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該只在當牛或當雞之間做選擇

雞與牛的區別，在於對被宰殺的同伴的態度，而不是對自身權利的維護；不在於你是否抗議了，而在於你抗議的目的。圖為2022年11月27日，北京民眾在夜間聚集，高舉白紙表達抗議。（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面對疫情和中共的倒行逆施，大多數中國人正做出選擇。對一個無法無天、無人道的政權，以法律和人道為手段去打官司或街頭抗議維權是行不通的。中國人唯一可行之路，就是三退：退黨、退團、退隊，人人退出中共。

文•楚一丁

牛與雞之間這個話題來自於王友琴教授的牛雞說。

王友琴教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海外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權威學者。她從2000年起，花了20多年的時間，研究並整理文革中受難者的故事。在網上建立了一個「中國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其中記載著包括遇羅克、傅雷和劉少奇等近千個真名實性的文革受害人的故事，以及近萬個無名氏在文革中遇難的經歷。

然而作為所有這些受難者故事集成的開頭，卻是王友琴教授寫在該紀念園前言中的牛與雞的故事。這個故事，來源於一個曾在文革中被定成現行反革命的教師。

據王友琴記載，這名老師在文革中被發配到勞改農場幹了許多年農活，其中包括放牛。這位老師在接受王教授的採訪時回憶，當年他放牛的時候，常把牛群趕到農場的一棵大柳樹邊上吃草。原因是那塊地方青草茂盛，容易讓牛群吃飽。

後來，牛群中的一隻牛被農場的人在那棵大柳樹旁宰殺了。從此，牛群只要走到那裡就會哞哞悲鳴，止步不前。即使那的草長勢再好，也不會去吃。

然而雞就不同。據這位老師說，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可以照樣嬉戲，悠然故我。一群雞中有幾隻被宰殺了，開膛破肚之後被扔出去的雜碎，雞群中剩下的雞還會互相搶食，甚至為此發生爭鬥。

牛與雞對待死去同類的不同方式，被王友琴用於分析中國人對待文革受難者的不同模式。在她的文章中，她將這些模式總結為：抗議、同情、援助、沉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凶、作旁觀者、遺忘、粉飾和致力於尋求事實及公道。

王友琴教授的觀察是深刻的。當今中國一個不能不讓人深思的問題是：面對疫情和中共的倒行逆施，大多數的中國人正在或將在這些模式之中做何種選擇？

疫情中牛與雞的選擇

2020年從武漢傳出的這場世紀級疫情，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在對待受難者所做出的不同選擇。而這種選擇首先就體現在對這場疫情的命名和來源的調查上。

疫情伊始，海外的《大紀元時報》等媒體和一些正義之士就將引起疫情的病毒稱之為中共病毒，直接揭示出這場疫情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的本質。

反觀中共官方，先是對李文亮等八名率先向公眾預警的醫生進行封口。接著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2020年3月在海外兩次發推，向全世界散布謠言，說病毒來源於美國，由2019年到武漢參加軍運會的的美軍運動員所帶來。2021年1月初，外交部長王毅在接受中共官媒採訪時則改口，毫無根據地稱病毒由世界各地多個地方同時傳出，而中共則成為率先報導病毒的英雄。

然而防民之口如防川，中共的謊言又如何堵得住天下的悠悠眾口。

先是李文亮醫生在染疫後生命垂危之際，將武漢市公安局逼他簽字的封口文件在社交平台上公之於眾。接著，又出現了張展、陳秋實、方方等為追求真相而以身歷險，為公理公義而仗義執言的記者和作家。

2021年6月4日，海外著名華人雕塑家陳維明的巨型雕像作品〈中共病毒〉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園揭幕，但雕像落成後不到兩個月，就被中共在海外的特務所焚毀。2022年3月，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式將被逮捕的五名參與縱火的中共特務告上法庭。

