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歷史視野看「六四」 催生中國文化轉型

中共用坦克和機槍，用成千上萬名學生和市民的屍體，維護了它的專制和極權統治。圖為2020年6月4日香港維園燭光悼念會上，港人持「坦克人」照片提醒勿忘六四。（Anthony Wallace / AFP）

1989 年，東西方同時發生了「六四」事件。東方的中國，中共用坦克、機槍，用成千上萬名學生和市民的屍體，延續它的極權統治；而西方波蘭的團結工會則贏得國會大選，敲響了波蘭共產政權的喪鐘，隨後東歐共產政權如多米諾骨牌效應，相繼垮臺。

「六四」事件，讓中國錯失政治轉型的歷史機會，但是人們未曾想到的是，「六四」事件過去僅僅三年後的1992 年，中國民間就啟動了一場無可逆轉的文化轉型，這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片淨土，形成新的文明型態。 

文：惠虎宇

兩個「六四」事件 一幅歷史畫卷

長夜漫漫絕煙塵，江水滾滾逝春秋，「六四」事件已經過去32年了。

中國人常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來年，對短暫的人生而言，恍如滄海桑田之巨變，讓人常懷韶華易逝、壯志難酬的唏噓和感慨；而對一個歷史事件來說，三十年也大概可以為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打上一個清晰的歷史標籤。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大屠殺發生之後的32年裡，世界和中國歷史的確發生了巨大變化，用後人一個相對宏觀的歷史觀來梳理這段歷史，我們發現，「六四」事件就像是河東與河西的一道分水嶺，讓東西方的歷史長河分流進不同的河道而各自奔流。

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其實1989年的6月4日，在東西方同時發生了兩個「六四」事件。當那一天的第一縷陽光照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時，映出的是北京血腥的晨曦，到處是一片肅殺之氣，中共用坦克和機槍，用成千上萬名學生和市民的屍體，維護了它的專制和極權統治；而當幾個小時後，陽光灑在歐洲那片土地上時，卻是暖陽融融，維持近半個世紀的共產鐵幕的一個缺口被這一天的陽光徹底融化，波蘭團結工會在這一天的全國大選中，贏得了絕對多數，成為合法的執政黨，而波蘭的共產政權隨後在一派和平的氣氛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1989年6月4日，波蘭團結工會在這一天的全國大選中，贏得了絕對多數，成為合法的執政黨，而波蘭的共產政權隨後在一派和平的氣氛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Wojtek Druszcz / AFP）

在1989年的兩個「六四」事件後，西方和中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社會發展軌跡。在西方，東歐的共產政權猶如多米諾骨牌效應，相繼垮臺，直到兩年後的1991年12月26日，蘇聯宣布解體，歐洲的最後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共產政權多米諾骨牌轟然倒掉，至此，歐洲的共產政權一個不剩的全部解體。而在中國，發動「六四」大屠殺的中共頑固派卻通過不斷強化暴力和恐怖手段，加強了自己在中共政治派系中的權力，踏著「六四」遇難者鮮血上臺的江澤民成為「六四」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並且在10年後繼續發動了針對上億民眾——法輪功學員——的血腥鎮壓運動。

研究中國當代史，很多學者一般會習慣的將「六四」事件和法輪功事件看作是兩個獨立的事件，但是，如果我們放大歷史的縱深度，就會看到，在中國看似獨立的這兩起事件其實正是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緊密相連的階段。這個歷史過程就是中國社會在文革後，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向正常社會體系不可抗拒的回歸和轉型過程。

如果用社會轉型的大歷史觀來看待1989年的兩個「六四」事件以及隨後東西方的社會發展歷程，那麼一幅清晰的歷史畫卷就會展現在我們眼前。1989年的6月4日，正是全球共產政權開始向正常社會回歸和轉型的一個清晰可鑒的歷史節點，從這一天開始，近一個半世紀的國際共產運動走入尾聲，而共產政權下社會轉型的歷史大潮則正如滔滔不絕的江水一浪接一浪，奔騰不息。

用大歷史觀看「六四」共產政權社會轉型的歷史節點

在衡量歷史變遷的過程中，社會轉型是一個最大的範疇。一個社會系統通常可以分為文化、政治和經濟三個層面，所謂的社會轉型就是一個社會系統在文化、政治或者經濟的任意一個層面上出現了結構性的巨變，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社會系統的內部發生了轉型。因此，社會轉型包括三種形式，分別是文化轉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

