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 恐引發革命
中共兩會期間,港媒披露,中共元老萬里稱,重評毛澤東時機日趨成熟。
外界普遍認為,重新評價毛澤東很可能導致中共垮臺。
1989年匈牙利和捷克分別重新評價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後,兩國共產黨垮臺。近期,國際社會也熱切關注中共垮臺的問題。
文 _ 蘇靖時
萬里:對毛重評已經日趨成熟
中共2015年兩會期間,3月6日,大陸媒體報導,中共政協委員萬季飛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其父萬里退下來後,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他打打網球、橋牌,有自己的愛好和興趣。父親今年已經99歲,身體狀況比較平穩。」
萬里是江澤民的對頭,曾在不同場合與江交鋒。
香港《爭鳴》雜誌今年3月號披露,年近百歲的中共元老萬里口述回憶錄已經2年,其中披露90年代初鄧小平、陳雲、楊尚昆等都有說過,過10年、20年可能是對毛澤東一生重新評價的適當時期。萬里稱「對毛重評已經日趨成熟」。
近期,國際社會開始熱切關注中共的垮臺問題。而在中共內部,習近平當局將反腐矛頭對準郭伯雄、曾慶紅和江澤民,高層權鬥日趨激烈,中共隨時可能分崩離析。在這種背景下,萬里要求重評毛澤東,或成中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導火線。
各界人士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
近些年來,要求重評毛的呼聲越來越高。如今在世的中共元老、知名民主黨派人士、知名科學界元老,他們一致要求中共高層,就毛的一生作出新評價。
2006年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30年的日子,中共官方沒有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原訂的多場紀念活動被突然取消。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200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受到了壓力。這壓力來自尚健在的中共第二代元老、第二代知名民主黨派人士、知名科學界元老,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中共中央,就毛澤東一生,作出新的、能經受時間鑒定的評價。
第二代元老萬里、宋平、李德生、彭沖、谷牧、鄭天翔、楊白冰、劉複之等,在北戴河避暑期間,連署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若干問題,其中就對毛澤東一生再評價列為主要關注的問題,期待著健在時能看到中共中央作出決議。
知名民主黨派人士、科學家雷潔瓊、王光英、吳階平、錢正英、孫孚凌等,在座談會上或接受中共高層探望時,表達了他們的要求和願望。雷潔瓊、錢正英等指:毛澤東搞的「鬥爭哲學」論,把社會文化、道德倫理顛倒、混淆了30年,還是籠罩著黨內、社會上。這個代價和危害性,還要幾代人來承受。
8月下旬,胡錦濤、曾慶紅和王兆國、王剛會見中共元老、知名民主黨派人士時,都就重評毛澤東一生發表看法,並披露25年前中共內部對重評毛澤東有共識。
胡錦濤說,1981年6月,中共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是很曲折的。
根據當年檔案記錄: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對毛澤東一生功過作「七三開」,是考慮到大局,避免紛爭的擴大而影響中心工作。當時有不少老一輩表態,是很勉強顧全大局,是違心接受,在思想上反對、組織上接受的。
1982年9月,中共12屆一中全會後,彭真、烏蘭夫、習仲勛、余秋里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對毛澤東一生評價,「天秤」朝高了,難以經受歷史檢驗。鄧小平說:不用急,問題擺著的,留給下一代再作評價,政治環境好多了。
1985年8月,有中共高層在北戴河政治局務虛會上提出:是否在適當時候,就毛澤東一生重作評價。有的提出:功過對半,已顧及到減少黨內外震動。意見紛爭,最後鄧小平提出:不要太匆促,可以再過10年或者15年,留給下一代作出新的評價,他們沒有包袱、沒有壓力,好解決。
胡錦濤接著說,所以,對毛澤東一生重新評價是必須的。胡也提到,從現實政治環境,提出對毛澤東一生再評價,會引發政治震動,可能給某些思潮利用,造成政局不穩定。
鄧小平擔心重評毛會導致中共垮臺
鄧小平之所以將重新評價毛澤東一拖再拖,是為避免中共面臨垮臺危機。
毛澤東發起的文革後期,中國經濟已經處於崩潰邊緣,國家財政赤字嚴重。其後,鄧小平掌權,中共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實行改革開放。同時,為了中共內部的團結,中共還審查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一些領導人的功過。1978年的11屆三中全會被普遍認為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標誌。
鄧小平的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些作法與行為,此舉欺騙了許多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中國人。中共也趁機在那時「改頭換面」,讓民眾「淡忘文革」,把心思都轉到「經濟建設」上去,其目的就是為了其一黨能繼續擁有權力,繼續獨裁。
