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展生物技術 無視倫理道德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強制墮胎、強制絕育和殺害女嬰,導致如今的人口老齡化和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圖為媽媽們抱著各自的孩子聚在一起。(Getty Images)
當最新生物科技的研究標準由一個政權至上高於倫理道德的極權政府制定時, 有很多值得世界關注的問題。2015年中國科學家已嘗試基因編輯技術CRISPR, 政治化的科學方法放棄了普世價值。生物技術成為維護中共政權的有力工具。
編譯 _ 李清怡
今年4月,北京幾家頂級醫院的精子捐贈者們發現,他們正面臨更嚴格的新標準。在回答感染性或遺傳性疾病問題之前,又氣又莫名其妙的第一標準是「熱愛社會主義和祖國」,並「支持黨的領導」。
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Yangyang Cheng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發表文章表示,這是中共的又一次政治過度干涉,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正捲土重來。
今年1月,中國科學家通過體細胞核移植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次克隆的兩隻複製猴,這種技術與1996年在蘇格蘭造出多莉綿羊的技術相同。2017年夏天,基因編輯技術CRISPR首次成功用於編輯與人類胚胎疾病相關的基因,該小組由來自美國、中國和韓國的科學家組成。而中國科學家早在此兩年前,已第一次嘗試並震驚世界。就在美國才開始尋找第一位用於這類研究的志願患者時,在中國,已經有至少八項臨床試驗正在採用CRISPR技術治療癌症。
當最新技術前沿的研究標準由一個政權至上高於倫理道德的極權政府制定時,有很多值得世界關注的問題。
承認多年來摘取死囚犯器官
中國衛生部直到1998年才成立了倫理委員會,並頒布了第一套中國醫學倫理準則。多年來中共政府一直否認,直到2006年才承認幾十年來一直從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在中國,各個領域都一樣,許多規章制度更多的是行在紙面上,而非實踐中。
中共在每所學校和每家醫院都設有共黨分支機構,倫理委員會的存在可有可無。據上海交大醫學院胡慶澧在世界衛生組織介紹說,在2010年代初期,中國只有約一半省分成立了倫理委員會,雖然中共衛生部的準則指出,倫理道德審查是「基於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原則」,但由於缺乏執法機制,且很少為研究人員提供資訊,因此,其倫理道德審查程序常常流於形式,只是例行公事,一個「橡皮圖章」而已。
沒有約束的研究倫理法規使許多人認為中國是生物醫學研究的「東方蠻荒之地」。意大利外科醫生卡納維羅(Sergio Canavero)在中國哈爾濱進行了第一次人體頭部移植,西方機構對此提出廣泛批評和抵制。卡納維羅的中國合作夥伴任小平認為,從技術角度來看,這種有爭議的實驗是「合理」的,他竟然說:「我是一個科學家,不是一個道德專家。」
腐敗猖獗更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脆弱的生物倫理體系。2006年,對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行的一項大規模調查,幾名高官因涉嫌收受賄賂而被捕和監禁,其中包括最終被判處死刑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
有患者支付費用醫生會逃避法律
在中國,醫藥與其他領域一樣,如果有患者願意支付費用,醫生通常會逃避字面的法律。中國很久以前就禁止醫生向患者透露胎兒性別,但此現象仍然很普遍,並助長性別墮胎。另一個例子是幹細胞的臨床應用,2009年中國衛生部將幹細胞治療歸類為高風險,如未經批准禁止臨床應用。然而2012年Nature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幹細胞診所仍在中國各地湧現,收取患者費用達數千美元。
為了獲得經濟利益寧可忽視安全,這曝光了中國生物倫理面臨更大挑戰,不僅僅是結構性的,而是意識形態的。專制國家優先考慮政權的力量,包括其經濟規模,與醫學救人的目的背道而馳。
中國近年的紀錄證明了這一點。獨生子女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強制墮胎、強制絕育和殺害女嬰,導致如今的人口老齡化和性別比例嚴重失衡。
當科學被用來為專制制度合法化時,由此產生的研究,無論似乎看上去成功與否,都不可避免地放棄了普世價值。1月分在中國出生的兩隻克隆猴子被描繪成中共科學的產物。這種政治化的科學方法也是對道德界限的踐踏。
中共意圖:新技術用於雙重用途
1999年,基爾辛格(Jesse Gelsinger)是第一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實驗中死於基因治療。由於這場悲劇,美國在接下來的好幾年都沒再使用這種人體實驗,並且至今仍然是醫學界的一個沉痛提醒。如果死亡發生在中國,這件事很可能會被掩蓋起來,或者變成宣傳,將他描述為國家烈士。
隨著中共政府明確加強推動軍民融合,人們從中看到中共的意圖,它是要將任何一種新技術用於雙重用途,也就是,軍事用途既適用於國防也用於內部鎮壓。中共政府已經在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受到歧視的新疆,在生物識別數據中收集DNA樣本,並利用人工智能建立起一個大規模的政府監控系統。
生物威脅可不分邊界,任何地方的生物倫理偏差都會削弱世界各地的生物倫理。
在一個沒有數據隱私的國家,人工智能在中國醫療保健系統的應用也引發了對隱私問題的強烈關注。生物技術將成為維護中共政權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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