以中國的歷史來衡量，中國文化的核心體系——道家文化，在黃帝時期就已經基本奠定，儒家文化體系在夏商周時代就已經非常成熟，此後，這種外儒內道的文化體系一直代代相傳，直到清朝乃至民國都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在中共篡權推翻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之前，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沒有發生過文化轉型。在政治上，中國社會在秦朝以前是封邦建國的封建社會，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轉型，此後一直到清朝結束之前，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漢族王朝再沒有發生過政治轉型。而在經濟上，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體系，清朝晚期進行洋務運動，試圖建立近代工業體系和市場經濟體系，可以算作是中國經濟系統在幾千年來的一次轉型，這次轉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代，才算逐步完成。

夏商周時代之後，中國這種外儒內道的文化體系一直代代相傳，直到清朝乃至民國都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圖為北京紫禁城。（Nicolas Asfouri/AFP）

可見，社會轉型是社會系統的一種結構性巨變，在歷史長河裡，並不經常發生。例如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革命）都意味著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遷，但是並一定發生社會系統的結構性巨變，不一定發生社會轉型。漢朝取代秦朝，以及漢朝以後直至清朝的每次改朝換代，中國社會在文化、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基本結構都保持相對的穩定，沒有發生社會轉型。

而共產主義政權的出現，則從根本上顛覆了人類傳統社會在文化、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基本結構，製造出與正常社會截然不同的惡性社會結構。如共產主義的文化是馬列主義和無神論，這種文化與東西方的任何一種傳統文化都格格不入；共產主義的經濟體系是官僚控制的計畫經濟（或者官僚控制的商品化經濟），與傳統自然經濟和近代市場經濟所基於的商品和市場要素自由流通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而共產主義的政治體系既不是遵循道德和禮治的君權神授體系，也不是遵循憲政和法治的近現代民主政治體系，而是一種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恐怖主義極權專制體系。因此，共產政權的建立，必然是對人類正常社會結構的一次全面而徹底的摧毀，必然導致在文化、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惡性的逆向社會轉型，也就是把一個正常社會體系變成非正常社會體系。

所以，在共產政權體系下發生的任何旨在推翻共產政權的抗爭、政變、革命，都是共產政權向正常社會體系回歸和轉型的歷史大潮的一部分，無論是有計畫的自覺性革命還是無計畫的自發性抗爭，這些歷史事件的最終目標一定會指向社會轉型。

回顧東西方的兩個「六四」事件。波蘭的「六四」事件其實是開啟了歐洲共產陣營的政治轉型歷程，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裡，蘇東巨變，歐洲共產國家相繼完成政治轉型，建立了正常的民主政治體系。而政治轉型的成功，也保證了這些歐洲前共產國家可以繼續啟動經濟轉型以及不同程度的文化轉型，直至建立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文化上回歸傳統信仰並不斷清除共產主義思想毒素的正常社會體系。在「六四」事件32年後，歐洲前共產黨國家基本完成了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但是文化轉型在各個國家完成的程度參差不齊，其中波蘭、捷克是文化轉型最徹底的幾個國家，而俄羅斯是文化轉型最不力的一個國家，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完成。

在中國，「六四」事件雖然遭到鎮壓，沒有在1989年的那個年代與西方共產國家同步完成政治轉型的歷史使命，但是「六四」事件所代表的中國民眾公開表達自由追求、對抗共產體制的精神和理念，以及它對隨後的中國歷史持久不絕的巨大影響，也使北京的「六四」事件無可置疑的成為啟動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歷史大潮的第一個浪頭，並與中國隨後發生的更深刻的社會變革——文化轉型，在時間上實現了無縫對接。

兩個「六四」事件 為何結果不同

現在，我們探討一下，在1989年的6月4日，東西方政治轉型的歷史大潮同時開啟後，為什麼在歐洲獲得了成功，而在中國遭到了鎮壓。

東歐民主革命與政治轉型發生的原因

一、文化啟蒙運動對民主革命的推動作用

政治轉型的前提是，必須發生以推翻共產政權為目標的民主革命，而在民主革命爆發之前，必須有持久的文化啟蒙運動，為民主革命提供文化驅動力。

在共產政權下的文化啟蒙運動，就是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突破共產黨的思想和言論控制體系，讓人們瞭解被共產黨嚴密封鎖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現狀的真相，揭露共產黨的謊言，曝光共產政權的罪惡，使人們在心理上否定和拋棄共產黨。

