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寫 / 第661期 20191127

預感赤色中國難容身錢穆在香港建中文大學

by 秦順天

1949年錢穆就預感到，赤色中國難有他容身之地。他在香港見到許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創辦新亞書院。（新紀元合成圖）

1949年，當一些知識分子從香港北上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時，錢穆遷往香港。他預見，中共得天下即意味著中國文化傳統的中斷，於是在英國屬地香港創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並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文 _ 秦順天

靠自學從鄉村教師到進入北大授課

錢穆，原名恩鑅，字賓四，清光緒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於江蘇無錫的七房橋。他7歲入私塾讀書，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他輟學後自學。18歲後，錢穆當了十年小學教師，1922年以後，他又當了八年中學教師。

錢穆位於無錫七房橋的故居舊址。（賈夢龍／維基百科）

一直自學苦修的錢穆，致力於史學研究，1930年，因《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兩本著作，使學界人士對其推崇備至。後由顧頡剛推薦，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

居北平八年，錢穆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名校。

在燕大，錢穆見陳寅恪穿長袍，遂改穿長袍，一直堅持到老。當時北大名師雲集，戴金屬細邊眼鏡的錢穆，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說，胡即指胡適，他倆都因以演講的方式授課而聞名。

一次，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宴請教師，錢穆直言，入燕大校門即見M樓、S樓，既然在中國，就該起中國名字。校務會採納了錢穆的建議，後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樓貝公改名辦公樓，其他建築也都賦以中國名稱。校有一湖，因一時無名，就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未名湖。（公有領域）

抗日戰爭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撤到雲南蒙自，期間他與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往來密切。陳夢家勸錢穆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教科書，後來在陳夢家的啟發下，錢穆一反此前中國通史的西方化敘事傾向，寫出《國史大綱》，它飽含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愛國熱情，展現出「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很快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

而民族危亡之時，西學東漸，很多青年受中共革命文化的影響，當時閱讀的多是「左傾進步書籍」，以民族虛無主義為時尚，蔑視和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腐朽沒落」。

錢穆二兒子錢行說，「1949年以前，好像真沒讀過父親的什麼書。那時我讀高中時，父親有次回來，見到三弟（錢遜）那裡有從蘇聯大使館要來的《列寧選集》，曾經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當時也不怎樣接受……其實那時候的青年學生，和後來的紅衛兵運動也差不多，很狂熱的。」

錢穆勸兒子看《曾國藩家書》，不要看那些「馬列的書」，不要上當、相信那些東西。但後來兒子們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接觸，都參加了學生運動，自認為「進步、革命」，逐漸遠離了父親。

錢穆在學生時代，也曾參加過學潮，但在北平、西南執教期間，錢穆不支持學運，因為中共宣傳馬克思主義，鼓動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與他的傳統理念相悖。錢穆後來離開了西南聯大，也與當時校園激進的左傾思想有關，「聞一多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

預感在赤色中國難有容身之地

「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論旨」的《國史大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蔣介石約見錢穆，錢穆拒絕了，次年，蔣介石再度約見錢穆。提倡宋明理學的蔣介石，與錢穆思想非常相合。後來，錢穆再次受蔣介石的邀請，與馮友蘭一起去重慶，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為錢穆安排的每餐飯蔣介石都要親自去看，親口品嚐是否合口。蔣介石還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裡清代部分的編寫。

錢穆多次讚揚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權憲法」、「五院制度」，尤其考試制度、監察制度，認為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錢穆的價值觀與中共倡導的馬列格格不入。

1949年4月，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挺進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抉擇。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對中共懷有深望，屢勸錢穆留下。錢穆問他，「您研究古文辭，您看看軍隊渡江的那篇文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成不語。

從文告中，錢穆當時就預感到，赤色中國難有他容身之地。而那篇文告正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1949年8月，毛澤東發表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評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錢穆認為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會找到我頭上」。此文發表之前的四個月，胡適已經去了美國；八個月前，傅斯年去了臺灣。

