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主抗疫與民主抗疫之面面觀

在過去兩年多抗疫的努力中，西方世界通過政府與民意間的協調與對話，逐漸走出一條人類與病毒共存的道路。圖為2022年3月25日華盛頓特區國家櫻花節，大批人群遊賞。（Anna Moneymaker/Getty Images）

文•楚一丁

每年的六七月分，都是官媒的躁動期。喉舌們在每年的這段時間裡都會開足馬力，大書特書中共的偉光正形象，為慶祝中共的七一建黨日而不遺餘力地諂媚獻殷。在過去兩年多的全球抗疫期間，官媒更是在每年的這段日子裡不遺餘力地利用中共強制「清零」的效果，極力鼓吹中共的所謂制度優越性。眼看疫情後中共的第三個黨慶日又要來臨，不妨就與官媒湊個熱鬧，談談黨主抗疫與民主抗疫這兩種不同的抗疫模式的優劣與異同。

所謂黨主抗疫，即由中共黨所主導的抗疫模式。

所謂民主抗疫，則是在民主制度下由民意所主導的抗疫模式。

政府權力之制度差異所帶來的不同後果

集權專制的特點，是其從上到下貫徹執行最高指示的高效性。而民主制度的特點，則是各級政府對所屬轄區治理的高度自主性。在過去兩年多的全球抗疫過程中，這兩種制度的優缺點在抵抗疫情上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共的體制下，當大規模疫情出現的時候，中共的各級官員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請示領導，層層上報，等待上級的指示，體現的是其體制下所謂全黨服從中央的特點。面對迅速擴散的疫情，各級官員們束手束腳，在疫情的處理上仍然延續著在極權體制之下長期養成的所謂「一慢二看三通過」的辦事方法。官方甚至對民間類似於李文亮醫生所發起的抗疫自救活動進行打壓，對類似於陳秋實和方方等公民記者的志願報導進行封口。導致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就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使後來全球的抗疫處在極其被動的境地。

反觀民主國家，各級官員都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州長不是總統任命的，市縣長也不是州長任命的。各級官員只遵守上級立法機構所制定的法律，卻不用接受上一級官員的指令。美國的州長如果不執行聯邦法律，總統只能將他告上法庭，卻無權撤換他。州、市、縣各級官員的關係也都如此，他們只會對自己選區的選民負責，沒有服從上級政府行政官員指令的義務。抗疫期間，各級官員針對自己轄區的具體疫情和選民的意願，靈活採取有效而符合民眾意願的措施，各級官員完全能在全國的抗疫方針與轄區民意之間做高度自主的協調，根本就不需要等著最高機構「定於一尊」。

在過去兩年多抵抗疫情的努力中，西方世界的抗疫實踐從最初毫無準備地臨時應急，通過各級政府與民意之間的充分協調與對話，逐漸走出了一條人類與病毒真正共存的道路。而中共的抗疫模式至今仍停留在最初的封城、封區和封樓，然後就在畫地為牢的環境中等著病毒被餓死這種一成不變的僵化套路中。這就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在抵抗疫情的實踐上所走出的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與病毒共存在海外已成為一個成功抗疫模式，中共仍不惜付出經濟衰退和民怨沸騰的代價也要達成「清零」。圖為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靜安區，一名身穿防護裝備的工人在封鎖社區的入口處守衛。（Hector Retamal / AFP）

媒體功能之差異所帶來的不同

在民主國家，媒體是表達民意和制衡政府權力的公器。而在中共的體制中，媒體則是黨對民眾進行洗腦的喉舌和宣傳機器。媒體在不同體制之下不同的功能，在這場全球抗疫的努力中充分顯示出了其完全不同的效用。在中國，各級官方媒體對「定於一尊」的服從性，遠比各級官員還要更強。各級官媒黑箱作業，一律按中宣部的口徑報導疫情，中共統治的穩定成為決定媒體如何報導疫情的最高原則。而在民主國家，媒體則是各級政府和民眾在第一時間瞭解疫情的最有效管道。

在疫情的初期，中共官媒為維護中共統治的穩定，集中報導武漢公安對李文亮等八名向公眾通報疫情的醫生的處理，將早期民間對疫情自發的認識定義為造謠生事和傳謠扇動。而在後來，官媒則不斷用強制「清零」所帶來的抗疫效果證明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至今天，官媒的這種宣傳方式終於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既然清零效果成為了中共所謂道路自信的證明，那麼清零就不再是一個衛生健康問題，而變成了一個中共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完成的政治任務。 即使與病毒共存在海外已經成為一個成功抗疫模式的今天，清零仍然是中共不惜付出經濟衰退和民怨沸騰的代價也要達成的最高目標。

