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響堂山石窟 開啟唐代造像雕刻之先河

北齊時期石窟藝術代表的響堂山石窟，為隋唐絢麗多彩的寫實雕刻藝術奠定了基礎。而今雖然舊的寺院殘毀，新的廟宇又建成，響堂山石窟昔日風華難再，但人有輪迴，歷史循環，縱經歲月的滄桑也難掩佛法真理的輝煌……

整理 _ 周慧心

響堂山石窟又稱響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鄲市。響堂山石窟為北齊時期石窟藝術的代表，其雕刻及造像技術不但繼承了民族藝術的傳統，同時也吸收了外來藝術手法，為隋唐寫實雕刻藝術奠定了基礎，形成承前啟後的新風格。石窟構思巧妙，窟內石像造型優美、莊嚴而神聖。據傳，在響堂山石洞內拂袖、談笑即能發出鑼鼓鏗鏘之聲，故而得名。

據金正隆四年（1159年）《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記碑》載，石窟始鑿於崇信佛教的北齊。歷史上有幾代帝王大力推崇佛教，北齊文宣帝高洋（550年～559年在位） 便是其中之一。

響堂山石窟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為出家人提供了一個修煉場所，在山上或平原建廟為寺，在山裡建廟為窟。寺即是窟，窟也即是寺，因為他們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樣的，只是名稱叫法不同而已。當時這裡是自鄴都（北齊的都成）至晉陽的必經之地。高洋皇帝不惜人力物力，選擇鼓山開窟建寺，遂造就了既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又具有濃郁地方風格的響堂山石窟藝術。此後，隋、唐、宋、元、明等歷代均有續鑿。

北齊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政治動盪而戰事連連的朝代，然而這個短暫的王朝卻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達到了藝術的高峰。鮮卑貴族與武士、漢族官吏和藝匠、佛教僧侶，以及外族商人、樂伎，和官方使節，都活躍於當時的政治、宗教、文化界，因此北齊時代的藝術受多元種族的影響，正是這個時期，繪畫和雕塑藝術有了顯著的發展。

石窟建築宏偉壯觀

北響堂寺石窟開鑿在鼓山北側陡峭的崖壁上，共有九座，分南、北、中三組。中組石窟的外觀似樓閣，內壁浮雕有花卉、動物、佛像等造型，古樸典雅。北響堂寺石窟規模最大的是大佛洞，洞寬13.3米，進深12.5米，洞內供有一尊高約3.5米的坐佛。大佛端莊渾厚、肌肉豐滿、線條柔和、神氣秀逸，衣紋密集而富有裝飾性，雖經千年風日侵蝕，現仍可窺之原貌。唐代高僧釋道宣在《續高僧傳》中，用「中諸雕刻駭動神鬼」來形容當時雕刻之精美。

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景區現存大小石窟七座，分上下兩層，上層五座、下層二座，自下而上分別為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華嚴洞規模最大，高約4.9米，寬和深各約6.3米，內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故稱華嚴洞。窟內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彌陀佛淨土圖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釋迦說法圖和佛本生故事浮雕。

南響堂山石窟千佛洞最為華麗，洞壁廣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洞壁佛像鱗次櫛比，頗為壯觀。窟外整體外觀為覆缽塔形。窟前設四柱三開間前廊的仿木結構建築，其斗拱窟簷以上鑿大形覆缽，缽中央雕展翅欲飛的金翅鳥，上雕寶珠，缽兩端飾卷雲狀山花蕉葉。這一保存完整華麗的裝飾，十分罕見。

窟內進深3.6米，寬3.9米，高3.7米。前壁滿雕塑千佛，其他三壁又鑿一大龕，內均一佛、二弟子、兩菩薩。壁上部也各雕千佛，下設基壇，窟頂微隆，雕蓮花和八尊伎樂天。伎樂天也就是持樂器的飛天，有的手彈豎箜篌，有的口吹竹笙橫笛，飛天們隨著那幽雅的樂曲、優美的旋律，手舞足蹈，載歌載舞；供養天人雙手捧缽敬獻仙果，表現了《法華經壁喻品》中的所謂「諸天伎樂，百千萬神，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眾天華」的景象。

第三個部分為水峪寺，也被稱作「小響堂山」。小響堂寺分石窟和寺院兩部分。鼓山東側為寺廟舊址，窟前坡下有宋經幢兩座。石窟及摩崖造像均鑿於寺院西側的一處低矮的石灰岩山崖壁上，總長22米，有東西兩座石窟、摩崖造像兩處、大小佛龕20個。

開啟唐代造像先河

從響堂山石窟開始，中國佛像雕刻藝術開始步入了細膩化的階段，在表現手法上，也從強調傳統線的藝術向立體描摹方向發展，注重造像的身體結構，使造像具有圓轉渾厚的立體感。這種重於形體營造的觀點，在中國造像史上無疑是一個飛躍，正基於此，之後才會出現絢麗多彩的盛唐雕塑。

響堂山北齊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繼承了北魏的風格，一方面又創造出新花樣。北魏時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紋表現為階梯式，給人一種純樸、粗獷而又生硬的感覺。響堂山在吸收這種技法的同時，又使用了圓刀法進行混合處理，尤其表現在衣紋轉折處更為明顯，使造像的服飾趨於圓潤，賦予真實。在表現造像的肌體上則更多的使用了圓刀法，堅細易雕的石質加上藝匠們嫻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無限的生命力，並表現出鮮明的個性。

石窟刻經創碑文書法

在響堂山石窟中，除了精美的壁畫，還有極具藝術價值的摩崖刻經。石窟中的刻經是響堂山的一個顯著的創新之處，擁有大量刻經的北響堂山南窟也被稱為「刻經洞」。洞窟外形明顯流露出受印度健陀羅風格的影響，呈現出一座座覆缽塔的造型。刻經洞的內外壁刻滿了佛經經文，旁有北齊天統四年（公元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唐邕書寫的《維摩詰經》四部碑文隸書，筆鋒犀利，剛勁挺拔。

響堂山石窟刻經和其造像一樣，刀法洗練純熟，給人一種讀之忘歸的藝術享受。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一書中說：「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也。」肯定了北碑的魅力。康有為又進一步為學書之人開列出了近20種可供臨習參考的佳碑，其中響堂山的碑品達五處之多。

古籍《集古求真》中則稱，響堂山石窟中的《唐邕寫經碑》「書兼隸筆，然圓腴道厚，實導唐賢先路。」此碑結字平穩，不尚奇險，字雖豐腴，卻沒有所謂的「火氣」。可見，響堂山石窟北朝刻經的書法藝術，自古以來便備受學人的推崇，當屬中國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國書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由於歷史過程中石窟所受到的嚴重損毀，今天的響堂山已經無法向我們呈現出當初絢麗多彩的藝術成就了。在這些損毀當中，有一些屬於時間的侵蝕和幾百年來歷史的沉澱，然而絕大部分是出於近代以來長期的人為破壞。

雖然響堂山石窟昔日風華難再，但人們對佛的信仰卻依然如故，佛經的傳播也沒有因為響堂山的敗落而停止。舊的寺院殘毀，新的廟宇又建成，人有輪迴，歷史循環，當感嘆人生「何枝可依」之時，不妨邁向追尋真理之途。從響堂山的興衰來看，人們可以想到的是，縱然是歲月的滄桑也難掩佛法真理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