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時代 威權主義被重新定義

從在線騷擾到虛假信息傳播，再到關閉互聯網，網路攻擊使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臉部識別軟件進行目標監視。圖為2019年4月26日，深圳華為公司展示人臉識別和人工智能系統。（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網路威權主義現在被定義為「專制政權使用網路信息技術監視、壓制和操縱國內外民眾」， 已成為一種新的全球破壞力量。 將網路威權主義運用到極致的國家非中國大陸莫屬。

編譯•李清怡

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蒙特利爾種族滅絕和人權研究所的項目協調員瑪麗．拉門施（Marie Lamensch），在國際公認的智囊團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網站撰文，題為〈網路時代 威權主義被重新定義〉。

網路技術為各國政府提供了一種與民眾溝通的工具，以便政府調整政策。但與此同時，這些工具也給予了專制政府繼續掌權的前所未有的能力。的確，監視、宣傳和虛假信息一直是獨裁劇本的內容，但是有那麼幾種技術讓這種壓迫和控制變得更加無孔不入、更高效、更隱蔽。這在中國大陸表現得淋漓盡致。

從在線騷擾到目標監視

網路威權主義有多種形式：從在線騷擾到虛假信息傳播，再到關閉互聯網，網路攻擊使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臉部識別軟件進行目標監視。中共的戰術肯定要比菲律賓、俄羅斯、或伊朗的領導人高明，使用的科技當然也更高。

事實是，過去15年全球的民主衰落與監控新技術的興起同時發生。專制領導人和政府已經學會了利用網路技術。他們了解到，政權的生存可能取決於運用這些科技的能力，並將這些科技武器化。威權主義已經被徹底重新定義：已經走向科技網路化。

大約20年前，新的信息技術出現，標誌著科技革命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大大加速了社會的電子化進程。人、政治和市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聯繫、相互依存。早期，人們普遍期望技術進步、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能夠促進言論自由，推翻獨裁者，並在全球傳播民主。今天，這種科技理想主義基本上蕩然無存了。

的確，網路威權主義現在被定義為「專制政權使用網路信息技術監視、壓制和操縱國內外民眾」，這一名詞正快速進入外交事務從業者和研究人員的詞彙表，成為一種新的全球破壞力量。

中共將網路威權主義運用到極致

北京在全國部署攝像頭、傳感器數據和人工智能追蹤，打造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圖為2019年9月6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安裝的攝像頭。（Greg Baker / AFP）

將網路威權主義運用到極致的國家非中國大陸莫屬。多年來，北京一直投資開發技術設備，旨在控制中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防火牆」開始，中共的網路霸權願景與普世人權背道而馳。北京還在全國部署攝像頭、傳感器數據和人工智能追蹤，打造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

結果是，製造出恐懼和自我審查的氣氛。濫用網路工具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在新疆。據多位專家和官員稱，新疆已經成為人們所說的「露天監獄」和「網路古拉格」。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程師告訴英國廣播電臺：「中共把維吾爾人當作各種實驗測試對象，就像是實驗室的老鼠。」據人權觀察報導，作為中共大規模監控的一部分，當局為該地區設計了一個應用程序，匯總人們生活的各種數據，如果有人被認定為「可疑」，該程序會向警方發出警報。

中共公安局與中國科技公司密切合作，特別是華為、商湯科技、海康威視、科大訊飛和曠視科技。另外，北京還可能強迫中國科技公司開發專門技術，用於對社會採取新形式的控制。

但專制統治的領導人不一定需要高科技工具。對某些領導人來說，關閉互聯網、在線騷擾和傳播虛假信息足以讓批評者噤聲和控制言論。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2016年大選時，臉書幫助培訓杜特爾特的手下，贏得大選後，臉書即刻向這位新總統提供新的服務和工具，繼續保持夥伴關係。通過創建一小群網路戰略家、博主和有影響力的人，杜特爾特將信息武器化。一小群支持者可以創建多個在線身分群組、集結聯盟，放大信息傳播，在線吸引眼球。

誠然，網路的全球性和互聯性，使得威權主義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具跨國性。正如「自由之家」在《看不見卻夠得著》（Out of Sight, Not Out of Reach）報告中所揭示的，威權政權通過網路威脅、間諜威脅和間諜軟件讓海外公民噤聲。跨國網路威權主義特別隱蔽，極其惡劣，且運作成本低，因為它繞過了國家主權問題，也無需在地面行走或在空中飛行。正如自由之家的報告所示，中共、卡塔爾、俄羅斯、盧旺達和沙特阿拉伯等政府特別擅長威脅和控制海外公民。

網路的全球性和互聯性使得威權主義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具跨國性。（Nicolas Asfouri / AFP）

中共戰略性輸出其網路威權主義

網路威權主義操作起來也越來越方便。中共、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國家不僅將科技用於壓制百姓，還出口監控工具。中共戰略性輸出其網路威權主義的規模令人震驚，至少有24個國家政府以中共的監控技術作為主要工具，尤其是位於撒哈拉以南的的非洲國家。另一份類似報告，來自於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稱中共成了非民主政府網路威權主義的罪魁禍首。最近，在華為公司的設備和技術支持下，塞內加爾走上了網路威權之路。

此外，許多用於網路威權主義的技術是西方科技公司開發和銷售的，因此，西方國家也捲入了讓專制政權受益的監視和技術市場。在加拿大設有辦事處的美國網路設備製造公司Sandvine，向白俄羅斯提供了一種互聯網封鎖技術，白俄羅斯2020年大選期間，將該技術用於阻止民眾訪問網站和鎮壓抗議活動。2020年6月，法國監控公司Amesys和Nexa的高級管理人員被起訴，因涉嫌實施酷刑和強迫失蹤罪，以及涉嫌向利比亞和埃及政府提供監控技術。更複雜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等技術是「雙面技術」，即意味著這些技術既可善用，亦可惡用。

以上所描述的威權主義和技術之間的邪惡關係，勾勒出一副黑暗的未來圖景，還有比這更糟糕的嗎？

隨著中共和科技公司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亞進行大規模投資，自由民主國家正在失去規範、經濟和技術之戰。北京通過投資，在聯合國獲得更大的影響力，成為使用科技壓制百姓的壞榜樣，而西方民主國家未能提供明確的替代模式。隨著科技公司繼續將利潤擺在人權之上，威權政府成了領頭羊。在此舉一典型實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大會上，44個國家與加拿大共同呼籲調查新疆維吾爾族所受的人權侵犯，65個國家表態支持中共，並譴責加拿大等國「基於虛假信息對中國進行有政治動機和毫無根據的指責」。

這可不是個好兆頭。民主國家能夠關注這一問題，也必須關注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