當時，錢穆正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10月，錢穆囑託蘇州城防司令隨時照顧家小，然後自己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妻子和五個孩子都留在了大陸。

在香港創辦中文大學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宗旨

1955年9月，時任新亞學院院長的錢穆在院慶晚會上行拱手禮。（公有領域）

錢穆在香港見到許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有了創辦大學的想法，「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自認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一邊在《民主評論》上發表文章，一邊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在九龍偉晴街借用華南中學的三間課室，籌辦「亞洲文商學院」，夜間上課，由錢穆任院長。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至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亞洲文商更名為「新亞書院」，改為日校，錢穆出任院長。

學校經費困難，辦公室晚上就是臥室。錢穆自奉節儉，先是棲身在校舍打地鋪，後搬到貧民區，再搬到偏遠鄉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立定講壇，舌耕不輟。

學生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學校天臺、樓梯上。師生不到百人，學費收入僅有20％，每月虧空多達三千多港幣。後來蔣介石一直幫助了四年，數年後，學校獲得美國耶魯、哈佛的援助，蔣介石才開始停止撥款。

錢穆故居展示的新亞書院校歌歌詞手稿。（公有領域）

錢穆公開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1958年的一天，錢穆的長子錢拙接到一封父親來信。信中說，人民公社搞得這麼糟，還要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把自己的鍋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這不是亂了套嘛！」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68歲的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在英國屬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學的大學。

新亞書院，2016年。（Wpcpey／維基百科）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陸大中學校一度陷於停頓。據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持續一兩個月之久。一天，錢穆突然說，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將來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此為研讀文言文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中斷的危機。

父子異途

錢穆畢生信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儒家家庭倫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時，錢穆曾經與余英時一家看電影，內容是關於親子之情的。想起在大陸的兒女，錢穆當時禁不住悄然淚下，而錢穆向來是能夠「以理馭情」的。

1950年，錢穆寫信給留在大陸的三個兒子，希望他們到香港讀書。當時中共貶斥錢穆「賣國」，受輿論影響，兄弟三人認為父親「逃港」即是不愛國的行為。當時18歲的二兒子錢行，甚至將毛的報紙文章寄給錢穆。錢穆想與子女團聚的願望沒有實現。

1949年後，因錢穆反共的立場，子女的工作與生活都受到了株連，他們也曾以所謂「愛國」大義責備父親。

當錢穆在國外創建大學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時，三子錢遜在國內清華大學的講臺上，當了二十多年的馬列教師，教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錢行後來被舉家下放，女兒錢易也被下放到江西開荒種地。為免牽連錢穆和子女斷絕了書信往來。

在中共的集權高壓下，錢穆父子異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三十一年後的1980年，子女們才與父親重聚，錢穆其時已85歲。而錢行藉助赴港探親的事由，才找機會辦了返城手續。

錢遜讀父親的著作時，已年近五旬；曾經叛逆的錢遜，為自己曾經批判國學而感慚愧。錢行70歲時，以「畢明邇」為名，發表文章替父親辯駁：「中國的幾千年說成都是封建、都是專制，是錢先生所最反對的。……有皇帝，不等於就是專制，反之，沒皇帝了也不等於就沒專制。」

錢穆死後，胡美琦發表文章談到，與子女相見時，錢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個說明，「文革」時孩子為什麼用那麼「革命」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父親，但他沒有等到，心中耿耿卻難以言表。

錢穆（字賓四）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圖為錢穆故居展示的聯經出版精裝書《錢賓四先生全集》。（Solomon203／維基百科）

歷史驗證了錢穆對中共的預言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搞「統戰」，派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及其侄子錢偉長勸錢穆回大陸。

錢穆給老師呂思勉的回信中寫道：「回來雖無刀斧之刑，但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教授，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當中檢討，要我像他們這樣做檢討辦不到，等於是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我完全做不到。」

