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京兩會，爆發了一場講真話的風暴，顯示中國的政治氣候正在發生重大轉變。

這場真話風暴的直接起因，是中共十七大後胡錦濤向各民主黨派傳遞了想聽真話的資訊。早就從反右運動學乖了的各民主黨派，當然明白胡錦濤並不想聽全部真話，但是，他們也看到胡錦濤空話治國的獨角戲已經唱不下去。於是，本次北京的兩會，尤其是政協，就成為自「六四」以來言論最大膽、爭論最激烈的一次會議。

儘管官方的檢查和媒體的自律封鎖了大部份言論和爭論，但還是可以從網上和一些報導中窺視到此次真話風暴的大致真相。

首先，此次真話風暴的一個特點，是不怕得罪當局的敢言者數量空前增多。政協委員蔣洪公開表示，選舉領導人的辦法違背了「不記名」的基本精神，因為不贊同指定人選的代表會自動暴露自己。其實大家都明白這些伎倆是為了控制選舉結果，說穿了會令當權者難堪，但蔣洪還是選擇一吐為快。

具有實質意義的是，越來越多名人和高官，公開批評當局的新法律和新改革舉措。二零零六年中國的首富張茵女士，批評剛生效的勞動合同法脫離實際，建議當局對勞動密集的企業，豁免一些條款。廣東省工會副主席孔祥鴻知道後，邀請張茵公開辯論，使張成為網上輿論的焦點人物。

國家審計長李金華則對此次人大審議通過的所謂「大部制」改革方案，進行了最尖銳的抨擊。他指出，此次機構改革的致命弊端是讓國家發改委牽頭，而發改委恰恰是最應該被改革的對象。作為總審計長，李金華對政府機構的弊端最清楚不過。他的發言披露了此次中央對政府機構作手術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機構已經完全失控，繁衍成2,000多部門組成的龐大尋租機器。李金華毫不掩飾他對此次改革不抱希望，他說中國能在二零四九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不錯了。

不過，最具深遠政治意義的，是廣東省一群高官採取的一個不同尋常的集體行動。三月十四日，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題目是「地區改革呼籲有限度的中央集權」。社論透露，廣東代表團提出一份要求國家批准廣東為「區域協調發展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議，獲得60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聯名附議。在這些聯名代表中，既有省級官員，也有廳長市長等部門和地方官員。與此相呼應，廣東省人大主任歐廣源呼籲中央加大權力下放的力度。這實際上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地方要求自治權最公開的一次集體表達，影響將不可估量。

那麼，胡錦濤此次為何要開放言路？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

胡錦濤與江澤民雖然性格迥異，閱歷不同，但共同之處就是都因恐懼和僥倖接下了不能勝任的大位。只是江澤民比胡錦濤幸運，他先上臺，可以急功近利先撈浮財，把後果留給胡錦濤。而胡錦濤在十年皇儲的位子上，並沒有做好準備。第一個五年胡錦濤對付過來了，但他自己和所有上層的人都看得清楚，中國的危機更加深化，胡錦濤胸中並無良策。在這種情況下，他若繼續逞能，個人和國家的風險都難以控制。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接受了與太子黨「共和執政」的安排。此次北京兩會的事實證明，寡頭專制比獨裁有更大的言論空間，因為一個當權者不喜歡聽的話，不見得另外的當權者也不喜歡聽。

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很難再關上，胡錦濤不會不懂這一點。他這次打出開放言路這張牌，一方面是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他的一種自覺政治算計：他此時開放言路，風險比五年前要小，如果他一上臺就廣開言路，恐怕今天的局面已不可收拾。現在胡錦濤覺得，他至少可以把危機全面爆發的時間推遲到他的任期之後。

（此文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