文化啟蒙的作用，最終會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民間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使共產國家內部形成要求民主化的群體意願。二是在政治上形成反對派，構建了反對共產黨的團體力量。三是在共產政權內部，使贊同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派崛起，使固守共產體制的頑固派勢力衰弱，從而弱化了共產政權的統治。

我們看到，東歐共產政權的解體，正是遵循了以上的歷史規律，幾十年來持續不斷的文化啟蒙為東歐的共產國家提供了大量獨立思考的異議人士和民間的反對派組織，以及在共產黨內部形成溫和派勢力。正是這三種力量在歷史的風雲際會中形成合力，提出民主化的清晰目標，最終促成東歐以及蘇聯共產政權的解體，完成了歐洲共產國家的民主革命和政治轉型。

一場和平進行的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往往就是在輿論或者反對派的壓力下，溫和派開放政治自由。比如在波蘭團結工會與政府的抗爭過程中，1989年2至4月，波蘭執政的統一工人黨（共產黨）與團結工會等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經討論，統一工人黨同意團結工會合法。這為6月4日團結工會在全國大選中的勝利奠定了法理基礎。

1989年2至4月，波蘭執政的統一工人黨（共產黨）與團結工會等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為6月4日團結工會在全國大選中的勝利奠定了法理基礎。（AFP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10月分的東德，全國爆發了很多遊行示威，民眾從最初的爭取旅行自由、要求放寬新聞控制，逐漸轉變為要求反對派組織合法化、要求多黨制和自由選舉等。遊行導致東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下臺，新上臺的克倫茨更為溫和，上臺後隨即宣布實行徹底改革，宣布赦免所有外逃和參與遊行的人，並與西德政府正式接觸。在克倫茨推行的旅行開放的政策下，柏林牆被推倒，東德共產黨政權走向崩潰。

同樣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無論是葉利欽還是戈巴契夫，都是蘇共黨內的溫和派，他們都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抵制了頑固派，最終推動蘇聯退出歷史舞臺。

二、宗教信仰在東歐共產國家文化啟蒙中的核心角色

歐洲歷史有著教權和政權分權的悠久傳統，宗教在歐洲歷史進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教權和政權分權的一個好處就是教權可以對政權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使世俗的政權必須臣服於上帝的權威，從而維護了古代歐洲社會君權神授的體制。

在共產國家出現後，宗教對政權的制約作用更顯得彌足珍貴。宗教可以為人們獨立思考提供完整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資源，因此，在一個共產國家內部，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往往會決定著人們獨立思考的自由程度，也決定著文化啟蒙運動的廣度和深度。

東歐共產國家此前要麼是天主教國家，要麼是東正教國家，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有深厚的宗教傳統。在東歐共產黨統治時期，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國家，宗教活動都有一定的自由，國家不對信徒進行迫害，也不領導反基督教的運動，教徒可以舉行宗教儀式，教會可以出版自己的報紙和刊物。

而波蘭的宗教自由度是前共產黨國家中最高的，波蘭的天主教會與國家政權之間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天主教會在波蘭民眾中影響很大，它的道德權威超過了國家政權的道德權威，這樣一來，政府做的事情，對與錯的評價就不再是政府自己說了算，民眾會根據宗教提供的道德資源來評價政府的對與錯，這進一步降低了共產黨政府的權威。1978年10月16日，波蘭克拉科夫教區的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伊蒂瓦當選為羅馬教廷教皇，成為約翰．保羅二世，這是波蘭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約翰．保羅二世以公開支持專制國家民眾為人權和自由抗爭而聞名。1979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造訪波蘭，受到波蘭共產黨當局的隆重接待，其足跡所到之處，民眾無不爭相迎接。一時間，空前的宗教熱潮彌漫整個波蘭。教皇的波蘭之行，實際上也起到了對波蘭共產黨當局政治示威的作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波蘭共產政權無神論意識形態的失敗。

1979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造訪波蘭，受到波蘭共產黨當局的隆重接待。圖為1979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造訪波蘭期間，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獻花。（AFP）