鄧小平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些作法,此舉欺騙了許多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國人。中共則趁機「改頭換面」,讓民眾「淡忘文革」,以繼續一黨獨裁。鄧明白,一旦毛澤東思想被徹底否定,會導致中共迅速垮臺。(AFP)
鄧本人雖然曾遭到毛澤東的迫害,但最後也只是「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期左傾錯誤路線」,仍堅持毛澤東思想。鄧也明白,一旦毛澤東思想被徹底否定,中共就失去了根,會導致其迅速垮臺。
重評曾導致東歐兩國共產黨垮臺
1956年10月,匈牙利民眾對匈牙利共產黨政府表達不滿,最初以學生運動開始,以蘇聯軍隊入駐匈牙利並配合匈牙利國家安全局進行鎮壓而結束。
1989年2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對「匈牙利事件」作了重新評價,定性為「人民起義」;並通過實施多黨制的決定。6月16日,匈牙利政府為「匈牙利事件」的受難者、當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納吉舉行重新安葬儀式,25萬群眾參加這一活動。10月,社會主義工人黨舉行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改組為匈牙利社會黨。在第二年3月的大選中,反對黨民主論壇獲勝,原工人黨徹底喪失政權。
1968年,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發起的政治經濟改革遭到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出兵鎮壓,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心中難以癒合的傷口。
轉眼到了1989年,受到波蘭、匈牙利等國發生劇變的鼓舞,捷克斯洛伐克國內要求重新評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呼聲日益高漲,終於釀成「11月事變」。11月7日到28日,捷克全國爆發250萬人參加遊行示威,要求取消一黨制。11月19日,以劇作家哈威爾為首的公民論壇成立,成為反對派的領導力量。
捷共失去對局面的控制。11月24日,以雅克什為總書記的捷共領導班子集體辭職。11月29日,捷聯邦議會修改憲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12月6日,胡薩克辭去總統職務。12月28日,「布拉格之春」的領導者杜布切克當選聯邦議會主席。第二天,聯邦議會選舉哈威爾為總統。捷共淪為在野黨。
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鎮壓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發起的政治經濟改革。1989年,捷克國內要求重新評價1968年「布拉格之春」,最終導致捷克共產政權垮臺。圖為1968年布拉格資料照。(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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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注中共黃昏 正義是明智選擇
2015年1月29日,美國著名智囊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歐世林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的黃昏〉文章。他透露,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個私人晚餐聚會上,一位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表示:「我無法給你它(中共)垮臺的日期,但中國共產黨已進入了末期。」
在座的有數十載經驗或廣泛與中國官員有聯繫,並且經年往訪大陸的專家,都一致贊同這個觀點。該專家說:「若想避免因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的政治震盪而措手不及,華府應開始加以關注。」
席間另一位專家形容:「從未見過中共如此恐懼,起碼自天安門事件以來。」這從中共加劇監控、懼怕被調查和逮捕數字增加可見一斑。
歐世林其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談及那位作出以上預言的專家說,中共希望朝著積極的方向前進,但卻在一個令其自身都感到尷尬的軌道上運行,路越走越窄。他說,這樣的政黨已經無法應對經濟、政治和社會挑戰,也無法善用革新,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融入世界。「我認為,他的觀點是,這個政黨未來面對的將是更多的危機和問題。最終將其拖垮。」
文章又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目前掌握前所未有的權力,最明顯的表現是反腐的空前打擊力度,目前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已經被捕,統戰部前部長令計劃也被調查。中共官媒報導稱,18萬黨政官員已經被「紀律處分」。不過歐世林強調,這可能只是蠟燭熄滅之前最後的閃光而已。
「如果中共真的是在最後階段,那麼無論習近平的戲劇性反腐或他的改革方案,至少從長遠來看,皆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犬儒主義在中國正處於歷史最高期。精英們持有外國護照,以房地產投資等手段,把他們的家眷和財富轉移到境外。無論如何,中國經濟成熟便意味著增長放緩,但一場更持久的衰退,將加劇本來已隨時浮現的緊張局勢。無人可抹殺那些利刀將伸向習近平的可能性,終導致黨內自相殘殺。」
有在場人士提出如果中共將垮臺,西方該怎麼辦?
