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戈巴契夫： 保共產黨無法實現法治

23年前，蘇聯共產黨集團近乎平靜的解體，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為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圖為1991年6月5日戈巴契夫在挪威奧斯陸發表得獎感言。（AFP）

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作為中共今後的重要工作，這與往屆全會差異巨大。共產黨不講法治、黨比法大是全人類所周知，是由共黨的獨裁本質決定的。 依法治國與一黨獨裁無法調和，前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的嘗試就是例證。 蘇聯和東歐諸國的依法治國也都是在各自摒棄共產黨之後實現的。 中共高層有識之士要想實現真法治，必須正視這個嚴酷的現實。

文 _ 韋拓

23年前，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共產黨集團近乎平靜的解體——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連同東歐多國一夜變色，原共產黨國家陸續加入世界文明體系，開始以各自的方式選擇和平發展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隨之結束。所有這一切改變的直接原因，源自前蘇共集團統治層的幾個人，特別是戈巴契夫。戈氏亦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世界崇尚自由、平等、公正的憲政社會和深諳共產暴政的人士都認為，戈巴契夫是一代偉人。
只有在本次人類文明中畸形殘留的中共體制內，對戈巴契夫的評價很矛盾很糾葛。

這一20世紀最偉大的變革說明，被共產黨奉為圭臬的暴力完全可以避免，共產黨宣傳系統一再威脅、欺騙人民，一口咬定拋棄共產黨就會動亂、流血、亡國，並不是必然。任何重大社會改革，包括權力更替、體制轉換，政黨存亡，都可以避免流血和屠戮。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消亡就是鐵證，一切「沒有共產黨就會如何如何」的說法在鐵證面前如此孱弱，失去任何價值和說服力。就像2013年戈氏回顧的那樣，1989年蘇聯首次舉行了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當局沒有進行任何干涉，沒有向選民施壓，沒有舞弊行為。結果政治領域迎來了新人，但改革進行得並不容易。」

在世界上最後殘存的共產紅朝面臨重重危機的今天，回頭看其「老大哥」走過的變身之路，也許會讓有關人士深思。

蘇共與中共的經濟改革

1985年3月，54歲的戈巴契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蘇共最年輕的、也是唯一一位「十月革命」後出生的蘇聯最高領導人。當時他不僅面對蘇聯犯下的諸多罪惡——農業集體化時期流放和屠殺「富農」；大清洗時期屠殺蘇共黨員、知識分子、軍人和其他無辜者；對境內少數民族殘酷清洗和種族遷移；製造駭人的「卡廷事件」、集體處決2萬2000名波蘭軍人等。他面對這些罪惡給蘇聯民眾帶來的極大思想衝擊，同時，還要解決特權階層占有大量財富、為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與蘇聯普通民眾形成的尖銳對立。很多人認為，正是這些特權腐敗搞垮了蘇共。

作為新一代總書記，戈巴契夫先是想「挽救蘇共」，並為此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針對史達林時代建立的指令性計畫模式與行政經濟管理手段的突出弊端，從1985年4月起，戈氏在任職後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就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和改革的主張，他的「基本理論」為經濟改革鋪下政治基礎。

到1990年前，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國營企業法，取消指令性計畫指標，企業自負盈虧，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團體代替國家部委對企業實施管理；實施《合營法》，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來第一次允許製造業、服務業與外貿部門中出現私營成分，使合營的餐館、商店與製造企業開始進入蘇聯經濟生活舞臺。

對外經濟領域大膽改革，打破外貿部的壟斷，允許各工農業分部、地方組織與個體、國營企業不通過外貿部直接進行外貿活動；開放國外投資，從最初頒布的《合資企業法》最多只允許外方占有49％的股份，企業的主席與總經理由蘇方擔任，到修訂後的法律許可外國投資者占有多數股份與取得企業控制權，鼓勵外國投資者投入資本、先進技術與服務管理。

但是，一系列經濟變革措施並沒有拯救陷入泥潭的蘇聯經濟。只是讓原先高度集權的經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變。到1990年，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對經濟的控制。虧損企業財政扶助與零售價格補貼使財政支出激增，中央政府稅收下降。雖然傳統供求關係解除了，但基於市場的新供求關係仍未建立。種種原因，使戈巴契夫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既非市場經濟又非計畫經濟的怪胎，至1991年蘇聯最終解體時，其經濟指數直線下降。

199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較上年跌落17％，同時通貨膨脹成為社會重大難題，1990年至1991年間，蘇聯商品零售價增長了140％，人民生活水準大幅下降。基本生活必需品出現供應短缺，蘇聯政府出現了大批債務累積。這些引起公眾嚴重不滿。經濟最終走向崩潰，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

很多人認為，蘇聯特權階層占有大量財富的腐敗搞垮了蘇共。圖為蘇共聯解體後，在街上乞求掙扎的格魯吉亞女人，暴露了蘇聯改革經濟過渡時期帶來的不適。（AFP）

2012年11月的中共「18大」上，59歲的習近平成為中共新的總書記。他面臨的難題超過了1985年上臺時的戈巴契夫。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第21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閉幕演講中稱，當前改革是「難啃的硬骨頭」，還表示「瞻前顧後有可能前功盡棄」。