約翰．保羅二世的這次訪問也為波蘭反抗運動提供了精神動力。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領袖瓦文薩曾經表示，如果沒有約翰．保羅，共產主義未必能在波蘭崩潰，或者是崩潰的時間可能要向後拖延，波蘭的政治轉型也可能伴隨大量流血。波蘭政府前總理拉科夫斯基直言不諱地指出，約翰．保羅二世對波蘭80年代的變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在1989年為何沒有發生民主革命

回過頭來看看1989年中國的情況。在歐洲出現的這些民主革命的歷史條件，中國當時一條都沒有具備。

首先，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異議人士，也就沒有形成民主革命和政治轉型的群體意願。

其次，中國民間沒有出現一個反抗中共的團體力量，也就是沒有政治上的反對派存在。

第三，中共黨內溫和派沒有掌握實權，在「六四」事件中，無法主導時局，也無法阻止中共頑固派對「六四」運動的血腥鎮壓。

那麼，中國為什麼在1989年的「六四」期間，沒有出現民主革命的歷史條件？主要原因在於啟蒙的不足。

20世紀80年代，由於中共實行了改革開放，西方的哲學、文學和藝術開始進入中國的大學校園，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開始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公開傳播，中國社會出現了萌芽的啟蒙運動。在86年的學潮中，學生曾經提出要求實現民主選舉、人民監督政府、要求實行三權分立、要求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這些民主訴求持續時間不長，在中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中，被迅速的打壓下去。在89年學潮中，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甚至還不如86學潮，大部分的訴求集中在反腐敗以及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基本沒有人公開提出否定共產黨，甚至對天安門城頭毛澤東畫像潑墨的三名義士都被當時的學生們主動抓住送交公安局。

我們知道，在共產國家進行文化啟蒙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揭露共產黨和否定共產黨，民主自由的追求必須建立在對共產黨的清晰認識上，必須在否定共產黨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而8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學校園裡的文化啟蒙運動顯然並沒有涉及對共產黨的揭露和否定，這造成了這場啟蒙運動的先天不足。其次，在整個80年代，中國出現的民主自由思潮主要集中在大學校園，也沒有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形成共識。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中國的「六四」事件也就注定了不會像東歐那樣取得成功。

那麼，中國80年代的文化啟蒙運動為什麼先天不足，沒有達到否定共產黨的程度？一個表面的原因是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沒有從根本上認清共產黨，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80年代之前，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十年浩劫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幾乎被連根剷除。而失去傳統文化的中國知識界所發動的文化啟蒙，缺乏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道德資源的支撐，在與中共黨文化的對抗中，很難堅守道德的制高點，很難像西方宗教一樣對政權構成道德權威。 

80年代之前，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十年浩劫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幾乎被連根剷除。圖為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在北京街頭遊行。（Jean Vincent）

中國「六四」事件的歷史價值

中國的「六四」事件由於以上所述的先天不足的時代條件限制，沒有走向推翻共產政權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只是80年代中國社會民主化訴求的又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是「六四」事件由於發生在全球共產政權開始向正常社會回歸和轉型的歷史節點上，不再是一個中國國內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雖然失敗了，卻注定不會平凡。

首先，「六四」事件開啟的中國民主化和政治轉型的浪潮不會隨著這起歷史事件的落幕而偃旗息鼓，而是方興未艾，在此後的歲月裡蓬勃發展。

其次，「六四」事件在當時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全球媒體都在大幅報導，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在當時的國際上影響最大的國內公共事件，這種影響力已經成為一座歷史豐碑，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越發顯示出它的歷史價值。

再者，「六四」事件的血腥結果，讓世人看清楚了共產政權的邪惡本性，「六四」事件因此成為揭露中共邪惡最具震撼力的歷史資料之一，也成為中共不敢觸碰的禁區之一。「六四」真相如果被中國的媒體公開報導，就會造成中共政權的解體。所以，中國的「六四」事件雖然沒有像歐洲的「六四」事件那樣導致共產政權的崩潰，但是，由於它付出的流血代價，也將中共的統治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中國的「六四」事件雖然沒有像歐洲的「六四」事件那樣導致共產政權的崩潰，但是，由於它付出的流血代價，也將中共的統治推到了崩潰的邊緣。（Catherine Henriette / AFP）

六四之後的 中國「文化轉型」歷程

文化啟蒙和文化轉型

我們知道文化啟蒙在東歐共產國家啟動民主革命和政治轉型的過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文化啟蒙的表現是宣傳自由民主理念、揭露共產黨、否定共產黨，目標是積聚反對共產黨的歷史合力，促成民主革命和政治轉型。而文化轉型則是重建一個社會系統的道德和價值觀。

