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與特朗普例外 歷任美國總統都錯估中共
美國的「接觸」政策養肥了中共，卻沒有讓中國變得自由。中共利用繁榮監控民眾，耗資投入高端的壓制工具，將中產階層控制在掌心。圖為北京國際展覽中心展售人臉識別系統。（Getty Images）
幾十年來，美國政界和分析人士都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激發自由及民主， 結果如何？美國一些資深中國觀察家最近發表評論稱，答案是否定的。 而美國官員從未認真對待過這方面的爭論，即貿易能否帶來民主？
編譯 _ 李清怡
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強調對北京實行的政策是經濟和外交「接觸」。此一美國策略旨在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秩序，並促進經濟自由，從而讓中國人產生對更大政治自由的渴望。
《彭博》專欄作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蘭茲（Hal Brands）近日撰文，這一戰略失敗了。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實現了現代化，卻依然壓制異議人士。中國沒有成為一個美國想要的民主國家，卻成了一個野心勃勃的專制政權。
現在，一位美國著名漢學家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在《華盛頓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認為，「別說民主化，在美國接觸政策的實踐中，就說中國的人權，從來都不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同樣，其他中國學者，如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Ryan Hass）也說，美國官員用政治改革的說辭作為一種方法，說服美國人支持擴大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但是，人權和民主「從來都不是美國戰略的目標」。
所有這些都有理由，但若說美國政策從來都不是為了促進人權和民主，也不盡然。
在冷戰結束之前，里根就說鄧小平的經濟開放僅僅是「超過10億人第一次嚐到自由的滋味」。1993年，時任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曾說，「美國鼓勵中國——那個偉大且極其重要的國家實現經濟和政治自由，以尋求中國實現從共產主義到民主的和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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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政策沒有瓦解中共極權
克林頓政府認為，經濟接觸將創造一個崛起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將要求並最終獲得更強的政治聲音。克林頓斷言，「我們越是把中國帶入世界，世界越將給中國帶來變化和自由。」這一論點在21世紀初仍然是美國兩黨的共識。小布什在第一次總統競選期間說，「與中國進行自由的貿易往來，時間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這一政策被納入小布什《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發現社會和政治自由是國家強大的唯一源泉。」美國官員多數同意，經濟自由化最終必將引向政治開放。
有觀點認為：政策制定者說了這麼多，卻沒有認真執行過，他們只是利用最終會實現自由化的承諾來說服人們接受有爭議的政策，比如同意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該政策的問題在於，儘管已經出現了弊端，卻仍然繼續奉行。到了2000年代中期，記者兼學者孟捷慕（James Mann）指出，中國並沒有出現自由化。相反，中共利用繁榮監控民眾，耗資投入高端的壓制工具，將日益興起的中產階層控制在掌心。紐約大學教授唐斯（George Down）和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學者都表示，像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正在實現經濟自由，卻還同時維持甚至加強警方對民眾的控制力量。然而，由於「接觸」政策的強勁勢頭，華盛頓大多數觀察家又花了十年才接受這一結論：事實證明，「接觸」政策並沒有瓦解中共的極權主義。
當今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及未來走向的辯論為何如此重要？部分原因是因為外交政策既要顧及過去也要顧及未來。「治國之道」需要堅定的信念來塑造未來，但是，我們畢竟對過去發生的事都有看法，因此總會受到影響。
如今，中共政權的力量和野心已經以令人堪憂的速度崛起，如果美國想要與這樣一個國家有效地競爭，那麼，在就過去幾十年對北京施加影響的軌道上美國所做出的努力進行評估時，必須下狠心對自己進行檢討。另外，首先要充分了解先前所經歷的教訓和失敗，否則，不太可能應對中共的嚴肅挑戰。
不要輕看共產中國的批評者
美國外交政策組織「當前危險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簡稱CPD）迄今為止啟動過四次。第一次成立於50年代，以支持杜魯門政府的冷戰重新武裝政策。第二次CPD，也是最著名的一次，是在70年代中期，由一群著名的保守派和新保守主義者發起，就蘇聯威脅美國安全和莫斯科的人權紀錄發出警報。第三次CPD起於2004年，目的是聯合西方對抗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
網站JNS.org主編Jonathan S. Tobin在《國家觀察》雜誌（National Review）刊登文章，第四次CPD稱為「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CPD成員還包括許多保守派外交老手，從主流人物如前中央情報局局長伍爾斯利（James Woolsley）、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沃爾德龍（Arthur Waldron），再到民粹主義者班農（Bannon）等人。這次的CPD主席是前任克萊蒙特研究所所長肯尼迪（Brian Kennedy），副主席是安全政策中心的加夫尼（Frank Gaffney）。
在某種程度上，中共讓人想起之前蘇聯的威脅，而正是與之相關的第二次CPD取得了巨大成功。
雖然中共部分接受了資本主義，這讓中共政權看起來共產意識形態不那麼強，但中共反對自由和法治，這方面與西方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兩個經濟體無限期共存的觀念已經過時，就如同中共在太平洋地區增強軍事力量，卻謊稱對美國的安全政策不構成真正的挑戰一樣。
中共對西方不構成威脅的想法是一個需要揭穿的謊言。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應該理解，第四次CPD所提出的憂慮是源於捍衛西方價值觀，而不是特朗普政治主義。◇
新紀元周刊 第6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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