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歲月 憶我雙親（一）緣牽戰亂時

作者母親自幼操習女紅，成為日後賴以維生甚而另結良緣的絕技。圖為溫哥華華埠趨時裁縫店展。（攝影：邱晨／大紀元）

纏小腳的母親首緣早寡，木匠父親常年在外奔波，戰亂動盪中兩人攜手流亡他鄉以求生，相濡以沫展開新的人生。

文 _ 姚明

想見慈顏空有淚，
哀思常隨仙鶴飛；
欲聆庭訓遝無聲，
難將寸草報春暉。

父母親離開我們二十餘年了，今年（2014年，農曆甲午年）正值父親誕辰110周年和母親誕辰105周年，特為文紀念。

母生世家德高品清
首緣四年即從寡

1910年3月4日（農曆庚戌年正月二十三），母親錢英出生在蘇北濱海縣城一個家境富裕的耕讀之家。

小時候，常聽母親講她幼年時的事。外公是個讀書人，知書達理、為人厚道、遠近聞名。曾做過多年的私塾先生，所以對子女家教甚嚴。在那個時代，讀書識字、外出幹事、養家糊口、闖蕩天下是男人的事。即使是富裕人家，女孩子一般也是不能進學堂念書的。所以，母親從沒上過一天學。但是，富裕的家境畢竟給了母親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條件。她不必像窮苦人家的孩子那樣，因缺衣少食而忙於生計受勞苦困頓。她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去私塾學堂偷聽兄長們讀書、念詩。而外公也樂得清閒，懶得管她，非但不予阻止，還時常給她講點野史逸聞，戲文掌故什麼的。母親從6歲開始，直到出嫁，經常被外公帶去鎮上小戲院子看古戲，聽說書。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孔孟之道，忠、孝、禮、義、仁，在她幼小的心靈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說：母親的人生哲學、處世準則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傳統戲曲及文史典故中得到的。忠厚、誠實、善良、仁慈，遇事先為他人著想，從不與人為惡，是母親最寶貴的品德。

不過即便是有著這般悠遊的環境，依舊藏著最讓母親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就是纏足。母親8歲時，便被家裡逼著纏足，年幼的足骨被長長的布條包纏，白日裡不能作稍長距離的行走，只能慢慢移動腳步，走上幾十步之遙就要痛得渾身冷汗直冒。夜晚時疼痛難忍不能入眠，常常整夜啼哭不止。外婆在世時，偶爾偷偷在夜深人靜時，讓母親把纏足布放掉，息上半夜，第2天重新纏上。這當然得瞞住外公，因為一旦讓他發覺，必定大發雷霆，輕則痛斥指責，重則家法侍候。經過3年纏纏放放痛苦殘忍的折磨。母親終於完成了纏足。從此便用她那一雙令人可憐的小腳，顫顫巍巍地走完了她艱苦辛勞的一生。

如果說，外公逼著母親纏足是一個殘酷的行為，那麼他讓母親自幼便操習女紅，為母親增添日後令人羡慕並賴以維生甚而另結良緣的絕技，則是外公給予母親最大的恩賜。外婆去世不久，外公便續弦再娶。新進門的小外婆比外公小十來歲，是個管家理財的行家能手，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女裁縫。外公便讓母親向新外婆學習女紅。幾年下來，母親的手藝竟超過了新外婆，名聲遠播，村裡鄉外婦孺皆知。

及至母親漸漸長大，到了談婚論嫁之時，慕名前來提親的媒人接踵而至，令外公應接不暇。憑心而論，儘管新外婆對母親是嚴多於愛，但外公對自己的親生骨肉，總還是憐愛的。他想讓母親能嫁到一個好人家，挑挑撿撿，最終選定了離家60里開外的一俞（余）姓青年。家道雖不太富，難能可貴的是，這是一個書香門第，先前曾出過舉人。俞父也是教書匠，膝下唯一男兒，只可惜自幼多病，體質虛弱。俞家希望借婚嫁沖沖喜，說不定能消除病災，帶來好運。於是擇定吉日，完成大禮，母親便從女孩兒家匆匆成為人婦。這一年，她才18歲。

母親常跟我們說：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這並不是說俞家人不好，也並非丈夫不愛她，而是指婚後僅僅過了4年，她丈夫便倉促走完了人生。母親22歲便守節從寡，陪伴公婆悽楚度日。

日子過得了無情趣，但也還算平安無事。

轉眼6年過去了，年近30的母親不幸又遭到戰爭的禍害。日本侵略者把戰火從華北經華中燒到了華東。1937年底國都南京淪陷，蘇北、蘇南相繼陷入日寇鐵蹄蹂躪之下。

父系舜帝之後 習木藝操持一生

與母親不同，父親出生在貧困家庭。父親姚武之，字白蘭，1905年3月21日出生於貧瘠的蘇北阜甯縣，喻口鄉。據《學宏堂姚氏宗譜》載：「姚氏一族，相傳上五帝之一舜，因出生在姚墟，他的後世子孫即以出生地的姚為姓氏。據傳舜帝名字就叫姚重華。」

