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vs.改革 中共重蹈蘇共滅亡史
從斯大林、毛澤東的貪腐特權,到赫魯曉夫、鄧小平的改革, 再到勃列日涅夫、江澤民時代的腐敗治國,最後到戈爾巴喬夫、習近平的改革, 歷史好像在重演,讓人清楚看到中共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文 _ 孫珮勝
毛澤東曾經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如果把毛澤東和斯大林比照,再一代一代地對照下來,可以發現,中共確實在走蘇共的老路:其政策常常是一緊一鬆循環變化,而在對待特權腐敗問題上,中蘇兩黨政策的相似性表現得尤其突出。
斯大林將特權腐敗制度化
1924年1月21日,列寧死亡,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在1924至1929年間動用政治手腕,先在1924年聯合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打倒托洛茨基,又在1926年聯合公認的黨內右派(支援延續新經濟政策)布哈林擊敗黨內極左派——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的「托季聯盟」,最終在1929年打倒布哈林,奪得最高權力並徹底結束新經濟政策自此,蘇聯進入斯大林時期。
在斯大林時代,蘇共公然將幹部的特權腐敗予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主要享有如下特權:
1. 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
2. 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
3. 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稚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4. 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5. 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
6. 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驚訝地發現連「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也置身於深深的特權腐敗之中,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者多達四、五十人。
毛澤東時代存在驚人的特權腐敗
1949年,中共竊國,幹部進城後不久,官員貪污腐敗已相當普遍,並且相當嚴重。
據當時中央財政部、中央貿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輕工業部以及人民銀行總行等部門的黨組報稱,貪污人數約占機關總人數的30~40%左右。
而幹部的特殊階層也在中共進城後日漸形成。如同斯大林時代,中共高級幹部享受著緊缺和優質商品的特殊供應(特供),並且多數因工作關係還享受著祕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等特殊待遇。這方面也照搬了蘇聯經驗,嚴格按照等級來劃分特殊待遇標準。比如幾級可配廚師,幾級可配勤務,幾級可配警衛,幾級可配祕書,幾級可配專車,包括不同級別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1959年至1962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饑荒」期間,神州大地餓殍遍地。當年許多基層幹部強徵糧食時,「藉機搜查和沒收群眾的東西」,在全國各地施用各種肉刑,殘害農民迫害致死。
《經濟觀察報》2012年4月9日報導〈躍進悲歌〉,披露「達縣專區鄰水縣九龍區,在半年多時間內,共有329名幹部和204名社員違法亂紀,遭到非法捆綁的群眾達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還有7人致殘。950戶人家被搜家、罰款,罰款金額高達1萬5000餘元,最多的一人罰了400多元——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字。」
除了藉機侵占百姓財產外,基層幹部憑藉特權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糧時,多吃多占。貪污腐化加劇了糧食分配不均,沒有權勢的普通農民被餓死。
另一方面,國家高級幹部卻是另一番景象。為了應對饑荒,中共中央特別批示對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進行「特需供應」。
在計畫經濟年代裡,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權力的人分配,人們為了滿足生活不得不動用各種各系「走後門」;在「三年困難」裡,基層幹部強征糧食,掠奪民眾財產,官員的貪腐已經關乎民眾生死。在饑荒之年,基層幹部的「特殊照顧」,可以救活一個垂死之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8年,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女知青遭幹部性侵犯相當普遍,成為當時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腐敗與當今的區別只在於前者掠奪貧困之家,後者則是搶劫「小康」之宅。那個年代腐敗的普遍性,也說明了群眾運動並不能夠有效遏制腐敗。
赫魯曉夫試圖結束特權腐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蘇聯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間進行了幾年的政治鬥爭,最後赫魯曉夫相繼擊敗了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成為了蘇聯最高領導人,與邁克爾揚、蘇斯洛夫等人形成了集體領導制度。此後,蘇聯進入赫魯曉夫時期。
