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共如何影響全世界
中共權貴安排子女進軍華爾街,在美國的權力核心安插子女當線民、特使,
便於蒐集情報、施加影響力。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指責美國金融精英是「未註冊的外國特工」,
是北京在華盛頓的影響力行動的一部分。
文: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瑪麗.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
編譯:吳芮芮
編者注:本文是《隱藏的手:揭露中共如何重塑世界》(HiddenHand: Exposing Howthe Chinese CommunistParty Is Reshaping theWorld)一書作者授權之摘錄。
白宮貿易顧問
嚴厲抨擊華爾街
2018年11月,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他所稱的華爾街的「全球主義億萬富翁」發動了嚴厲的抨擊。
他指責華爾街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經理人集團與中方進行自己的「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並向白宮施加巨大壓力以破壞貿易談判,令美國屈服於北京 。
納瓦羅還進一步指責金融精英是「未註冊的外國特工」,是北京在華盛頓的影響力行動的一部分。
這是很強烈的指責。
北京已經在華爾街工作了很長時間。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於1999年訪問美國時,曾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New York)花了幾天時間與美國商界領袖不斷開會。《紐約時報》報導:「朱似乎從來不厭煩美國公司。」
北京對華爾街投入很長時間。前中共總理朱鎔基1999 年訪美時,曾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與多個美國商界領袖開會。圖為朱鎔基(右)與紐約州長帕塔基(左)會面。(AFP)
數十年來,美國金融巨頭一直在指導美國的對華政策。每當克林頓、布什或奧巴馬總統威脅要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貨幣操縱或技術盜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時,華爾街的領導人就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說服他們退縮。儘管中國一再違反貿易規則,但華爾街的壓力對克林頓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具有決定性意義。
二十年後,《紐約時報》寫道:「幾十年來,北京在華盛頓、華爾街公司董事會中一直利用該國的規模和諾言來平息反對派並獎勵那些幫助其崛起的人。」
金融機構一直是北京在華盛頓最有力的宣導者。
因此,大型銀行、對沖基金和投資工具等金融機構一直處於美國權力核心,其中又以高盛(Goldman Sachs)獨占鰲頭。對中共來說,要打入美國精英階層,沒有任何組織比高盛更重要。金融大軍是容易達成的目標,因為利益是一致的。華爾街的高管們期待著北京在向外國人開放其廣闊的金融市場時出現一個黃金國,因此一直在為中國公司提供諮詢意見,以購買那些美國公司的貸款,並借錢給他們,以便在利潤中分成。用一位白宮高級官員的話來說,「喜歡做交易的人真的喜歡中國共產黨。」
中共在推開已經開啟的大門。但是,利益取向可能不會長久,因為北京的最終目的是使上海取代紐約和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之都。正如列寧所說:「資本家將賣給用來吊死他們的繩索。」
到2003年,高盛已成為中國國企融資的主承銷商。2006年,保爾森(Henry Paulson)從高盛的首席執行官升任為布什領導的財政部長。他擁有中國精英中最好的人脈。保爾森訪問中國約70次。他問總統他是否可以負責美國的中國經濟政策,布什同意了。
但是,根據作者兼記者保羅.布魯斯坦(Paul Blustein)在《外交政策》雜誌撰寫的文章,保爾森做得很糟糕。
布魯斯坦說,如果保爾森對北京的貨幣操縱,對國有企業的更嚴格控制,對美國在華企業的苛待以及技術盜竊計畫做出更有力的反應,那麼今天美國要通過貿易戰來解決貿易不平等的種種情形將不會出現。保爾森沒有建議採取報復行動來保護美國公司,而是在國會努力阻止它們,提議開啟於2006年12月的「戰略經濟對話」。不用說,這給北京帶來了好處,而今天北京仍持續地利用它。
華爾街「太子黨」
中共並不滿足於僅僅依靠北京與西方大國之間的利益協調。另一個重要的影響途徑是太子黨,即過去和現在的最高黨魁的兒女。多年來,大型國有投資公司中信集團一直以太子黨為主導,而圍繞武器製造業而建的中國保利集團也是如此。中國蓬勃發展的私募股權行業受「紅色貴族」及其子女的控制。
對於西方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銀行而言,在新興的、利潤豐厚的中國資本市場開展業務的先決條件是,與掌控最大公司以及在黨內占主要地位的家族建立關係網。為這些家族的兒子、女兒、侄子和侄女提供工作,會帶來直接的關係或互惠互利的個人關係網。
這些家族的後代不需要資格過人或特別聰明,重要的是他們的人際關係。太子黨的理想職業道路是,在著名的大學,最好是常春藤盟校或牛津大學攻讀本科學位,畢業後直接進入紐約或倫敦的大型銀行或對沖基金的交易大廳工作,幾年後拿到MBA(企業管理碩士)學位,正式在華爾街取得一席之地。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在2016年的一次調查中提供了不尋常的洞見,導致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因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而支付了2.64億美元。摩根大通當時為了取得中國市場的商業利益,特設「子女專案」(Sons and Daughters Program),在香港、上海和紐約提供數十個工作機會給中共權貴子女,被形容為「系統性賄賂」。
其中一位是中國商務部長高虎城的兒子高珏。高珏畢業於普渡大學,他在父親和摩根大通高管戴利(William Daley)會面後,在該公司找到了工作。戴利曾在克林頓時代擔任美國商務部長,並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他後來擔任奧巴馬總統的白宮幕僚長。
曾在克林頓(左)時代擔任美國商務部長的戴利( 右), 曾幫中國商務部長高虎城的兒子高珏找到摩根大通的工作。戴利還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AFP)
高珏面試表現不佳,但仍拿到令人垂涎的分析師職位。由於他容易在工作中打瞌睡,很快就被認定為是「不成熟,不負責任和不可靠」的員工,並被列入裁員名單。後來他父親高虎城找上時任摩根大通亞洲區副主席方方,以推進摩根大通中國交易案為誘餌,請求對高珏刀下留人。方方被說服後,高珏保住在紐約的職位,而紐約主管的兒子成了替死鬼。
當然,有許多在美國金融界工作的中國內地人,勝任力強,職位通常是非常高級的。方方是一個例子。他於1980年代畢業於著名的清華大學,然後在納什維爾的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工商管理碩士。
1993年,他在紐約和香港的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工作。2001年,他在摩根大通開始了13年的職業生涯,後升任為中國香港投資銀行的首席執行官。在那段時間裡,他促成了許多中共高官的兒女到銀行任職。他還對一些中國執政精英的個人理財知識非常了解。《紐約時報》稱方方具有「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人脈」。
方方不是中共貴族,但與紅色貴族關係非常密切。《財富》雜誌將他描述為「對媒體友好的、與共產黨有密切聯繫的高管」。2011年,他在香港成立了華菁會,該會是一群在內地成長、落戶香港的海歸精英們的社交俱樂部。這個俱樂部被稱為 「太子黨」和中共太子黨香港分會。
對中共權貴來說,安排子女進軍華爾街,除了為子女謀得高職外,更重要的是與華爾街保持聯繫。在美國的權力核心安插子女當線民、特使,便於蒐集情報、施加影響力。美國企業整體的運作模式,包括北美最富有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財務狀況等機密,將被打包回傳給「中國爸爸」或「中國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