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 第378期 20140522

1949年之後中國的大規模人吃人

by 石山

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在中國大陸起碼發生過兩次較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AFP）

1949年中國大陸赤化後發生兩次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儘管中共官方刻意掩蓋，但事實證據反而因時間過往而不斷出現：中共執政下，由當權者刻意掀起的仇恨造成了喪失人性的集體相殘食……

文 _ 石山

人吃人，在幾乎所有人類文明的認識中，都是一個極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現代，人吃人更成為一種受到嚴厲道德批判的惡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在中國大陸起碼發生過兩次較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有關這方面的歷史資料，過去幾十年一直受到中國官方的嚴密封鎖，並刻意過濾隱瞞。

1959年曾在安徽亳縣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的梁志遠，退休之後對當地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饑荒期間的人吃人事件曾經做過詳細的調查，有關文章發表在中國出版的《炎黃春秋》雜誌上。在接到我們的電話後今年已經85歲的梁先生婉言拒絕了採訪，原因是「太敏感」。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旅美中國知名作家鄭義曾兩次前往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查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廣西吃人事件。後來他根據調查的材料，寫成了《紅色紀念碑》一書，90年代中在香港出版。「當時我拿著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信，通過廣西自治區政法委開的綠燈，一級一級批下去，才能接觸到這些案件。但後來他們警覺了，可能想到你這什麼意思，所以就封鎖了。」

旅美中國知名作家鄭義曾兩次前往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查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廣西吃人事件。後來他根據調查的材料，寫成了《紅色紀念碑》一書。

楊繼繩，《炎黃春秋》副總編輯，曾在新華社長期任職，他利用到採訪報導的機會，調查了中國多個省分在大饑荒年間餓死人的時間，並撰寫了《墓碑》一書，2013年在香港出版。「當然都不願意說，是很醜的事。以前說49年前是人吃人的社會，魯迅說專制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那種現象是對權力最嚴重的否定，他們當然不願意讓人講。」

美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宏達，曾在中國的監獄勞改隊中渡過了19年。最近幾年，他一直在搜集有關中國發生的人吃人的各種案例。

「周恩來讓兩個官員做一個糧食生產和人口變化的統計，周恩來一看，下令全部銷毀，原版材料全部銷毀，而且要互相證明，後來還打電話追問有沒有消掉。

但我當時一點不知道，我是在社會最底層，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這樣的事情。我不說中國人要不要紀念毛澤東，不管習近平要紀念毛澤東，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記載這個歷史，要搞清楚。」

中共掩蓋兩次大規模人吃人事件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的刻意掩蓋，中共執政期間發生的兩次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很難在官方資料和歷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種民間的調查從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級官員的自傳中也常常被不經意地透露出來。

鄧小平的侄子鄧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後任川南行署合江縣委書記，和瀘州地委宣傳部長，最後官至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坎坷人生》談到發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

「饑荒越來越嚴重，後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謠傳吃人肉能治腫病，於是有腫病的人就從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國作家任彥芳所著的長篇報告文學——《焦裕祿身後紀實》中，紀錄了和50年代任河南開封地委書記，後曾任河南省委副秘書長張申的對話。張申對1958年商丘地區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

親人、骨肉相殘食

「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祕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哭著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裡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待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當時在開封地區任分管工業的第二書記張申，後因向上級講了一些真實情況，很快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大饑荒時期任甘肅臨夏州委書記，後來長期擔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在她自傳體「悠悠歲月》一書中記載：

「臨夏所屬的十個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屍體。紅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餓死414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門溝生產隊八個作業隊，有六個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有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

甘肅省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處於大饑荒情況，1957年該省人口約1200萬，三年餓死人數超過100萬。美國勞改基金會獲得的由寧夏慰問團調查整理並交給中共甘肅省委的一份文件，顯示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六個月當中，臨夏和和政縣兩地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殺死吃掉。

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2009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的文章中寫道：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筆者）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9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15個縣發生721起，蕪湖專區3個縣發生55起，六安專區五個縣發生8起，安慶專區兩個縣發生2起，合肥市三個縣發生201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

宣城縣發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發生的；蚌埠專區的鳳陽縣等10個縣1960年共發生此類案件619起，其中發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發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發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個別地方雖有發生，但為數極少。今年第一季度只發現肖縣、碭山、嘉山、定遠、肥西、巢縣、泗縣等八個縣共發生10起。」

今年已經85歲的梁志遠，1958年曾任安徽亳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之後，梁先生對發生在亳縣當年大饑荒年代中的吃人事件做過詳細的調查，有關的情況在〈關於「特種案件」的彙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據該文介紹，亳縣的吃人事件不僅父母吃掉死去的兒女，兒女也吃死去的父母，甚至出現父親殺掉親生兒子吃掉的事件。
　