祖父姚廷樫是教書先生，家境貧寒，加之子女眾多，生活是相當拮据的。但是作為讀書人，他還是省吃儉用堅持讓幾個兒子去念書、識字。所以我的二個伯父都能學有所長，後來繼承了祖父的衣缽，當了教書匠。唯有輪到我父親時，家境實在難以支撐。啟蒙時，勉強念了5年完小，13歲便因家境窘迫，輟學回家了。祖父四處求人，終於讓父親拜當地一位頗有名氣的木匠為師。從此斧、錘、鋸、鑿便伴隨父親走完他勤勞、樸質、艱辛而漫長的一生。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再度「合作」，「結成統一戰線」。隨即江淮平原、蘇南蘇北都出現了一些「抗日武裝」。他們挖公路、炸橋梁、埋地雷、割電線，倒也頗令日本鬼子頭痛不已。說實在的，這種「抗日武裝」從來沒跟鬼子正面硬碰硬交過手。但在組織民眾，擴大武裝上，他們卻幹得有聲有色。

據相關記載，新四軍於1937年10月由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組建而成，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組建時僅8千多人，7千條槍。在陳毅「積極拓展人、槍、款」的做法下，至1941年底42年初，新四軍在蘇、皖、鄂、豫上已建立了8塊根據地，主力部隊從不足1萬發展到近20萬，地方武裝近10萬。可奇怪的是這麼多的人和槍，在抗戰的8年之中都沒見過有史料記載可圈可點的大戰，即使不能像台兒莊大捷那般轟轟烈烈，類似於平型關的戰鬥也該有那麼幾次吧，然而確實是史無記載。遺漏？還是？

反正不管怎麼說，新四軍、八路軍在抗日戰爭8年裡，武裝力量卻在迅速擴展是不爭的事實。

父親自16歲滿師當上木匠，跟隨師父背著工具走南闖北，經風雨，見世面。有過風餐露宿、饑寒交迫的困頓，也有上梁蓋瓦、大宴酒席的風光。隨著技藝不斷精湛，遠鄉近鄰請他們做工的越來越多。近20年工匠生涯，既豐富了父親的人生閱歷，也增長了他待人處事的才幹。尤其是結識了不少鄉紳大戶，知名人士。

當時的中共地下組織，想要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自然要爭取像父親這樣閱歷豐富、交際廣泛的人加入。於是在父親的本家兄弟姚俅的動員下，父親於1938年加入縣大隊。不久被提為大隊長，那是1940年，父親剛剛36歲。

戰亂後勤孔急 軍需女紅撮緣分

1940年，不事抗日專注擴充的新四軍在黃橋戰役中，打敗了參加過徐州會戰的抗日將領、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所屬的抗日主力部隊，地盤得到迅速擴充，導致被服一時不夠用。姚俅便帶著父親來到濱海縣的天場鄉，找「婦救會」（當時的婦女抗日救國組織）趕製軍需被服。碰巧母親為躲戰亂，已在1938年底躲到天場她哥哥錢亞民（我三舅）家。在這裡，母親因她的女紅手藝而被婦救會相中，經勸說參加了被服縫製組織，並為佼佼者。

41年春節後的一天，父親來到縫製組，就此初次見到了我的母親。母親年輕守寡，將近10年，幾乎從來沒有接觸過什麼外人。她後來告訴我們，在婦救會裡第一次見到陌生的挎盒子槍的父親時，臉一下子紅到脖根，一扭頭就跑回了舅舅家。當時父親不明就裡愣住了，姚俅以為母親出了什麼事，不由分說拉著父親追到了我舅舅家，勸說母親回去商量趕製軍需。母親死活不肯邁出房門，最後是姚俅央求舅舅陪著母親，才解決了問題。

據父親後來回憶，當時他對母親根本沒有任何兒女私情，一心想的只是趕製被服。此後的3個多月裡，父親多次趕到天場催促軍需，也沒有和母親有什麼接觸，只是在驗收大會上著重地表揚了母親的精湛手藝，這恐怕算是父親第一次注意到了母親。

1941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把戰線延伸擴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區。為了維持戰爭，它迫切須要建立穩定的「大東亞後方基地」。

從1941年底至1942年春、夏，日本侵略者東拼西湊集中優勢兵力對中國的蘇北、蘇南進行「拉網式掃蕩」。作為「主力」的蘇北、蘇南新四軍部隊「戰略撤退」，分散進入皖、贛山區打游擊。縣大隊這種小型地方武裝，決定化整為零，埋藏槍枝，分散到民眾中，等待時機再圖發展。

躲日寇徐圖發展 連袂潛滬討生計

父親自幼離家學藝，隨師父四處闖蕩。20歲那年遵從祖父心願，娶王氏為妻。婚後不久，又為養家而走鄉串鎮四處攬活。就這樣時而在家，時而外出，10多年裡，共有5男2女7個孩子（其中兩個夭折）。當上大隊長，官雖不大，但畢竟名聲在外，身分暴露，回家藏身是萬萬不可能的，投親靠友，又恐連累他人。前思後想，最後聽從了姚俅的建議，渡江南下，潛入上海，隱身於都會的茫茫人海。