在此期間,赫魯曉夫結束了警察恐怖,釋放了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人恢復了名譽。但赫魯曉夫通過蘇共20大上發表的祕密報告全面批判斯大林。
赫魯曉夫上臺後,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了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權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費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官員們在斯大林時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
但這些都不足以從根本上消滅幹部特權腐敗——列寧時代就是個例子,這些官僚特權在當時是非法的,但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所以,赫魯曉夫採取了另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最後,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們下決心要趕走赫魯曉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赫魯曉夫上臺後,許多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幹部特權被取消,最後,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趕走了赫魯曉夫。(AFP)
鄧小平治下「官倒」盛行
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召開,以改革開放為政策核心,經濟建設為發展主軸,標誌著毛澤東所確立的政治體系被鄧小平所替代。並在會議召開後,在全國展開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工作。雖然中共中央當時還撤銷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時期的的種種罪名不過,鄧小平並沒有像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那樣批評毛澤東,也沒有試圖取消毛澤東時代的特權腐敗。相反,在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都是好貓」只求速效不求社會公義的錯誤綱領下,出現了較以往更為嚴重的腐敗與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尤以「官倒」為最。
在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都是好貓」只求速效不求社會公義的錯誤綱領下,出現嚴重腐敗與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尤以「官倒」為最。(AFP)
2004年8月,《北京之春》曾刊發吳庸的文章,揭露了當年中共官場上「官倒」盛行的驚人圖景。
1985年開始,在計畫經濟的框架下,中共鼓勵國有企業用計畫外原材料增加產量,增產的產品不實行價格控制,直銷市場,產銷完全市場化。這樣就在計畫經濟之旁誕生了由計畫經濟派生的市場經濟,生產材料價格也就出現計畫價格與市場價格雙軌制。市場供應趨緊時,兩種價格形成的價差不斷擴大。
巨大的價差是巨大的利益所在。任何了解市場的人都會懂得,只要善於倒手,就是可觀的收入。利益驅動促使廠家向倒買倒賣、商業炒作傾斜。倒騰原材料買賣比利用計畫供應的原材料生產所獲利潤高得多。
1988年上海噸煤市場價為計畫價的1至2倍,一噸煤轉手就獲益100至140元。當年全國計畫供應煤炭約4.5億噸,其計畫價較市場價低270億元。這樣形成的價差,僅煤炭、鋼材、電力、糧食四項即達741億元——多麼強大的誘惑力!
生產材料計畫供應指標是由政府審批的,這裡存在相當大的模糊空間。一是行政官員不可能準確計畫所屬企業對原材料的需求,二是行政對原材料的調撥權不受監督,三是各經濟部門年生產計畫可以相當機動。在這個模糊空間下,審批權就成了各大企業競相爭奪的目標,因為倒買原物料的獲利遠遠超出了生產所得,審批權也就順勢成了「有價」商品與市場哄抬的對象,進而讓握有審批大權的官員有機會「分享」企業利用生產資料雙軌制獲致的超額利潤。
以後,批文、指標也成為倒賣物件。比如,國有土地的使用存在批地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額,因而搶奪政府的土地批文成為獲致高額價差的關鍵,只要拿到批文,轉手即可獲得數十上百萬元批文轉讓費。在金融界,倒利差(市場貸款均衡利率與銀行貸款利率之差)、倒匯差(市場均衡匯率與官方匯率之差)成為熱點。
炒買炒賣的結果是,哄抬物價,擾亂金融,破壞生產,助長腐敗,成為蛀蝕經濟的漏洞,國有資產流失的暗道。官員與廠商勾結起來劫掠財富,構成嚴重經濟摧毀力量。政府官員以出賣審批權為管道,參與和助長倒買倒賣,因而被稱為「官倒」。
這種利益攫取方式很快被眾多掌權者參悟,他們認識到這是劫財大好時機,時不我待,於是,由權力機構直接支援和掌握的各種貿易公司紛紛成立,企圖霸占市場投機倒把的全部利益。用趨之若鶩形容官倒公司的成立是毫不誇張的。
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黨政軍群機關及附屬事業單位所辦從事倒賣活動的公司近30萬戶(包括分支機搆則近50萬戶),從業人員達4088萬多人,占第三產業勞動者總數43%。
這些如狼似虎的官倒公司以及大大小小倒爺劫奪國民財富的規模究竟多大,學者胡和立有一總體估算: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價差1500億元以上,利差1138億元以上,匯差930億元以上,加上稅金流失、地租流失、進口許可證體現的價差等,共占當年國民收入40%左右。
這就是權錢交易總標的,其中相等部分流入官倒腰包,成為暴富!