文章說,那位專家建議西方的外交官、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等,要走出中共的權力中心,應當改變過往對普通中國民眾的忽視。與中國的各種聲音更廣泛地交流,從農民到教育工作者、到自由運動人士,這是長期唯一負責的做法。因為,「西方外交人員、學者、非政府組織與中國民眾相隔太遠了。」
歐世林說:「現在是對中國的發展展示西方道義責任的時候了。」他說:「中國的殘局可能還持續一段日子。但無論局面多麼凌亂,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總是明智的選擇。」
外媒稱為中共的崩潰做好準備
3月2日,美國《國家利益》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中共)的崩潰做好準備〉的分析文章,羅列了因應中國政治崩潰,美國政府應當採取的措施。
文章說,為了應對中共崩潰可能帶來的全面危機,首先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工作和相關計畫,在危機真正來臨之前,必須設想好沒有中共的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以及這些改變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需要設想,何種不穩定狀態或者何種政治危機將會威脅中共體制,以及北京可能為了預防這一切而做些什麼。這些預測的目的是降低美國決策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以防決策者在面對中國危機時因無知而在是否支持北京政府的問題上做出錯誤決定。
因應中國政治崩潰,華盛頓需要了解中共以外的中國政界,以防決策者因無知而做出錯誤決定。圖為2014年9月1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草坪,呼籲中共釋放被監禁的異議人士。(AFP)
文章說,這些應當採取的措施包括:首先,確定中國內部的勢力分布,哪些是向心的團結群體,而哪些具有離心傾向。華盛頓需要了解中共以外的中國政界。一旦危機發生,需要的不是有關維族和藏族的報告,而是有關中國12.4億必然主導中國未來的漢族人的研究材料。
其次,美國需要發展、保持和更新有關中共領導人(及其家屬)的資料庫,這應當包括他們能夠被美國凍結的海外資產,以及各種通訊聯絡方式。一旦中共崩潰,幹部們關心的不會是黨的利益,而只能是自己個人和家族的利益,中共黨員們只會各尋出路。如果美國關注中國的未來,此時保持與中南海、省部級大員和安全部門官員們的私人接觸就變得至關重要。
第三,了解中國內部安全力量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這包括國內情報部門和軍方的能力,它們將決定短期的不安定是否將會發展為關鍵性的混亂。許多研究會將中共軍方作為一種維持體制的力量,但事實上如果中國發生大規模公眾抗議,北京強力的安全機構已經脫離了控制。這至少要求美方了解中共軍隊指揮部內部的情況,軍方是支援目前政府、自己取而代之或者是袖手旁觀。
第四,華盛頓需要考慮清楚當某些個體事件開始發展成大規模危機的時候,北京將面臨什麼樣的決定。首先,中國領導人將會判斷遊行是否能夠被收買,或者通過逮捕抗議者領導人的方式進行鎮壓,以及這種不穩定能否被控制在區域範圍內。儘管現實當中總是充滿變數,但提前做好計畫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美國政府需要能夠在北京切斷國際通訊的情況下與中國人保持聯絡。儘管完全關閉網路可能很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最後,這要求美方情報部門不能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如果當前的美國情報部門無法完成相關任務,那麼就需要重新考慮如何建立信息收集和整理管道,以及如何在中國應對政治危機。問題不在於進行多麼集中的工作,而在於要確保長期的、持續不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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