舉個例子，張三是個壞人，通過一個黑社會組織控制著一個大公司，經常欺負公司員工，做了很多損害公司和員工利益的壞事。如果我在公司員工中揭露張三的罪惡，號召大家站出來將張三驅逐出公司，這就是文化啟蒙。如果我在公司員工中宣傳做好人的道理，使公司很多員工以及張三手下的很多黑社會集團成員都開始變成一個個的好人。那麼，我相當於在公司內部重建了一種道德和價值觀體系，這就是一個社會系統的文化轉型。

與文化啟蒙相比，文化轉型觸及人們的靈魂層面更深，對人們良知覺醒的程度要求更高，所以，必須得有一個非常高的道德指引才能完成。

「六四」後 中國「文化轉型」的開啟

「六四」事件，讓中國錯失政治轉型的歷史機會，但是人們未曾想到的是，「六四」事件過去僅僅三年後的1992年，中國民間就啟動了一場無可逆轉的文化轉型，這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為中國社會帶來的巨變。法輪功修煉者依據真、善、忍的指導，從做一個好人開始，改掉自己的壞習慣，歸正不正確的思想，放下自私的觀念，用修煉中的超高道德標準不斷昇華自己的靈魂和境界，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片淨土，形成新的文明型態。

1992年，中國民間就啟動了一場無可逆轉的文化轉型，這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為中國社會帶來的巨變。圖為1996年5月24日法輪功學員在武漢市四中集體煉功。（明慧網）

從1992年開始，由於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實踐而開啟的中國「文化轉型」有以下特點：

一、有非常高的道德指引——法輪大法的法理；

二、有明確的目標——恢復中華神傳文化；

三、有數量巨大的文化轉型的推動者——上億的法輪功修煉者。

與西方宗教不斷介入世俗紛爭，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中國的宗教都是出世的，一般不介入世俗事務。在中國歷史中，引導中國社會變革的不是宗教，而是敬天敬神的傳統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是天人關係，主要由道家文化來表述，並影響了儒家文化，中國的道家文化源遠流長，在沒有宗教之前就已經傳承了上千年。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前，這種以天人關係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一直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保存和延續，包括宗教和宗教之外的世俗生活。所以，在中國進行文化轉型的根本目標，不是恢復宗教，而是重建被中共摧毀的神傳文化體系，重建基於道德根本的信仰和價值觀體系。

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正是為中國社會重建了傳統文化中的天人關係，恢復了以道德為根本的敬天信神的信仰體系，在共產政權還沒有解體之前，就開啟這種高難度的文化轉型，這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

中國「文化轉型」與中共暴政

法輪功修煉者開啟的文化轉型是在沒有發生民主革命，中共政權依然存在，中共統治依然強大的背景下展開的。所以有遭受鎮壓的風險。

由於法輪功的修煉並不涉及政治，只是為各階層的人們提供了道德標準和信仰體系，中共官員完全可以依據這套道德標準淨化自己，昇華自己，這樣中共官員就會主動放棄作惡，並對中共歷史上所犯的罪行做出懺悔，中國社會就有機會在文化轉型的推動下和平過渡到民主自由的體制，從而完成政治轉型。在法輪功的傳播過程中，也的確影響了大量這類的中共官員，他們在修煉後、或者在接受善惡有報的神傳文化信仰後，就變成了一個好人。但是，正如「六四」事件一樣，中共體制內也有頑固派，為了保護自己手中的權力，在法輪功學員開創的文化轉型的歷史機遇面前，他們並不願意變成一個好人，更不願意讓別人做好人。於是，1999年7月，「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江澤民，親自下達了迫害法輪功的鎮壓命令。

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實踐而開啟的中國「文化轉型」，有明確的目標——恢復中華神傳文化。圖為神韻藝術團2020年3月11日在紐約林肯中心演出後演員謝幕。（戴兵／大紀元）

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中共官員設定的根本目標就是轉化法輪功學員，只要一個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轉化書上簽字聲明放棄修煉，就可以在中共的體制下過所謂的正常生活，否則就可能面臨下崗、開除、以及牢獄之災甚至是失去生命。法輪功修煉是讓一個人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變成一個好人，而中共的迫害則是讓一個修煉者放棄做好人的真善忍原則，回到從前的壞習慣或者壞人的狀態。這就說明，在這場文化轉型中，雙方較量的焦點卻不是政治層面，也不是法律層面，而是人的精神和靈魂層面。在這場與信神的修煉人的精神較量中，中共不可避免的走向末路。

