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拐賣婦女看中國農村小共同體共犯結構

徐州八孩母事件，震動國際社會。當女子一旦被拐賣到極窮困的鄉村，她們面臨的是當地鄉村這個小共同體共犯結構的壓迫。（新紀元合成圖）

中國大陸男女人口失衡，貧困的村落光棍扎堆，花錢買媳婦便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鄉村形成一個個超越道德底線的犯罪小共同體，中國農村成了中國社會潰敗最嚴重之地……

文•何清漣

徐州八孩母事件，論者多指向中國的人口販賣產業鏈，但談到解救之難時，不少人由於思維固化在「農村人勤勞樸實」這一教科書式的定式上，很少想到這些女子一旦被拐賣到極窮困野蠻的鄉村，她們面臨的不僅只有男方家庭的壓迫，還有當地鄉村這個小共同體共犯結構的壓迫。不過，鄉村居民並不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犯罪。

小共同體共犯結構讓被拐女子無處逃遁

如果對中國拐賣婦女有基本了解之後，再將中國兩部片子對比著觀看，就會知道小共同體共犯結構的形成，為中國當局深為忌諱。這兩部片子，一部是2007年曾在中國國內上映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盲山》，另一部是中央電視臺的「鄉村法制劇場」拍的所謂法制教育片《被拐賣的女大學生》，曾於2018年9月21日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盲山》主角白雪梅有生活原型，用白描手法還原了這一事件；CCTV的宣傳片主角名李微微，不少臺詞與情節都從《盲山》裡借來，但卻有兩個虛擬人物出場，一個是男方的堂弟大海，一個是男方的姑表弟——一位當地警察，前者同情李，開車幫助李逃走，條件只是希望李微微成功逃走後不要追究堂兄，但因中途車胎爆了未能成功；男方表弟在劇中扮演了一位大義滅親的執法者。

2007年放映的《盲山》曾入圍第60屆戛納電影節，內容講述一名女大學生被拐賣到山區，全村都是幫凶，她逃脫無數次均未成功。圖為《盲山》電影海報。（資料圖片）

前者在國內公映時，因為反映的現實太過黑暗，習慣了盛世鮮花的國人不想添堵，因而票房慘澹，僅有不足800萬；CCTV的法制教育片想必也不會有太多人看，因此我猜想不會有人去比較兩部片子的不同。我看過《盲山》，也了解原型鄭秀麗的真實遭遇，還讀過不少類似案例，對中國農村在「買媳婦」這一「地緣利益」而形成了一個小共同體共犯結構有一定了解。所謂「小共同體共犯結構」，其實就是當地村民為了讓買來的媳婦無法逃走，「守望相助」，結成了一張天羅地網，央視節目恰恰刻意漏掉了這一非常重要的背景，刻意將殘害被拐女子描繪成個別或者少數貧困農家的不守法，電視畫面顯示出一副農家小康情景，乾淨整齊的農家小院，多家人家擁有私家車。

《盲山》的情節包含了所有被拐賣女子悲慘命運的重要元素，但比徐州八孩母境況要好點：遭受的主要是男方的強姦與虐待，沒有淪為村裡多位男性的性奴。這部影片的原型是東北姑娘鄭秀麗，但她的命運其實比《盲山》主角白雪梅還要悲慘。

鄭秀麗於1994年中專畢業後南下珠海打工，被人販子以介紹工作為名拐騙到廣東羅定市生江鎮花坪村，以3000元賣給49歲的農民郭美南做老婆。鄭秀麗來到郭家的當晚，她便伺機逃跑，結果全村人集體出動將她抓回，鄭秀麗被男方毒打了一頓。當晚，在郭美南兄嫂的幫助下，郭美南強暴了鄭秀麗。

後來，鄭秀麗也試圖多次逃跑，可她絕望的發現，周圍人所有人都是幫凶。接下來的兩年多中，鄭秀麗生了兩個孩子，因不堪虐待，走投無路的鄭秀麗，把一杯硫酸潑向兄嫂的兩個孩子，並傷及另外5名小學生。鄭秀麗等來的不是解救，而是警察的抓捕。

最後，她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死刑，二審改判死緩。據說編劇李楊看到這個案件的相關報導之後，決定拍電影《盲山》，希望激起社會關注被拐女子的悲慘命運。

農村為何在拐賣人口上 形成小共同體共犯結構？

鄭秀麗、徐州八孩母的悲慘遭遇，反映的問題早就超出了買賣婦女這個範疇，而是這些被拐賣在農村中的婦女為何無法逃走。我在國內時，看到詳細一點的打拐報導時，會提到地方警察必須在半夜採取突襲式行動，否則會被成群結隊的村民包圍，無法解救——警察的任務只是解救，不能釀成「群體性事件」。這就必須分析村民們為何會在保護某家買來的媳婦上團結對外。