在錢穆看來，中共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所以錢穆表示：「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1957年，錢穆發表〈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文中說：「毛澤東清算了中國歷史和中國人，難道中國歷史和中國人便不會清算毛澤東？……好殺人、敢殺人、多殺人，絕非歷史真理。若果殺人成為歷史真理，世界將不會有人類，人類將不會有歷史……用客觀統計方法來檢查已往的歷史，好殺人、敢殺人和多殺人的，中國已往如黃巢與李闖，現代世界如斯大林，其他不必多舉，試問有哪幾位多殺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後沒有受真理清算過？」

1969年，錢穆赴金門對軍官發表演講，他預言：「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愈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我們大陸同胞正是受盡苦難，然而最後總會苦盡甘來的。」

1986年，錢穆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

直至晚年他雙目失明，由夫人協助撰寫的《晚學盲言》中，錢穆仍念念不忘批判馬克思邪說。

時局困頓「未曾降志辱身」

在「崇尚西學」、排斥詆毀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錢穆為傳統文化辯護，提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專制，所以他為各種激進勢力所不容，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視他為「封建餘孽」。

但大智不群的錢穆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方向，他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即使時局困頓，也「未曾降志辱身」。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錢穆故居客廳內懸掛的朱熹墨寶。（Solomon203／維基百科）

錢穆志在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他曾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錢穆還說：「大陸之失，我輩知識分子應負絕大責任。」

在錢穆看來，近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與激烈的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他呼籲年輕人，不要老想著「成功」，不要混淆理想與欲望。

蔣介石當年對錢穆非常賞識，但錢穆並沒有成為御用學者。他們之間每次會面都有談話記錄，隨著檔案的公開，從記錄看，錢穆從未向蔣介石索要過什麼，更未曾諂事過蔣介石。

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學者朋友

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陳寅恪拒絕了；之後他又去邀請熊十力，熊十力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覆；他還到中山大學找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

北京「文革」時期的一張海報。示意圖。（AFP）

「文革」後，陳寅恪被稱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革命者」趕走他的助手、護士，停發凍結他的工資與存款，陳寅恪一生積攢的書籍字畫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搶走。「革命者」把幾個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後，用怒吼的批判恐嚇誣衊他。雙目失明、患嚴重心臟病的陳寅恪在驚恐不安中度日如年。1969年黃曆新年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一個四面透風的平房裡。極度衰弱的陳寅恪當時已不能進食。5月5日下午，命若游絲的陳寅恪再次被「革命者」批鬥，要求他口頭交代罪狀，直至口不能言。五個月後，79歲的陳寅恪悽慘離世。

「文革」爆發，熊十力屢遭抄家、批鬥，其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批判，熊十力不停地寫書，寫了毀，毀了寫，精神無法承受，甚至絕食減食以求速死，漸漸至精神錯亂。他常穿著一件褪色布長衫，腰間胡亂扎一麻繩，獨自一人在街上、公園裡跌跌撞撞，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

梁漱溟1949年以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薪水不菲，主要「工作」是思過、檢討其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祖傳三代的畫軸書冊全被焚毀，梁漱溟被紅衛兵要求掃大街、掃廁所，每日接受「群眾監督管制」。

錢基博，1959年「拔白旗」運動中，著作手稿被大量焚毀，最終抑鬱而亡。錢基博的兒子錢鍾書在清華只教了一年書，後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參與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文革」時，錢鍾書夫婦被下放「五七幹校」，其女婿被逼含冤自殺。

1949年10月，曾被蔣介石器重的馮友蘭向毛澤東表態：「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後來「尊孔」的馮友蘭改變立場「批孔」，獲毛澤東賞識，每次被毛澤東接見後，馮友蘭都會感激涕零地獻詩。馮友蘭晚年承認，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誠，而是譁眾取寵了」。

早就預見中共的「1984」即將到來的陳夢家，1966年8月被紅衛兵揪鬥，戴上「流氓詩人」的高帽子，後懸梁自盡。

錢穆親侄錢偉長，1958年在清華大學被定為「極右分子」，後被強制勞動改造。

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

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墓穴毀於「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