而在民主國家，新聞的高透明度使各級政府的決策機構處在一個資訊通達，能夠對疫情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有力位置。政府的資訊跟著各地的媒體報導走，美國的白宮往往在下級地方抗疫中心的疫情報告到達之前，就已經從來自第一線的新聞報導中掌握了疫情的最新動態，極大地降低了延誤疫情處理的可能性。在疫情爆發的高峰期，各級政府首腦每天的要務之一就是與各級抗疫中心的負責人召開新聞發布會，向轄區內的民眾和媒體通報疫情。官員們每天抗疫的決策統統都在媒體的觀察之中與質詢之下，容不得他們有點馬虎。

在民主國家，來自政府的疫情信息與來自媒體的報導既相互依賴又各自獨立，既相互借鑒又互相監督。媒體的高度自由和政府的高度透明成為疫情期間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撐點。而在中共的體制下，媒體則是執政黨的喉舌，成為為中共統治民眾而為虎作倀的爪牙。

生死觀之文化差異所帶來的不同

生與死，人生之大事也！疫情的蔓延牽動著個人的生死、家庭的存在，和社會的延續。所以，如何看待生與死的不同價值觀，當然也就對不同國度和不同社會的抗疫活動起到了不同的影響作用。這裡所說的生死觀的差異，不是指東西方文化在生死觀上的差異，而是共產主義文化與東西方正統文化之間的差異。

共產主義文化是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之上的。在共產黨人眼裡，既沒有輪迴，也不存在轉世。既然用不著考慮下一世的禍福，那麼現世的權力也就是中共高官們生存和處世的首要考量。上行下效，在被無神論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的中國社會裡，現世的成功、現世的利益，和現世的健康和享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社會各階層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標。

在這種不考慮死後去向的文化氛圍中，當大範圍的疫情傳播突然來臨之時，對死亡的恐懼必然會被放大，疫情所帶來的社會震盪當然也就比那些擁有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更大。而疫情對統治者——中共所形成的威脅和造成的恐懼必然也就會更大。

在西方國家，特別在一些相對保守的地區，傳統的信仰得到了較好的保持。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們，相信生命中神的安排。既然生與死是神的安排，那麼死亡本身的具體過程就變得不那麼重要。在這種豁達的生死觀中，生命的本身就僅僅是一段旅程。比這個旅程更為重要的，是完成這段旅程之後的去向——天堂，還是地獄？所以，重要的不是什麼時候死和會怎樣死，重要的是在死前是否尊從神的教誨做了一個好人。

在一些相對保守的地區，傳統的信仰得到了較好的保持，人們相信生命中神的安排。圖為2018年12月2日，香港閃躍維港燈影節中一個自由天使裝置。（Philip Fong / AFP）

毫無疑問，宗教信仰在疫情來臨時對社會的穩定是能起到巨大的作用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如果將美國一些民風保守的地區與比較左傾的地區做一個比較，就不難發現：在保守的州如德克薩斯、弗羅里達和一些美國中南部的州，各級地方政府在抵抗疫情時所制定的強制性限制措施都相對寬鬆，遠不會像加利福尼亞和紐約之類被左派控制的州那麼將疫情看得如臨大敵。但即使在那些左派控制的州，人們對中共體制下那些遠不人道的抗疫做法也嗤之以鼻。

其實，傳統的中華文化中，佛家和道家的生死觀與西方的宗教在面對疫情時能起到異曲同工的妙用。老莊的學說認為：人生便如做大夢，人死就像醒大覺。死亡不過是人的真我回到了自己本來的家，所以中華文化中有視死如歸的說法。而佛家對生死的看法就更有意思了：古人留下的禪機將人的身體比作一座橋，時間是橋下的流水，而人的真我則是橋上過橋的那個人。禪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秒吧，不是嗎？人的一生既然不過就是過一座橋那麼一件簡單的事兒，那麼死亡又何以為懼，何足道哉？

佛家和道家的生死觀與西方的宗教在面對疫情時能起到異曲同工的妙用。圖為馬來西亞華人在吉隆坡唐人街一道觀焚香祈禱。
（Manan Vatsyayana / AFP）

可惜，祖宗留下的精神財富都被那些馬列的子孫們給敗光了。但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史無前例的疫情卻在提醒著我們：都說舊的傳統是束縛人性自由的框框，然而在面臨疫情的生死抉擇面前，卻為何越是傳統的地方，人卻活得越瀟灑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