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政不分 外國人看不懂
在當今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直接管理政府每天的日常事務,共產黨與政府間界限模糊,這不禁令人思考:政府機構還起作用嗎?
編譯 _ 李清怡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國研究講座(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主任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與副主任史考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近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中國權力的不可分割〉,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界限模糊,這不禁令人思考:中國政府機構還在起著任何作用嗎?
今年1月下旬,18個美國商業組織聯合署名寫信向中共抱怨新出臺的法規,該法規要求美國企業更換現有的銀行技術,取而代之,使用中國製作的「安全可控」技術,這一規定的主導原則說是配合中方的產業政策,其潛在目的是要求外資公司透露原始碼和其他商業祕密。
美國企業選擇了繞過中共政府機構,直接將信函寄至中國共產黨中央網路安全領導小組,而不是上報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通常情況下,商業遊說者與政府部門(而不是黨級)握有重要黨職且具有決策權的官員相互溝通。當然,地方投資例外,因為地方黨書記有最終決策權,可以影響官方決定。
總之,在他們投訴後,美方企業代表得以與中共官員見面,3月下旬,中共宣布暫停實施有關銀行技術的規定。美國企業擔心中共會不聲不響地實行政策。於是,4月初再次致函給同一個黨屬機構,要求出具一份書面公告,確認暫停該政策的實施,結果,幾天之後,該黨屬機構再次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這次行動不僅表明美國企業找到了如何拉動中國權力的槓桿,而且還暴露了一點:黨和政府之間的界限模糊。這不禁令人思考:中共政府機構還在起著任何作用嗎?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上臺後就一直全面掌控著中國,共產黨需要政府角色的治理合法性,但熱衷於堅持黨的自身特權。1950年代早期,中共為了管制國家的日常運作,設計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村級的層層政府機構。毛在1950年代期間當了5年毛主席,但是自大躍進開始,他沒有政府頭銜。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推動成立了文革小組,由紅衛兵組織、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組成。文革小組統治中國近兩年(1967至1969年),後來由於文革小組的權力膨脹,軍方便強行介入,將權力轉歸至共產黨手中。
1970年代晚期,鄧小平上臺,1982年修改憲法,加強了總理與國務院的作用,擴大和改革了部委與其他機構,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立法機構更多的任務。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共產黨更加擔心失去手中的權力,對西方三權分立的理念更加懷疑。事實上,中共最高領導層可以說從來沒有全心全意地支持過黨政分開的理念,因為那將意味著黨的權力被限制。從扮演的角色來看,中共仍然在政府中占據主導地位。2003年,73%的人大代表是中共黨員,現在的比例是72%。1970年代以來,幾乎每一個部長都是黨員,唯一的例外就是現任科技部部長萬剛,而且,每一個省都由黨委書記和省長掌權,為了雙保險,省長也必須是黨員。
在外交方面,中共也採取了更直接的方法,黨屬單位與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的政黨互動、交換意見,並建立關係。而且現在中共黨屬單位面對面地與外國政府官員直接接觸。中共官員今年3月訪問華盛頓時,曾要求美國遣返中共貪腐官員,並協商討論關於人大常委委員王岐山的訪美之行。王岐山在政府內沒有頭銜,因此,美國也沒有對等對話的官員。中方指定他訪美,是因為監察部與檢察院的官員並非決策人。此次會晤後來取消了,因為王岐山沒有得到美國政府同意遣返中共貪腐官員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的集權制度代價極高。既然僵局還沒有打破,只能沿著現有的制度前行。公司、外國官員和其他觀察人士發現,中共政府官員有時搞不清楚官方的政策是什麼,因此,他們變得更加自保,規避風險。
共產黨在管制方面比從前充當著更直接的角色,因此,政治體制看上去已經從專家稱之的「割據式集權」轉向了純粹的集權制。這一趨勢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制度在實際不同的政策領域和空間將如何運作,還有待觀察。
美國可以做出多種方式的回應。其一,可將中國的國家管制推向政府一邊。華盛頓可以警告中共:架空政府或抑制官方機構是如何的危險。
美國還可以照著老路,繼續讓共產黨在政府範圍內行使權力,雖然這麼做,美國可能沒辦法充分了解到底是誰在主導官方的政策。外國政府、企業和其他利益方可能別無選擇,只能遵從於這個制度。
共產黨專政的統治後果更加複雜。中國共產黨直接管理政府每天的日常事務,可能破壞政府的影響力和權威性,以及對中國的基本制度的有效運作能力產生懷疑。
這也可能進一步削弱問責的獨立機構和民間團體,包括媒體、民意調查、小股東、非政府組織(NGO)、信用評級機構、獨立的法院,和反腐敗調查員。共產黨鞏固權力下如何推行「法治」同樣讓人霧裡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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