勃列日涅夫時代 蘇共最腐敗時期
1964年,赫魯曉夫被以不流血政變方式被迫下臺,勃列日涅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他在解除了謝列平等人的威脅之後,跟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一起建立了「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體制。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停滯時代/集權主義的復辟)。
勃列日涅夫時代被稱為蘇共腐敗幹部們最幸福的黃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臺,很得力於「在赫魯曉夫手裡失去腐敗特權」的幹部們的支持;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為這些幹部們創造了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好的腐敗環境。不但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取消的所有幹部特權,還增加了新的特權項目。
勃列日涅夫時代被稱為蘇共腐敗幹部們最幸福的黃金期。(AFP)
勃列日涅夫始終衝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總書記之後,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如勃氏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至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
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勃氏個人的貪婪在這場腐敗盛宴中起到了強烈的「示範」和「帶頭」作用。
江澤民造就中共最腐敗時期
江澤民當政時,以腐敗治國,江澤民、曾慶紅、周永康三大家族被稱為中共「三個代表」家族,它們帶頭貪腐、淫亂,並以縱容中共官員們貪腐來換取中共太子黨及特權階層的政治支持。每年被逼上訪維權多達數百萬人次,受害者遍布中國社會各個階層。
江澤民被中國網民封為中國的「腐敗總教練」,意指江澤民不僅自己「悶聲發大財」,還引導、縱容中共各級官員貪腐。
江澤民以腐敗治國,被中國網民封為中國的「腐敗總教練」,意指江不僅自己「悶聲發大財」,還引導、縱容中共各級官員貪腐。(Getty Images)
「悶聲發大財」這句話據說是江澤民在一次接待外賓,嫌港澳臺記者不斷追問時,理屈詞窮後勃然大怒、漲紅了老臉、置一切於不顧後衝口而出的一句揚州土話。
中共黨史專家阮銘認為:「江澤民時代是中共最腐敗的時期」。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被稱為「中國第一貪」,江綿恆涉及多起中國重大貪污要案。案發於2007年的中國證券市場「招沽權證案」(招商銀行認沽權證)是有史以來第一大案,涉案金額高達1.2萬億人民幣,直接將江澤民、江之子江綿恆、江之外甥吳志明,以及中共高層賈慶林、黃菊等捲入其中。此案使得約50多萬大陸股民傾家蕩產、血本無歸,直接損失228億元人民幣,間接損失500多億元人民幣。
外界認為,江澤民家族貪腐所牽涉的金額,數量之巨大,可謂登峰造極,其中很多都隱藏在江氏家族控制的企業中。
曾慶紅被認為是江澤民的「大管家」,中共官員和商人想升官發財或擺平醜事,會以錢鋪路與曾慶紅建立關係,並得到他的「蔭庇」,曾慶紅家族趁機上下其手,曾慶紅兒子曾偉就以經商為名大撈特撈。據說,曾偉當時做生意的格言是:一筆項目的進項少於2個億,免談!
