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領袖 一生中三度逃港

文革「造反派」領袖 一生中三度逃港（大紀元製圖）

【新視角聽新聞】5月4日，罹癌11年的逃港知青劉憲平（本名劉國旋）在美國紐約與世長辭。劉憲平憑著堅強的意志抗癌逾10年，並為美東樹立「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出錢出力，只因他相信，為逃港死難者豎立紀念碑，是對一個時代的見證。他自己就是親歷者，經過三次驚險偷渡，才與太太陳華美一同來到彼岸的香港，從而有機會記錄下自己和身邊人經歷的一切。

訪問中，他毫不掩飾自己曾經是紅衛兵的過往，他說：「那時候廣州最大的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廣州兵團，我就是兵團司令。」文革時期轟動一時的學生組織在高峰期達14,000人，看起來是萬人之上的「劉司令」，並沒有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最後卻淪為階下囚。

去年訪問期間，劉先生拿出一疊厚厚的文稿遞交給大紀元，並表示：「我覺得我的事已經做完了，對這個世界我已經無憾。你要了解我文革的經歷，我給你看這份材料。」

《廣州文革史手稿——從廿一中文革談起》（下稱《文革史手稿》）是手寫稿，用化名「子川」撰稿，在1977年在香港完稿。這位當年高中三年級學生，一手組建了廣州21中最大的紅衛兵學生組織「東方紅公社」，同時又發起組建了廣州中學造反派最大的紅衛兵聯合組織「廣州兵團」，並被推選為司令。

這份手稿曾經在箱底塵封了近40年，直到2018年因做文革研究的譚加洛（阿陀）找到劉做訪問才重見天日，變成如今的打印版。如今，這份文稿的手抄原件，阿陀正在進行二次整理，將安排捐獻給美國的一間知名大學研究機構，作為文革史的見證。

阿陀分析，當毛認為國、省乃至各級官員被劉、鄧控制，自己已大權旁落而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派」的時候，就鼓勵這些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去反對各級當權派；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兩三年以後，毛澤東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自己重掌大權而想結束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造反派」就成為了被打擊的對象，甚至入獄，成了替罪羊。其中有的「頭頭」文革活躍分子，被批鬥、逮捕，受到打擊。

與此同時，1968年秋天把當年六屆中學生大部份趕至農村或農場，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即「上山下鄉」，以懲罰的方式將這些過去的「功臣」趕走。劉憲平就是在這個浪潮下入獄，感受到「兔死狗烹」被欺騙的滋味，也讓他深深明白文革過程中毛澤東、江青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坐監、下鄉的過程讓他體會到對前途的絕望。廣東還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臨近香港，容易接收到短波資訊，收到海外電台。而且親友之間消息流通，也讓他更加了解對岸香港的情況，從而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劉憲平提出，在「大逃港」浪潮下，奮力出逃的人不乏有大量當過「紅衛兵」受騙上當的年輕人。從監獄出來後，劉憲平申請去中山坦洲插隊務農，因為他的未婚妻在那裡，但很快被人發現他的「黑歷史」，當地公社不收留他，安排他去廣州附近的九佛農場，文革期間對送來監管、勞動改造的人懲罰特別嚴厲，曾經打死過人，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地方才能「鎮得住」他。

此時此刻，劉憲平已經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面目，歷經文革浩劫，無論是支持中共還是反對中共的人，都是落得被迫害、批鬥的下場，他不再相信中共會有任何仁慈的表現，哪怕表面「春風化雨」，實際上是布滿了天羅地網誘拐人上當。在九佛農場務農期間，他已經打定主意要逃港。

1972年第一次逃港時，他和未婚妻身穿綠色軍衣上了火車，計劃來到深圳邊境跟朋友會合逃港，但第一次失敗了，沒有見到約定來接應的人。過去在九佛農場，劉憲平因為文筆好、有禮貌，常常幫在農場下鄉的人寫信，又送他們煙，跟身邊人的關係不錯。前期的鋪墊讓他第一次逃港失敗後果沒有那麼嚴重，被簡單訓了幾句就過關了。

劉並沒有對逃港死心，繼續策劃第二次逃跑，這次計劃是「三人行」，與未婚妻還有一位同伴盧適衡一起走水路，從坦洲出發，走澳門的水域。千辛萬苦穿越水域來到澳門邊境。受困蠔田時他想，同伴盧生多次偷渡未果，若今次再不成功，被捕的後果非常嚴重，於是他奮力跋涉穿越蠔田，終獲自由。劉憲平和陳華美沒有過蠔田的經驗，被困在其中，後來被萄警發現。因為當時澳門並沒有收留非法移民的政策，被捉到就會被遣返，兩人被帶到澳門警局審問，坐了幾天「洋監」後被遣返大陸。

1975年，劉憲平決定再次逃港，這次的逃港計劃足足安排了兩年。期間，他與陳華美結了婚，儀式很簡單。有了第一次經過水路的經驗，劉憲平一行人在第二次就對路線和天氣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次仍是從坦洲出發，計劃扒艇到澳門去。為了避開邊防軍，他們繞山路到偏僻的海邊。第二日，他們吹漲隨身攜帶的備用艇上路，見到澳門的防波提後，眾人欣喜非常，就以為靠岸了，棄艇上了防波提。

但他們高興得太早，到了防波提才知道，這裡離澳門當地還差很遠一段路。幸好身上還帶著之前補好的艇，吹氣後還能撐一段時間。當他們重新啟航奔向澳門時，在海中突然聽到傳來馬達聲，一個快艇停在了他們身邊。劉憲平說：「當時不知道是什麼人，但判斷感覺不像是捉我們的水警，談了幾句發現，這艇家是做『人蛇』生意的，他們收留了我們，帶我們去到澳門落腳。」

就這樣，劉憲平和太太安全到了澳門，聯絡到第二次逃難時成功逃脫的盧適衡，盧生幫了他們大忙。後來他們輾轉又去到香港，開始了新生活。1977年他和朋友一起創辦了《北斗》雜誌，是當時首個逃港紅衛兵海外創辦的雜誌，他和太太加入編輯出版行列，並將自己文革期間的經歷撰寫發表。

1978年，劉憲平以難民身分輾轉來到美國，隱姓埋名做起了生意，文革、逃港時所經歷的驚濤駭浪，就埋藏在心底的一角。

與劉生談起如今香港人的「離港潮」與當年他們的「逃港潮」，他認為此時港人的心情和當年他們想離開大陸的心情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兩批人是同質的，一樣是想遠離中共，我們當時的『遠離中共』，並沒有太多雄心壯志，不是像民運人士那樣的想法，就是像安靜的過一個平凡人的日子。我相信如今這批，帶著孩子離開香港的父母也一樣，他們的父母是我們的年紀，當時他們選擇留在香港，現在這張牌就變成了他們下一代接，他們下一代就要離開香港，我們當年一早選擇離開，只是提前做了這個決定。」

面對輪迴的歷史，劉憲平最後的心願，就是儘量收集名單，刻在「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上，用一個個真實的名字和故事代代相傳，讓歷史銘記他們這一代人。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曾蓮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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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Vio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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