大饑荒年代保存的一張最血腥的父子合影——「父食子」照片在網絡曝光、熱傳，民眾震驚、拷問中共。（澧縣檔案館）

1960年達頂峰出現人肉市場

同類的事件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春天達到頂峰，甚至出現了人肉市場，在城郊有，在集鎮有，也有農民擺攤設點和流動串鄉出售人肉。文章表示人吃人的事情：「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

從我三年近百萬字農村工作筆記中查證和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絕對沒有一個公社沒有發現吃人的事，有的大隊幾乎沒有空白的村莊。」

《炎黃春秋》雜誌副總編楊繼繩，對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各地的情況進行了調查，撰寫了《墓碑》一書在香港出版。他表示，在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期間，中國出現了大量人吃人的慘劇，有文字記載的就有數千起。

《炎黃春秋》雜誌副總編楊繼繩。（維基百科）

「安徽、山東、四川這些地方，甘肅、青海都出現過，甚至江蘇這樣的富裕的地方也有，但我書裡面都有。當時有記錄的人吃人的事件有幾千起，安徽就有1000多起。」

四川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數最多

四川省是中國三年大饑荒最嚴重的省分。根據楊繼繩綜合各種資料來源的估算，該省在大饑荒期間餓死死亡的人口在1000萬到1200萬人之間。在四川，人吃人的情況也相當嚴重。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紀錄：

•「大邑縣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30歲。於1960年4月23日把八歲的親生女兒李水清，和九歲的親生兒子李永安，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和淹死。

•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社員潘素華，女，41歲，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華當晚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賣了11.75斤，被食堂事務長黃榮太發現，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

•灌縣崇義公社三管區周裕光，女，39歲，曾被選為婦女代表。60年3月16日下午，將同隊杜之田剛死兩天的兩歲小孩挖出，拿回家煮吃。」

「有些村子死得一個不剩」

根據《墓碑》一書介紹，四川省主政的李井泉執行毛澤東大躍進政策最徹底，發生大饑荒之後仍抵制中共中央整頓生產恢復經濟的政策，因此饑荒比其他省分時間更長，四川餓死人數為中國最多的省分。而四川死人最嚴重的有兩個縣，一個是涪陵地區著名的鬼城豐都縣，另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豐都縣大饑荒期間餓死了十萬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滎經縣縣委書記在一次省委工作會議上說，該縣死了一半人，有些村子死得一個都不剩，連埋屍體的人都要從別的地方調去。

根據《墓碑》一書介紹，四川省主政的李井泉執行毛澤東大躍進政策最徹底，因此饑荒比其他省分時間更長。圖為1958年10月大躍進期間北京進行煉鋼的民眾。（AFP）

四川作家石豐綱，2012年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余習廣一道，對曾經令北京震驚的滎經縣進行了採訪。石豐綱在後來的單獨深入調查中，對滎經縣大饑荒倖存者近百人進行了採訪，其中說到吃人肉的有二十多起。僅摘其中三例：

採訪時間：2012年6月27日
採訪地點：民建鄉順河村
採訪對象：王恩芬，女，71歲，石橋公社順河生產隊（米溪山）社員。

1959年，米溪山光明隊王維芬家一個女子，有七、八歲，要跟她媽追，就哭。楊國禮家妹妹就說：跟我到我家去，我拿厥基根饃饃給妳吃。這個女娃娃就跟她到她家去了。到她家後，女娃娃就坐在板凳上吃饃饃，楊國禮用大刀背把女娃娃打死，打死後就把她煮來吃了。娃娃的媽回來後到處尋娃娃，娘屋頭都來尋，都尋不到娃娃。後來有一天，生產隊紅豆子被偷，生產隊就清查紅豆子，把大家集中在一起，都不准回去，並把門關倒，挨家挨戶清查。清查到楊國禮家，發現娃娃的衣服把頭包住埋在地板下，地板下好多人骨頭哦。喊娃娃的媽王維芬去看，衣服就是她家娃娃的。最後在花灘中學開大會，槍斃楊國禮，槍斃的時候我都看到。

採訪時間：2012年6月27日
採訪地點：安靖鄉境內（原凰儀鄉）
採訪對象：李正英，女，76歲，複順公社上壩11隊社員。

對面這戶人家，吃過人肉。她娃娃一歲多死了，她就把屍體燉來吃。她講給我聽的，她還喊她的女兒去吃，她的女兒不吃，她還卷（罵）她女兒：娼婦（一種習慣罵法），妳不吃，餓死妳！她家女兒去看還說是燉的啥子野物（野味），用筷子一撈，看到腳指頭、手指頭，嚇忙了，丟了跑都跑不贏。