中國農村的偏遠地區，男性要娶個媳婦不容易。正常婚嫁，許多地方的女子不願意嫁到窮困地區，不少農家必須讓女兒為兒子做出犧牲，採取「換親」之類的古老方式。沒女兒可交換的農家買個媳婦要花幾千元（近年漲至幾萬），這筆支出幾乎要掏空全家財力。被拐賣女性只要進了家門，就被視為「買來的財產」，必定被「買家」全家看得嚴嚴實實。

中國農村的偏遠地區，男性要娶個媳婦不容易。許多地方的女子不願意嫁到窮困地區。圖為2005年11月，安徽省安慶市郊區。（Frederic J. Brown / AFP）

中國農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獨姓村還是雜姓村，彼此之間早就成了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光棍扎堆的貧困村落，花錢買媳婦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會形成一種不宣之於紙面的「鄉規民約」，以及一種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比如一旦發現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要給買家通風報信，讓他們採取措施提防；對於警察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警察找不到人。萬一被發現，村民會聚集起來阻撓警察把人帶走。

這種情況下，別指望當地的村支書出面主持正義與公道。因為村支書是當地村民的當家人，以照顧當地村民的利益為主。曾被2006年一部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刻畫成「最美鄉村女教師」的郜豔敏，後被網友發現，她其實是被拐賣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下岸村的，這一真相讓她再次成為輿論熱點。不少記者去下岸村採訪，一些村民對到來的記者充滿敵意，他們責備郜豔敏的高調揭了村民買媳婦的瘡疤，敗壞了村子的名聲，還把村裡男人說不上媳婦歸咎於她。村支書質問前來採訪的記者：「村裡還有60多個光棍，你們給辦辦？」

聯合國將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標準定在103～107比100，即每出生100名女嬰，相應地誕生103名到107名男嬰才算合理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在農村非常嚴重，人口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2004年曾達到100比121的峰值；直到2019年，依舊維持在100比110左右。在總人口上，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萬人口左右。光棍男多在窮鄉僻壤，有著「購買」媳婦的龐大需求，這是中國拐賣婦女現象嚴重的社會背景，再加上中國普遍漠視人權，婦女權益更加容易受到侵犯，也因此，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村，這種購買被拐婦女的現象會繼續下去。如果政府在這方面放任自流，拐賣婦女現象會更嚴重。

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在農村非常嚴重，人口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圖為2009年1月河南省的農村蘭考，一名婦女在惡劣的環境下照顧女嬰。（Frederic J. Brown / AFP）

中國的新農村建設只重物質

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並將此作為對農村工作的總體要求。中國政府在2006年細化為「優化農業生產布局、推進產業化經營，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搞好土地整理，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加快農業標準化」，「穩定與完善家庭承包責任制，推行流轉土地」等等——不難看出，除了「鄉風文明」這四個難以界定內涵的要求之外，具體措施主要著重於物質層面的硬件建設。2021年8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調研時強調「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得更加美麗宜居」，重心也在物質層面。

中共對農村的建設，重心只著重在物質層面。圖為2019年2月習近平在中國河北省北部的宣傳廣告。（Greg Baker / AFP）

這次徐州八孩母事件出現，徐州官方為了表示政府對這個「家庭」的關心，在通報中提到：自2014年5月至今，民政、財政等部門為董某民家庭落實了低保和居民醫療保險政策。每過黃曆新年、中秋為其發放慰問金。其中三個孩子每學期享受750元╱人的生活補助金，另有兩個孩子每學期享受500元╱人的政府資助金。2021年鎮政府為其發放危房改造補助3.7萬元，建設新房四間。社會愛心人士也多次為其捐錢捐物——隻字不提鐵鏈拴脖及全家兩代三男性強姦殘害楊女並將其虐待致瘋這喪盡天良的無人道之事，這樣罔顧人權與婦女生存權的「新農村建設」，表面就算「美麗」如CCTV節目中的農家小院畫面，也與文明沾不上邊。

早在20年前，我就將中國發生的一切用「社會潰敗」四字概括。在人口販賣上形成的一個個犯罪小共同體，中國農村成為中國社會潰敗最嚴重之地，歸根結底，農村潰敗是中共建政以來鄉村治理失敗的結果。中共的土地改革消滅了鄉紳，破壞了1949年以前那種以宗族制度為主的鄉村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制度，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基層痞子化之後，再也沒能建成一種鄉村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