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的恐懼剛剛開始

由於立法會的選舉，自由黨周永勤和本土行動組織朱凱迪，這個星期分別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揭露他們在參加選舉前後所遇到的「恐怖」經歷。周永勤除了被中聯辦勸退之外，還在深圳遭「三個北京人」警告。北京人不但非常了解周先生的情況，而且對他的朋友和家人瞭若指掌。周永勤最後選擇按照北京來人的警告，離開香港直到投票結束才回來。

朱凱迪則有另外的故事，自從宣布參選就受到恐嚇，到選舉獲勝之後開始被人緊密跟蹤。朱先生感到恐懼，於是不敢回家，每天睡在不同的地點。

有非常了解中共的朋友笑言，這些故事如果不發生，才會令人驚奇。他認為，以前恐嚇他的應該是某些低層人物，而後來跟蹤他的卻或來自另外的層級。

因為，由於朱凱迪算是突然冒起的政治人物，因此某些機構急於了解有關他的所有情報，包括生活起居特點、主要收入來源、家庭成員構成、家庭社會關係，以及其他所有背景資料。

而周永勤是朱凱迪故事的下一個階段。周先生從政多年，有關他的個人資料早存在當局的電腦系統當中。當某些機構為了某種目的要脅周先生的時候，這些情報資料於是都成了可用的武器。

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周先生和朱先生的經歷令人不寒而慄。不過對有些人來說，類似的事情其實根本就是常態，每天都在發生。去問一下法輪功學員，或者去問一下海外的民運人士，又或者去問一下在大陸有關係密切家庭成員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們都會告訴你相同的故事。

筆者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曾經和十個年青人成立過一個中國前途討論小組，十一個人來自六個不同的大學。有一天，大家希望討論一個「敏感話題」，相約到了一個鄉村的野外，以篝火晚會的方式進行深入交談。其中一人的父親當時是省教育廳廳長，一個星期之後，他父親找到他，嚴厲警告他不要再和我們這些「危險人物」交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父親知道我們當晚談話的詳細內容。在民主國家和自由社會生活的人，很難想像專制體制，尤其是共產黨專制體制的運作模式。
 
事實上，過去幾年以來，中共的這種運作模式已經逐漸在香港實施。看一下青關會對法輪功，看一下愛字頭對泛民，看一下梁振英如何針對他的對頭。

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是法輪功學員過去十多年的堅持。基本上所有的香港法輪功學員都遇到過比周先生和朱先生恐懼得多的事情。我常常驚詫，一批看上去如此柔軟的人群，怎樣才能面對那種巨大的恐懼。

朱凱迪和所有本土派的朋友，必須充分認識所面對的現實。實際上，這只是剛剛開始而已。如果不能認清這種恐懼的本質，不能真實面對自己內心的虛弱，那就還是盡早退出香港政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