國的情感可見一斑。十年過去，往事皆非，吉凶流轉，又豈是人意而已。◇
新紀元周刊 第6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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