兩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暗流洶湧，經濟危機正一步步逼近，其中，房地產泡沫，不良貸款，資金外逃尤為嚴重。

兩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暗流洶湧，經濟危機正一步步逼近。其中，房地產泡沫，不良貸款，資金外逃尤為嚴重。（大紀元合成圖）

2014年8月13日，大陸央行公布的資料顯示，7月新增貸款大幅收縮，人民幣貸款增加3852億元，同比減少3145億元；人民幣存款減少1.98萬億元，同比減少1.73萬億元。

8月14日，中共國務院提出所謂「國十條」，被認為暴露了大陸輸血型經濟的嚴重缺陷：一旦支撐經濟的投資和信貸難以為繼，中國將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

大陸銀監會8月15日公布的資料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連續第11個季度走高，截至2014年2季度末，已經達到6944億元。

法國時事評論員菲力浦．德．費爾斯耐曾指出，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和收入比例已經與日本8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前的情況十分相似，2012年底，中國正在建設的房產達106億平方米，如果按照現在中國房地產平均價格計算，要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5倍才能購買，但中國沒有足夠的錢。

8月15日，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南開大學客座教授劉杉撰文稱，2015年中國房地產將迎來大跌的浪潮。

大陸政經評論人士牛刀發博文稱，中國經濟的泡沫化史無前例，現在正面臨一聲突然的爆裂——7月分，大陸的M2又增加14.4％，人民幣M2首次突破120萬億。7月21日波羅的海指數最低探至724點，8月12日又暴漲5.6％，達836點，這與中共政府放水有關。同時，中共四大國有銀行1.5萬億元存款不見了，而在6月分存款曾暴增2萬億元。這表明高達3.5萬億元的資金通過賣掉房子逃出了大陸，按現在匯率計算，有5680億美元在7月分出逃。

費爾斯耐認為，繼續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的表面繁榮，還是政府採取強硬手段阻止這一情況，習近平需要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發展道路。

二者的政治體制改革

戈巴契夫的政治體制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對軍隊使命、任務和編制進行調整，蘇共甚至還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

初任蘇共總書記後，戈巴契夫提出了「新思維」、「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等口號，給僵化沉悶的蘇聯政界帶來清新空氣，在國內外獲得巨大聲譽。戈氏認為，政治改革就是全面發揚民主，擴大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公開性，「堅決讓黨和人民知道一切」。蘇共黨員和民眾由此享受到久違的思想言論自由，便以極大熱情質疑蘇共歷史和執政現狀。戈氏恐怕沒料到這種衝擊的強度或沒有充分的應對設計。

但戈氏並沒有退縮。1988年6月，戈巴契夫繼續號召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隨後又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蘇聯議會）」的口號，並於1989年3月進行了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新的國家權力機構代表的選舉。結果，蘇共官員和民眾陷於各級蘇維埃政府無休止的議題和爭論，新的國家行政權力幾近癱瘓。

終於，戈巴契夫臨下野一年前，提出了「總統制」改革方案——1990年3月14日，蘇聯第三次人代會通過「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並對蘇聯憲法進行修改和補充」的法律，規定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任期5年，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總統是國家元首，有權提名總理、內閣成員、最高法院院長等重要公職人員；簽署蘇聯法律，宣布實行緊急狀態，解決兩院爭端等；蘇聯最高蘇維埃只享有立法和監督職能。

和之前提出改革概念、口號和設計規劃不足相比，這次算是有了法律框架下的基本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此時戈巴契夫的政治威信已被嚴重損害，他已無力繼續推行改革。於是在他就任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蘇聯總統僅一年後的1991年12月，歷時74年的超級大國蘇聯分崩離析，戈巴契夫初始於共產黨權力基礎的改革宣告失敗。但令人深思的是，他意識到必須摒棄共產黨的最終醒悟，而後繼續堅持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死亡，至今還在沒有共產黨的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延續，有些執政者原先甚至是他的政敵和背叛者。這也說明戈氏並沒有做錯。

需要指出的是，戈巴契夫很清楚他的前任們70多年獨裁、殺戮、腐敗、官僚的反人道統治，因為他的家族早年也在受害者之列。這一點和中共現總書記習近平的家族遭遇極其相似。但當初他並沒有想清共產黨的性質、主義與其要推行的政治改革毫無共通之處。他誤認為站到了共產體制的權力之巔，就可以推行和實現自己心目中的改革，把祖國推向文明世界，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局限性。

不過，他也善於反思。1985年上臺提出「加速戰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後，他發現僵化落後的政治體制令經濟改革難以奏效，便轉向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不幸他又搞錯了：1987年，戈氏提出要改善黨的領導，完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試想，蘇聯共產黨搞階級鬥爭和獨裁專政近百年，如今突然提人道和民主，後果會怎樣不言而喻。表面上，缺乏進程規制的蘇聯政治改革列車上路了，但長期壓制得以釋放的自由民主能量，迫使他的改革列車軌跡「一年一變」。