周永康是「三個代表」家族中的「鐵血打手」,在用暴力迫害民眾時,也在「悶聲發大財」。據2009年因中國首富黃光裕案被查辦的中共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披露,周永康兒子周濱利用其父的影響力,在周永康曾任職的地方或部門,大搞權錢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項目,通過國土資源部大肆盜賣土地。
尤其是利用其父在政法系統的影響力,收取巨額「保護費」,替一些不法商人「鏟事撈人」等。最高法院有這樣一個案子,警察用開水從頭到腳的澆嫌犯致其被活活燙死,但周濱在拿到一億元好處費後,擺平此事,涉案警官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據報導,周濱還在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幫助下積累了200億元人民幣的財富。周濱僅在北京就擁有18處房地產,其中一處價值高達2500萬歐元。而所有周永康家族聚斂來的財富,大部分都隱藏在其家族控制的企業中或是通過這些企業清洗乾淨。
江澤民從1989年到2004年任中共軍委主席,為了拉攏軍心,讓軍隊聽命於自己,實行腐敗治軍,導致軍隊的貪腐達到頂峰。
江澤民想的是這些人在中飽私囊、貪得無厭時依賴自己,對自己感恩戴德。至此,中共軍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腐敗,東南沿海軍隊走私比海盜還倡狂,北方軍隊走私比響馬還厲害。
據《江澤民其人》描述:江澤民領導下的軍隊走私物品無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據BBC 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戈萊日表示,在中國東部五個省內有些非法毒品製造廠由身兼二職的中共軍隊人員經營,他們每年向菲律賓走私價值約12億美元的「冰毒」。
1998年7月26日,北海艦隊四艘炮艦、兩艘獵潛艇、一艘4000噸運輸艦,對四艘來自北歐的裝滿7萬噸成品油的走私油輪,進行保駕護航。
199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開會,朱鎔基證實統戰部走私汽車一萬輛,與政協黨組合夥分贓23.2億元人民幣。軍隊走私,是走私隊伍中的大戶。
1998年9月全國走私工作會議上,朱鎔基講:近年每年走私8000億,軍方是大戶,至少5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一計,便是1600億,全未補貼軍用,八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
徐才厚被稱為「江澤民在軍中最愛」。徐才厚還被曝與落馬的周永康、谷俊山、薄熙來等有著割捨不清的利益交往,並捲入薄、周政變。
2015年中共兩會前夕,軍方權威部門公布,郭伯雄的兒子郭正鋼被立案調查。郭伯雄也被拘查的消息再次傳出。
2014年,一封在網上流傳的據稱為軍方將領給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的公開信表示,徐才厚、郭伯雄在任短短十餘年,軍隊風氣敗壞,貪腐嚴重,買官賣官盛行,前所未有。如果追根溯源,是誰選拔任用了郭伯雄、徐才厚這樣的軍委領導人?他們又是如何怠忽職守、相互勾結、狼狽為奸,造成軍隊腐敗之風盛行的呢?
在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共軍隊不僅貪腐嚴重,更涉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驚天黑幕。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的報告稱,中共軍隊醫院、武警醫院及其總後勤部是執行江澤民屠殺命令、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的核心機構。中國成為器官移植大國,中共軍隊從中牟取暴利。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過程中蘇共垮臺
1982年,勃列日涅夫死去,其後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及契爾年科皆在上任不到兩年便病逝。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蘇聯進入戈爾巴喬夫時期。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全面腐敗下的經濟改革只能是悲劇。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權腐敗發展起來的;國家職能部門被取消變成股份公司後,部長們大都成了公司的總裁,股份則大都在部門領導人之間被瓜分……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全面腐敗下的經濟改革只能是悲劇。在他辭職、解體蘇聯後,經歷幾年改革陣痛,如今的俄羅斯已跨入經濟發達國家的行列。(AFP)
總而言之,改革前誰是管理者,改革後誰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結果是,「國家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家、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
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受挫,進展緩慢的情況下轉向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赫魯曉夫時期召開的蘇共20大「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
不過,戈爾巴喬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還有局限性。1990年7月,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清楚地寫道:「極權的斯大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消除,蘇聯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
隨著東歐劇變,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政府也紛紛效法東歐諸國,意圖脫離蘇聯而獨立。1991年8月24日,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宣布獨立。蘇聯開始走向解體。
