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擔心的是無法預期的後果」
中共隱瞞武漢疫情，延誤了全球對致命病毒的反應，使疫情向外擴散至多國。圖為1月22日武漢漢口火車站。(Getty Images)
「我最擔心的是無法預測的後果。由於隔離措施和運輸限制，難以獲取救生藥品。一名患腦病的男孩死於家中，因沒人照顧，他父親被隔離了。還有報導說，有個男人想去醫院去不了，沒有救護車來，很無助，自殺了。」
編譯：李清怡
自2003年中國爆發薩斯以來，已過了近二十年，如今，中國大陸再次成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中心戰場。就像薩斯一樣，人們擔心中共在這次疫情爆發的過程中信息不透明。
在過去的幾周裡，有報導稱，中共當局可能延報疫情，然後輕描淡寫地掩蓋了所知信息，甚至還要求一名試圖向親友同事發出病毒警告的醫生李文亮緘口沉默。這表明中共試圖掩蓋的舉動可能延誤了全球對致命病毒的反應，促使其進一步傳播。
中共當局延報疫情，甚至還要求試圖向同事發出病毒警告的醫生李文亮緘口沉默。圖為2月7日，人們為紀念李文亮醫生在醫院門口擺放了鮮花。（Getty Images）
就這些問題，美國知名新聞網站Vox記者貝魯茲（Julia Belluz）電話採訪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中（Yanzhong Huang），他分享了幾個觀點。他認為，在疫情爆發中心武漢，地方衛生官員淡化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嚴重性，他還談到中國疾病監測系統為何失靈，並對大規模隔離做法的後果表示擔憂。
薩斯之後，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疾病監測網絡，該網絡具有網絡報告系統。基層公共衛生工作人員可以通過該系統向中央衛生當局（即中央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報告任何情況。不幸的是，該系統在這次疫情中並未發揮應有的功能。中共CDC的官員承認，當新型冠狀病毒出現時，該系統沒有警覺，部分原因是系統沒有程序處理已知病原體類別之外的病毒。
就連確認病例的過程也非常官僚。要確認一個病例，必須經過三級確認程序：首先必須在基層級別確認，然後在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級別確認，最後必須要得到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確認，才能算作確認。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1月29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一篇報告指，1月初已經有衛生保健工作人員被感染。這是新型病毒人傳人的確鑿證據。然而，直到1月18日公眾才得知事態發展的信息。但是，人們仍然被告知，尚無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該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特徵。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有其他證據表明，去年12月就已經陸續出現人傳人的感染病例。
如果查看一下武漢疫情的通報方式，就會發現從1月5日以後，他們便停止了提供報告，直到1月11日才恢復報告。在此期間，政府沒有提供任何有關該疾病的信息。但是1月5日至11日之間卻舉行了兩次重要的政治會議：市人大會議和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官員不想讓這個壞消息攪和了兩會。
黃延中說，論及武漢市政府掩蓋疫情時，得說說兩個問題。首先，關於將本地疫情上報的問題，也就是向上信息流。當中央領導人收到信息並發現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時，好像是在1月16日之後，因為在1月18日左右他們派出了一個調查小組前往武漢。
武漢市地方政府確實發布過關於這種疾病的報告，但這些報告也只是斷斷續續地發出，而且也不確切（因為他們一直否認該病毒人傳人的證據）。再有就是與公眾交流信息的問題。顯然，中共當局在與公眾及時準確地共享疾病信息方面做得並不好。
獨裁政權傾向重視保密。由於向上問責制，當時中央衛生當局被信息誤導，因為各級官員只對直接上級負責，而不對受其決定影響的人負責。因此，他們有動機不說實話，這樣使自己看起來還不錯。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對中國經濟和旅遊業、政治和社會穩定造成的影響。他們不想上報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知道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傳染，而這會破壞兩會的政治氣氛。
當貝魯茲提問：關於威權主義，中共有一套人口監視系統。那麼，是否該系統在疫情爆發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黃延中回答：「我並不是在支持這種人口監視系統。」但是，疫情爆發時，通常會用到大數據。他們擁有每個人都可以查找的系統，比如，如果在過去一個月內旅行過，您只需要提供火車車次和航班號即可，系統可以顯示您是否曾與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同行。」
「我最擔心的是無法預測的後果。由於隔離措施和運輸限制，難以獲取救生藥品。有一名患腦病的男孩死於家中，因為沒人照顧，他的父親被隔離了。還有報導說，有一個男人感到很無助，他想去醫院卻去不了，沒有救護車來，他就自殺了。」
「我對武漢的情況不太有信心，很多人即使有症狀，也無法到醫院檢查。整個衛生保健系統完全超負荷，這是醫院收容力的問題。」
封城措施是否正確？
明尼蘇達州大學德盧斯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尤德（Jeremy Youde）在《東亞論壇》刊文指，儘管絕大多數病例都出現在中國，但現在病例已經出現在整個亞洲和其他國家。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傳播，加上缺乏已知的治療方法，已經引起了國際恐慌。
更成問題的是，中共關閉交通網路、限制公共聚會，多個城市進入「封城」狀態。政府辯稱，實施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隔離措施可防止這種疾病的傳播。中共還逮捕了對政府的措施提出批評的人，醫護人員負擔的增加也升級了壓力，香港的護士威脅要罷工，除非香港政府關閉與中國大陸的邊界。
中國多地封城，使追蹤可能已被感染的人變得更困難。圖為2月5日空蕩蕩的武漢街頭。（Getty Images）
隔離做法還面臨其他挑戰。隔離的結果是，更難追蹤可能已被感染的人。武漢市長說，啟動隔離之前，估計有500萬人逃離了武漢，破壞了該政策的有效性。
這些措施也會削弱人們對政府和公共衛生系統的信任，此時，信任對於制止流行病至關重要。報告顯示，地方官員壓制新型冠狀病毒早期病例的信息，掀起了人們對病毒疫情的傳言，使人們更難以了解實情。
世界衛生組織最終於1月30日宣布2019-nCoV（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是有史以來世衛第六次做出這種決定。但就在之前的一星期，世衛還拒絕這一聲明，認為疾病主要限於中國境內，由此又給了新型病毒一個星期的立足時間，傳播至境外。
由於世衛延誤決定，各國在沒有相互協調行動的情況下獨立發布旅行警告和採取其他政策。政府和私人公司不得不限制與中國的貿易，增加了人們對潛在經濟成本的擔憂。
目前人們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病理和起源還無法確定，但確實知道遏制疫情爆發的有效措施有哪些，即信息透明、國際夥伴關係和針對性的行動。中國、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決策者們應立即採取行動，保護每個人的健康。◇
新紀元月刊第6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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