下面場口上（楠壩大隊下場口生產隊）王朝珍家娃娃一兩歲死了，她已經把她的娃娃埋倒了，沒得吃的，她又把他（屍體）掏起來吃了。我是眼見的。

採訪時間：2012年7月9日
採訪地點：五憲鄉熱溪溝村路口
採訪對象：謝明清，男，73歲，五憲公社四大隊謝家山社員。

我都吃過人肉，我和我們生產隊社員到城關公社南門上施家過夜，他們全家五個人死來只剩一個婆娘，她燉起肉來喊我們吃，說是牛肉。我覺得奇怪，她一個老婆子又不會去偷，咋會有肉？拈了一坨放在口頭，不正常，我給一起來的社員說肯定是人肉，不能吃了，想吐。

食物，人類生存必不可少，沒有食物提供的熱量和營養，任何人都會在短期內死亡。從某個角度看，人類進步的歷史，其實也是食物搜集、生產和消費過程進步的歷史。但人類的食物──有機質──本身，並不隨人類文明進步而有所改變。而人類身體本身亦主要由有機質組成，因此處於地球食物鏈頂端的人類，也常常變成其他動物，甚至同類的食物。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人吃人的記載不絕於耳。中國官方信史中記載的人相食事件，共有118處。

大饑荒「人禍」導致人吃人

楊繼繩認為，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發生在中國的大饑荒，和中國古代大饑荒中發生的人相食事件有所不同。「過去歷史上人相食主要是戰爭時期，或者是天災。皇帝時代還要開倉放糧，這次大饑荒主要還是人禍造成的，劉少奇說是七分人禍。這三年的氣候曲線偏離不大，還算是正常的。」

美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宏達認為，那次大饑荒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的連串錯誤政策造成的。「59年到62年沒有戰爭，也沒有真正的自然災害，卻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情，出現了人吃人的案件。

有更多的資料說明，大躍進、公社、公共是食堂，是造成災難的原因。當時政府徵糧，把糧食徵上去出口外國，也是原因。中國的縣誌、省誌裡都有報告和資料，當時的氣象和災難並不嚴重。

共產黨之前：可以逃荒，這個地方災荒大家可以跑出去，但共產黨那裡不能逃，不讓逃。所謂盲流全部抓起來，當時勞動教養，第一部分是國民黨反動派，第二批是右派，第三批就是逃荒農民，有兩百萬。」

正是由於共產黨在1958年推行三面紅旗，即人民公社、大躍進和所謂「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大煉鋼鐵、集體公社導致糧食歉收，各地行政官員為迎合上級政治需要，競相虛報本地糧食產量，造成對農民口糧的超額剝奪，發生饑荒之後，為了掩蓋又千方百計掩蓋真相，甚至連農民最後的求生辦法——逃荒要飯——都加以全力阻止，才最後導致了全中國有三、四千萬人被餓死和人吃人的慘劇發生。

廣西人吃人無關饑餓

楊繼繩認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人在極端情況下，人性喪失，像動物的時候，動物性更突出了。但廣西完全不太一樣。大饑荒是沒辦法，極度饑餓，人性扭曲。廣西是一派殺一派，不是饑餓。」

楊先生所說的廣西的人吃人事件，發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8年。在對階級敵人的極端仇恨下，廣西多個市縣發生了多起殺人吃人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煽動階級仇恨。圖為1967年9月26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上海的批鬥大會。（AFP）

根據旅美中國作家鄭義《紅色紀念碑》一書中，對廣西原環江縣委書記王定的採訪，這個曾放出過畝產13萬斤水稻大衛星的縣，16萬人口在三年間餓死了四萬，每四個人中就有一人被餓死。王定本人因對人民公社提出質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獲得平反。

不過，和1968年發生的事件比較起來，因饑餓而死亡，似乎已成為一種高級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廣西「階級鬥爭的12級颱風」

1968年夏天，廣西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高潮，廣西各級革委會已經成立，並號召在全自治區內「刮階級鬥爭的12級颱風」。一個多月之內，全自治區被殺死的各類階級敵人無數，而殺人吃肉的風潮也在十多個縣的區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鄭義兩次前往廣西對當年吃人事件進行了實地採訪調查，後來撰寫了《紅色紀念碑》並在香港出版。鄭義認為文革期間的吃人事件，和大饑荒吃人完全不同。

「這個性質差別非常大。人餓了要吃東西，不吃就得死。這個是一般情況。餓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沒有別的東西吃了，這個雖然也突破了人類的底線，但它有一個要活命的需求。這個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會隨著人類進步會完全禁絕。比如在戰爭和突然發災難都會發生。當人餓得把樹皮和觀音土都吃了以後，就會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但廣西的人吃人有相當大的差別。因為當時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絕境，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脅。」