之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在1991年年底,他聯同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總統在白俄羅斯的首府明斯克簽約,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從建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架構來取代蘇聯。蘇聯其他加盟國紛紛回應,離開蘇聯,蘇聯在此時已經名存實亡。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12月25日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12月26日,最高蘇維埃自我解散,標誌著蘇聯不再存在。
蘇聯解體後,在經歷了幾年改革陣痛後,如今的俄羅斯已經跨入經濟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們生活大幅提高。
習近平「打虎」 中共亡黨危機突顯
2002年11月,中共16大在北京召開,胡錦濤當選新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在胡錦濤時期,江澤民利用曾慶紅、羅干、李長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架空胡錦濤的實權。
同時,為了逃避清算,江澤民集團還多次暗殺胡錦濤。在2006年的黃海暗殺未遂之後,胡錦濤拿下了江澤民隔代選定的中共接班人、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
2012年11月,中共18大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當選新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進入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上臺後,持續10年的江、胡鬥迅速轉變為江、習鬥。習近平在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幫助,推行反腐「打虎」運動,大力清洗江澤民集團,一大批中共副省部級高官落馬。
被查處官員中,中共黨內機構、國家機關與政協官員(副部級及以上)共80人,中共軍隊軍官和武警警官(副軍級及以上)共41人(不重複計入徐才厚、郭伯雄),合計121人。
其中,2012年共查處官員1人;2013年共查處官員18人;2014年共查處官員58人;2015年,截至繆貴榮落馬,共查處官員44人。
正國級高官一名,即2014年7月29日被立案審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書記周永康,其最終於2015年6月11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副國級高官包括中共政協副主席蘇榮,中共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共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和中共軍委原副主席郭伯雄。
習近平的舉措實際是在效仿當年赫魯曉夫反腐、改革舉措,但是,中共的亡黨危機如此巨大,連中共高層也經常談及這個問題。
習近平的舉措實際是在效仿當年赫魯曉夫反腐、改革舉措,但是,中共的亡黨危機如此巨大,連中共高層也經常談及這個問題。(Getty Images)
2015年8月26日,中共官媒報導習近平新書出版發行。27日,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網旗下微信公號「俠客島」發文對習近平新書解讀。文章提到,在談到黨群關係時,習近平反問:「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不等於黨同人民的聯繫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時候反而是疏遠了。我說的是不是事實?」並且說:「經濟總量無論是世界第二還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鞏固住我們的政權。」
習近平關於「經濟提升未必能鞏固政權」的亡黨危機言論引外界關注,許多港媒直接在文章標題中突出。
據香港《動向》雜誌8月號報導,北戴河會議於8月2日召開,會議長達12到15天。期間,專門召開了中共退休高層的座談會。會議進行了兩個上午,近5個小時,會上提出了80條意見建議。會上,退休高層都做了「自我批評」,痛斥中共「黨內腐敗、社會民怨民憤」,當說道中共面臨「亡黨危機」時,出現痛哭場面,會議多次中斷。
據《爭鳴》雜誌7月號報導,6月中旬,中共政治局舉行了擴大生活會,歷時兩天,共長達11小時。在會上發放了一份關於中共黨建和對黨員幹部巡視、考察的調研報告。據稱,報告中毫不隱諱羅列了中共「亡黨」的六大危機,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信仰、前途等各個領域;並指局部政治、社會危機已經處於爆發、蔓延、惡化狀態。
報導還披露,根據該調研報告,中共地方基層單位、縣級黨委不合格及表現差、需改組的「領導班子」高達90%以上,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共黨組織的根已經徹底爛掉。
報導並指,習近平在該次會議講話中罕見表示:「面對嚴峻事實,承認、接受黨蛻化變質」、「走上亡黨」危機的事實。
中共官媒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雜誌去年9月30日發表文章承認,最近中共一些地方政府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地方黨政一把手腐敗「失控」是對基層政治生態的致命打擊。
大陸民眾也普遍意識到中共政權自上到下已經「爛透了」,並用實際「三退(退黨、退團、退隊)」行動唾棄中共。
2004年底,《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深刻揭示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和歷史罪惡,引發了大陸民眾洶湧的退黨大潮,迄今退出中共黨、團、隊人數已逾2億1500萬。目前,每個月至少有300萬人退出中共相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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