計畫有了，要實行起來真不容易。首先要從窮鄉僻壤的蘇北農村奔向千里之遙的大都市，這筆盤纏就不是個小數目。父親不可能回家去討取，因為一方面擔心一旦回到家，就會被妻兒老小拖住而不得脫身，另一方面恐怕即使回到家，家裡也拿不出這筆盤纏，連年戰亂父親長期攬不到大活計，哪有工錢寄回家？而戰前打工攢下的錢，也差不多被人口眾多的一家老小花費得所剩無幾了，父親只能另想他法。

而此時的母親也正為無處躲避鬼子的掃蕩而發愁。母親找到婦救會討計策，無奈婦救會幹部個個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正巧姚俅也到天場婦救會找妻子商量一起撤到上海躲藏起來，他看到母親焦急的神情，就對她說：「不要著急，我讓姚白蘭（父親的字）來找你吧，他恐怕也不能在蘇北待下去了。」過了幾天，父親便和姚俅再次找到了母親，並決定讓母親回濱海說服公婆，將鄉下土地變賣，所得錢款大部分留作二老養老，剩下的作為盤纏，隨父親隱藏到上海再說。

正苦於無計逃生的母親要想活命，恐怕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更何況，她所依賴的人是個堂堂縣大隊大隊長，這對她來說，無疑是擎天之柱。他們悄悄地回到了濱海，說服了年邁的公公婆婆，僅僅3天時間，便匆匆賣掉土地，給二老留下足夠的養老錢，買了一條小船，又買了一些草席裝上船，便跟著父親駕船渡江南下了。

作者父母幾經周折，終於在1942年4月把船搖進了上海蘇州河。圖為老上海明信片的蘇州河景象。

他們沿長江北岸上行向西，直到江陰附近才橫渡長江，然後再沿長江南岸東行。幾經周折，終於在1942年4月把船搖進了上海蘇州河，並靠近長壽路橋的北岸拋錨停泊下來。

「八一三事變」的中日松滬戰役早以讓這裡成為一片廢墟。當時日寇大舉進攻上海，對閘北地區進行了狂轟濫炸。從寶山路、鐵路上海站向西，沿線一片火海，廣肇路、（現天目路）秣陵路（當時上海的貨車站，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指揮部所在地）恆豐路一帶幾乎被夷為平地。但出人意料奇蹟般的留下了一片三層樓房。從恆豐路口起，沿裕通路向西、座南面北一連70多間，儘管牆頭屋頂到處都是彈痕累累，留有炸彈爆炸後的殘跡，但它卻巍巍然屹立在一片斷垣殘壁之中。事變後，幾經修葺，重新入住人口，漸漸變成閘北一個人口密集的居住地。而「三層樓」這一稱呼，也就成了上海蘇州河以北，長壽路、廣肇路以南，恆豐路以西這一大片三角地帶的代名，遠近聞名。就連禍害中國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在全國一片「改地名，換牌號」的濁浪之下，都沒能廢除它。可惜，在九十年代「引進外資，改造舊城」的浪潮中，被夷為平地（至此，上海所留存的抗日戰爭時期建築紀念物恐都已蕩然無存了）。當時緊挨著「三層樓」的是一大片難民居住的茅棚。在一排棚戶旁，父親敲敲打打拆掉了小船，用船板搭建了一個僅能容下一張床鋪和一張飯桌的小木屋，算是棲身之地了。

母親曾告訴我，落腳安身之後，父親並以賣掉草席的錢款為本，跟隨同鄉曾寶元先生做販賣布匹的小生意。但是由於經營無方，連連虧本。母親勸他趕緊收手，並直言相勸道，「不是每個人都能經商賺錢的，一個工匠手藝人應該憑本事討生活。」父親從此不敢輕言經商，於是就用那剩餘的錢添置了一些木匠工具，重操舊業。但是連年戰禍很少有人請木匠幹活，偶爾幫人修個桌椅板凳，是斷難維持生計的。

無奈之中，母親便開始幫人縫窮。在窮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這倒不失是個糊口良策。破衣爛衫的人買不起新衣，縫縫補補就必不可缺了。加上母親的手藝高超，針腳之細密，縫口之熨貼莫不讓人誇讚。漸漸這一大片棚戶區內，便人人皆知有這麼一位縫紉好手的小腳大媽。活計越來越多，有時不得不連夜趕工，因為有人傍晚送來衣服，第二天必須穿著縫補好的衣衫出門打工。碰到這種情況，母親總是通宵不眠，趕緊將衣衫縫補妥貼，再將衣服洗淨，烘乾，褶好，坐在門口等人家上門來取。父親勸她抓緊時間睡會兒，可母親總是說：「人家要趕時間，我睡下了，人家來了再叫門，就太花時間了。打一份工也不容易，不能耽誤人家上班。」就這樣，他們倆一個外出攬活打工，一個在家替人縫補，也就這麼勉強地湊活著度過了日寇侵華的尾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