後來我們看到，他的腦子在飛快的適應和反思——1988年6月蘇共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宣布「要根本改變我們的政治體制」，實行「社會主義多元化」和「輿論多元化」，改變共產黨的職能，「一切權力歸蘇維埃」；1989年11月26日，戈巴契夫又提出必須改建蘇聯「整個的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提倡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到1990年3月14日，戈巴契夫主導蘇聯第三次人代會通過「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並對蘇聯憲法進行修改和補充」的法律後，蘇維埃體制向「強總統、弱議會」體制轉變。

看得出，戈巴契夫不斷變化的政治改革政策和步驟，實際上是為了適應迅猛變化的局勢而進行的被動調整。終於，1991年12月，這輛政改列車停了下來。

習近平接手中共時的情況，不比戈氏好多少。20年來，中共江澤民集團及其他中共權貴一直壟斷和掌控著中國的經濟命脈，推行腐敗治國政策，令習近平上臺後面臨各種危機的爛攤子。習近平大力進行改革，就是要從中共貴權手中奪權以順利執政，其方式與戈氏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從不得不大力打擊貪腐，懲治貪官，到提出「依法治國」。

20年來，中共江澤民集團壟斷和掌控著中國的經濟命脈，令習近平上臺後面臨各種危機的爛攤子。「18大」後，習近平（右）、王岐山（左）聯手打擊貪腐，懲治貪官，到提出「依法治國」。（新紀元合成圖）

據大陸「財新網」報導，2014年9月5日，習近平在中共人大6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財新網」回顧了這一主張經歷的漫長而艱難的過程。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經第一屆全國人大全票通過，然而很快被束之高閣，人治替代了法治，導致中共領導人個人的悲劇，更使國家陷入「無法無天」的動亂與浩劫。即便是國家主席，在遭受批鬥時試圖以手持憲法文本的方式捍衛其作為一名公民的尊嚴和基本權利，也得不到半點迴響。

1982年，所謂「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被寫入中共憲法序言；1997年中共「15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2年後，「依法治國」還被載入中共憲法，但「財新網」不得不承認，如今的依法治國方略，是中共前30年治國經驗與教訓的深刻總結使然。

戈巴契夫和習近平的相似遭遇

1991年8月18日，蘇聯總理巴甫洛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局長克留奇科夫和蘇聯內政部長普戈發動政變，將在克里米亞度假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軟禁，並宣布蘇聯進入緊急狀態，任命副總統亞納耶夫為代理總統，準備逮捕反對政變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占領其首府莫斯科的白宮。後來由於有的部隊將領反對，幾十萬莫斯科民眾上街抵制，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的聯手反制，政變於3天後失敗，政變者悉數被捕，有的自殺。戈巴契夫隨後辭去蘇共總書記和蘇聯總統職務，葉利欽宣布取締共產黨。蘇聯共產集團垮臺。

由於有部隊將領和幾十萬莫斯科民眾上街抵制，蘇聯一個強硬共產黨發動的政變失敗。圖為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人拿著一個巨大的俄羅斯國旗在莫斯科紅場慶祝蘇聯共產集團垮臺。（AFP）

2012年2月6日，王立軍攜帶機密資料出逃成都美國領事館，踢爆薄熙來、周永康政變計畫黑幕。2月14日，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抵達美國訪問。美國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曝光了王立軍交給美領館材料中有關於薄熙來、周永康聯手圖謀發動政變、最終整垮和廢掉將在中共「18大」接班掌權的習近平的計畫。美國副總統拜登向習近平出示了薄、周政變密謀的鐵證。中共「18大」後，習近平、王岐山聯手發動反腐，繼抓捕、審判薄熙來之後，迅速拿下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造成中南海政治強震。持續打擊江澤民、曾慶紅為首的中共血債幫，令中共政界、軍界數千官員落馬。習近平、王岐山放出「反腐沒有句號」的強硬信息，回擊江派不斷攪局，試圖自救的掙扎。

2012年2月6日，王立軍喬裝女人（左圖）攜帶機密資料出逃成都美國領事館，踢爆薄熙來、周永康政變計畫黑幕。（新紀元合成圖）

不少人認為，戈巴契夫沒有達成自己的成功政改，但畢竟蘇聯帝國解體、世界範圍的冷戰結束，東歐諸國走向憲政法制，人民獲得普世自由是由他的政改引起，因此，他的政改功不可沒。

對於埋葬蘇共的戈氏個人來說，他被評價為一個善良和誠實的政治家，並非漠視國家民眾命運、草菅人命、爭權弄術的政治投機客。他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以前任沒有的巨大勇氣推行政改，創造了一段實際上並不算太壞的歷史，從這一層面上看，他並非一個完全失敗的改革者。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戈巴契夫開創的是一個大的改革時代。因此，很多人說戈巴契夫是能和曼德拉、昂山素季相提並論的偉大人物。

如果說戈巴契夫的文明選擇使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那麼，我們可以斷言，誰成為解體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極權的關鍵推手，誰將成為21世紀乃至人類歷史的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