「階級仇恨」吃掉「階級敵人」

那個情況完全不同，它是出自於一種仇恨。人類歷史上，由於戰爭或其他因素發生的仇恨，但從來沒有過要把人吃掉。這種戰爭中的仇恨，從來就沒有達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所達到的那種烈度。這是一種所謂的階級仇恨，因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謂的階級敵人。人類好像從來沒有達到過這樣的一種仇恨，這種仇恨能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敵人從肉體上消滅之後仍然不能洩憤，用種種殘酷的方式虐殺仍然不能洩憤，中國人創造到這樣一個高度，就是要把他們吃掉。」

沒有人知道整個廣西自治區在1968年有多少人被殺死吃掉。當時已經被作為黑幫打倒的武宣縣文化館館長王祖鑒，在武宣縣八個公社的其中四個做了調查，紀錄了有名有姓的78個被吃掉的人，他認為，1968年夏天的那一個多月的時間，武宣縣被殺死吃掉的人超過了100人。

根據武宣縣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1983年的調查資料，官方正式認定的被吃掉的人總共64個人，其中被吃肉砍頭的一人，被挖掉心肝的56人，被割掉生殖器的13人，被全部吃光的18人，被活剖生割的7人。

紅色紀念碑：吃人狂潮三階段

《紅色紀念碑》一書把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分為三個階段：

《紅色紀念碑》一書把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分為三個階段。圖為該說作者鄭義2013年6月在宣告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典禮活動上發言。（攝影╱馬有志）

「第一、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第二是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第三是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

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

1985年和1986年兩次前往廣西實地調查的鄭義，在28年之後談及此事仍然心有餘悸。

「我印象非常強烈的是武宣中學老師和校長被吃掉了。武宣中學還不是當地的普通中學，而是地區的重點中學，是一個非常好的學校。在學校裡面批鬥老師，毆打老師，然後把老師弄到河邊去剖腹，還不自己動手，而是用槍逼著其他的批鬥對象去做。有一個老師，被拿槍逼著去挖心肝，這個老師一拿起刀就昏了。這種超級殘忍有多嚴重。

然後這些學生把老師的心肝用槍捅著，拿到校園裡，用兩塊磚去烤著吃。我當年去的時候，他們還帶著我去看了那些烤人肉的現場。這樣使你對人類心靈中的黑暗有一個非常震驚的認識，就是說是什麼樣的東西可以把人類心靈中已經封存了很長時間的殘忍又調動出來，要知道這些人不是土匪慣犯，而是普通的學生。」

在鄭義的書中有大量對親歷吃人現場者的採訪，他們對殺人吃人情況的描述具體而細膩，其血腥殘忍和瘋狂，甚至已經不太適合直接置入新聞報導的文字當中。

「國家默許、策劃的有組織暴行」

事實上，廣西文革吃人之風遍及全境。廣西官方的一份文件表示，官方根據「一些典型材料寫到的，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個公社就有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茶場三例。」有些地區的情況，比武宣縣有過之。

根據曾經參加過中組部組織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的公安部官員晏樂斌的回憶文章，廣西發生吃人肉，挖心肝暴行的，除了武宣縣之外，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上思等縣都有發生。他2012年發表在共識網的文章透露，文革期間廣西究竟有多少人被殺死最終並不清楚，從20萬到50萬的說法都有。最後經過大幅度的縮水，官方認定的數字為14萬，包括2萬人失蹤。

吃人最嚴重的武宣縣，在文革期間就曾經引起了北京的震驚。《紅色紀念碑》一書介紹說，由於王祖鑒的上告信震動了北京高層，1968年7月，廣西軍區司令歐致富帶著軍隊前往武宣，指著武宣縣革委會主任文龍俊的鼻子說，再吃一個人，我就打爆你的腦袋。而一場轟轟烈烈的吃人運動立即嘎然而止。

曾在1950年代早期任中共廣西來賓縣委書記的王祖鑒，同樣因為右傾被打成右派撤職勞改。他後來給《人民日報》寄去關於武宣縣吃人運動的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報》內參上發到省軍級官員。鄭義認為，武宣縣之所以因吃人而出名，正是因為有人做出詳細的調查。

「後來他們重新執政之後，對當時吃人的事情進行了大規模調查，所以有很詳細的記錄。

其他地方，也許沒有這樣一批人，所以武宣縣發生吃人事件多，可能只是他記錄得更詳細而已。其他的地方，可能沒有這樣一批人，第一有幾個核心人物，是老共產黨，曾經當過權，手中有過權力，周圍有一批他的幹部，有人願意幫助他們，抱有人類良知，還要很勇敢，才有這樣的結果。如果這幾個有一項缺失，可能就不能揭出這樣的黑幕。」

事實上，廣西文革期間發生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官方後來一直回避掩蓋，也並沒有做出認真的全面調查，因為這是在中共執政下，由當權者刻意掀起的仇恨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