按照牛雞之說的分類，毫無疑問，李文亮是牛、張展是牛，陳秋實、方方都是牛。而中共的官媒喉舌則無疑都是雞。

牛雞之間的大多數

縱觀當代中國的歷史，一個不能不讓中國人感到氣短的事實是：自中共統治中國之後，中國就雞多牛少。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中國人。在中外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裡，都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雞多牛少。

真正能逼問中國人靈魂的問題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到底算是牛還是雞？或者說，那些躺平的人，他們算雞還算牛？

中國人不應該以前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為自己的參照，因為那些國家已經覆滅了30多年。中國人唯一的參照，就是中國人自己。

看看2022年11月份爆發的那場「白紙運動」吧，有人將其稱為「白紙革命」。也許吧，算是一場剛剛開頭的革命。但問題是，即使是在那些已經走上街頭的抗議人群中，有多少人可以歸入牛類？

雞與牛的不同分類，不在於你是否抗議了，而在於你抗議的目的。

牛與雞的根本區別，在於對被宰殺的同伴的態度，而不是對自身權利的維護。大柳樹下的草地牛群明明可以有權任意去進食，但牛群卻拒絕。所以牛群的態度是出於為同伴，而不是為己。

在白紙運動中，非常令人欣慰地出現了「共產黨下台」和「不要獨裁要民主」的口號，但可惜並未成為引導整個運動的核心理念。大部分人的抗議仍然僅僅是針對「清零」政策本身，而不是該政策後面問題的根源。

客觀地說，維權與躺平的人群都應該不再屬於雞群，但他們是否屬於牛類卻很難說。

而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應該是：中國人為什麼只能在當牛與當雞之間做選擇？

中國人的選擇絕不應該止於牛與雞

王友琴傾其一生的心血，在網上建立了文革受難者園地。這個在海外所建立的園地雖然不斷地被中共用網路封鎖的方式封殺，但畢竟為那些受害者，特別是那些死後連屍骨都找不到的冤魂建立了一片可以安息的陵園。

王友琴教授的人格是高貴的。

但中國人除了牛與雞之外，應該還有更多的選擇。

牛群與雞群對待同伴被宰殺的態度雖然不同，但它們卻最終都逃脫不了一個被宰殺的共同命運。所以，中國人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既不應該是牛也不應該是雞。

曾經有人將躺平說成是中國人的不合作主義運動。對不起，這種說法只能說實在是高攀了。

甘地在西方的進取中融入了東方的隱忍，從而產生了印度的不合作主義運動。但不合作主義的宗旨卻是積極而明確的，其終極目標不存在任何的消極和妥協的因素。而躺平呢？一萬個躺平者當中有多少個是積極的？即使在一千個躺平者當中，他們能找到一個明確的共同目標嗎？

躺平不行，那麼維權呢？維權在今天的中國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場全民規模的不合作主義運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技術和原則兩個層面的原因。

在技術層面，維權運動在中國很難擁有一個長遠的共同目標，因為每個維權的人目標都不同。甘地的目標是印度獨立，馬丁路德金的目標是黑人的民權，這些都是能夠長期作為一個群體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但中國的維權群體各自目標不同，很難長期互相支持。

從原則層面上講，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所各自針對的，仍然是對法律和人道有足夠尊重的對手。而中共則是一個從來都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獨裁黨派。共產主義理念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毫無人道可言——按需分配的理想否定了人性惡的一面，而暴力革命則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人性的善惡兩面皆被否定，何來人道可言？

面對一個無法無天無人道的政權，以法律和人道為手段去打官司或街頭抗議維權，行得通嗎？當然行不通。

所以，中國人靠維權和躺平都不可能改變現狀，當雞當牛都解決不了問題。

中國人靠維權和躺平都不可能改變現狀，唯一可行之路，就是人人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解體中共。圖為2022年10月23日倫敦唐人街抗議者打出「結束中共」的標語。（Martin Pope / Getty Images）

中國人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出路，就是人人退出共產黨、退出共青團、退出少先隊。用腳投票，退出中共。

最後解體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