面對中共的迫害，法輪功學員一邊堅守信仰不動搖，另一邊，也不被動的承受迫害，而是採取講真相的方式反迫害，同時提出了解體中共的時代主題，並肩負起了解體中共的歷史使命。總體來說，法輪功學員在這個過程中，做了以下幾類事情：

一、創辦媒體傳播社會歷史真相和法輪功真相；

二、發表《九評共產黨》徹底揭露中共，否定中共；

三、發起退黨行動，勸人三退（黨團隊）脫離共產黨組織；

四、提出「解體黨文化，恢復正統文化」。

從結果上來看，「六四」事件中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幾乎都被法輪功學員在修煉和反迫害中承擔起來，如進行文化啟蒙揭露中共、否定中共；締造大量異議人士、形成解體中共的群體意識；形成諸多的民間反抗力量；以及讓大量中共黨員、官員退出共產黨，弱化中共的統治。

法輪功學員發起退黨行動，勸人三退（黨團隊）脫離共產黨組織。圖為2021年5月13日法輪功學員在曼哈頓盛大遊行，慶賀第22屆「世界法輪大法日」及聲援3.7億勇士退出中共。（Mark Zou／大紀元）

而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所製造的欺世謊言（如天安門自焚偽案）、所犯下的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行（包括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一旦被中國國內媒體公開報導，這將比「六四」真相更震撼，會瞬間造成中共的解體。

重建天人關係 中國「文化轉型」勢不可擋

中共在1999年迫害法輪功的開始階段，叫囂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然而22年過去了，法輪功不但沒有在中國被消滅，反而在中國和海外傳播得更為廣泛，在22年的大迫害環境下，一批又一批的新學員頂著壓力不斷走入修煉，這與「六四」事件的結果截然不同。

誠如前文所述，法輪功的修煉者重建了天人關係，修煉人都信神，相信天道無私、善惡有報，因此能看淡生死，而一心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這種天人關係一旦確立，就超越人世間的任何世俗力量，很難被人間的暴力所摧毀。

在歷史上，基於對神的正信從來都不可能被人世間的暴力所消滅，基督教曾經被羅馬政權迫害200多年，無數的基督徒被投入鬥獸場被猛獸咬死，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但是基督徒沒有被暴力所嚇倒，他們堅守對神的信念不動搖，最終羅馬帝國被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所征服，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並最終成為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主要信仰體系。

同樣，法輪功的修煉者也堅守對師父的信仰不動搖，堅守真、善、忍的理念做好人，法輪功學員的這種金剛不動的修煉意志，締造了中國「文化轉型」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

法輪功修煉者堅守真、善、忍的理念做好人，這種金剛不動的修煉意志，締造了中國「文化轉型」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圖為2001年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打出「真善忍」橫幅。（明慧網）

東西方社會轉型為何不同道路

中共建政後，通過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消滅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階層，如土地改革消滅獨立的地主階層，也就是鄉紳階層，這是在民間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通過反右消滅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就是士大夫階層，這是在朝堂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通過宗教協會控制中國傳統宗教，剷除了在世俗之外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立的僧道階層；通過文化大革命剷除普通人頭腦中存留的傳統價值觀和倫理道德。

與東歐一些共產國家內部，宗教尚能保持一定的自由度相比，共產中國幾乎沒有絲毫的獨立文化和獨立信仰的自由。這造就了東西方共產國家在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

東歐共產國家由於宗教可以為文化啟蒙提供道德和價值觀資源，使文化啟蒙可以締造出推動政治轉型的三大因素：異議人士、民間反對派、黨內溫和派，所以，東歐共產國家的社會轉型可以從政治轉型開始，先政治轉型，再經濟轉型，再文化轉型。

而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根絕，民間信仰體系的喪失，無法為文化啟蒙提供道德和價值觀資源，因此，中國的社會轉型只能從文化轉型開始，先恢復傳統文化、重建信仰體系，才能推動文化啟蒙，形成政治轉型的歷史條件。在「六四」事件32年後，在法輪功傳出29年後，以上的歷史過程正在越來越清晰的向我們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