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用政治超限戰搞亂香港 二步曲引發斯德哥爾摩症
11月19日凌晨,四位蒙面歹徒衝入承接香港《大紀元時報》印刷的新時代印刷廠,縱火燒毀機器和報紙。(視頻擷圖)
中共正在用其常用的政治流氓手法「政治上的超限戰」搞亂香港,做法有兩步:首先煽動仇恨、挑起互鬥、製造混亂,然後再用兩邊鎮壓的手法平暴,從而讓飽受混亂的人們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對中共感恩戴德。
文 _ 王華
11月19日凌晨,承接香港《大紀元時報》的印刷廠被四名歹徒闖入縱火破壞,其中兩人喬裝成勇武派抗爭者,幕後指使疑為中共,目的是要栽贓勇武派抗爭者。
這次的縱火事件讓人們再次看清中共所謂的「超限戰」流氓行徑手法,即煽動仇恨、挑起群眾鬥群眾,栽贓陷害,令社會混亂後再出來平暴治亂:大量抓捕及重判抗爭者,並懲罰執行命令的警察,讓人們對中共感恩戴德。
大紀元洞悉中共邪惡本質屢遭攻擊
11月19日凌晨3時40分,承接香港《大紀元》時報的新時代印刷廠正開門要送出印好的報紙時,突然有四個歹徒拿著汽油桶衝進工廠,縱火焚燒機器和報紙。其中兩個歹徒穿戴與衝在第一線反抗中共的勇武派一模一樣。《大紀元》明確指出,縱火案是中共幕後指揮、企圖栽贓香港抗爭者,因為《大紀元》一直真實報導勇武派的抗爭,指出這是「政府無道、公民抗爭」的體現,勇武派怎麼可能會燒毀《大紀元》印刷廠呢?
由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大紀元》從2000年成立以來,一直報導和揭露中共邪惡本質的真相,對中共非常了解。《大紀元》編輯部相繼出版了《九評共產黨》、《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等系列叢書,告訴全社會共產黨邪靈的本質是什麼,因此《大紀元》可說是全球大媒體中最能揭露中共邪惡手法的媒體。
從創刊開始,《大紀元》就一直遭受中共的各種干擾和攻擊,特別是《大紀元》全面揭露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暴、最陰毒的迫害:中共迫害上億法輪功修煉者,從而成了中共的頭號敵人。
法輪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做好人,由於在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修養方面的神奇效果,從1992年傳出後七年內,在大陸就有一億民眾學煉法輪功。時任中共人大委員長喬石曾表示,「法輪功對任何國家、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僅僅因為法輪功修煉者人數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中共即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打壓手法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不斷造謠抹黑,搶奪財產,甚至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
由於中共以中國市場利誘各國不要報導法輪功真相,致使很多國際媒體在財團的壓力下,對慘絕人寰的人類悲劇保持沉默。過去20年來,唯有《大紀元》自始至終做了獨家報導。香港民眾過去對《大紀元》也是有所誤解,覺得《大紀元》對中共有情緒,報導不客觀。
然而,近半年來在香港上演的一切,都是中共在重複其對法輪功的迫害手法。在經歷了一次次痛苦之後,已有越來越多香港民眾轉變了他們對《大紀元》的看法,很多人留言表達他們對《大紀元》的道歉和敬意。
一、煽動仇恨 挑起互鬥 製造混亂
2005年「《大紀元》鄭重聲明」寫道:「廣大的中國民眾:共產黨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這個邪惡的黨(魔教)在歷史上卻對眾生、對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這個惡魔。」
中共不是一個普通的暴政極權,它是靠「暴力殺人、欺騙謊言」來支撐的邪惡生命,它總是從煽動仇恨,製造群眾鬥群眾的暴力行為中吸取能量,維持其邪惡統治。
過去五個多月來,人們清楚地看到,中共在香港上演了「煽動仇恨、挑起群眾鬥群眾,栽贓陷害,讓社會陷入全面混亂」的邪惡戲法,其目的就是要把有序的社會變成無序,也就是中共標榜的「超限戰」。
當100萬港人、200萬港人相繼上街遊行反對送中惡法也未能讓港府傾聽民意後,小部分民眾被迫採取了有限度的暴力反抗,就讓中共見縫插針,故意製造暴力嫁禍抗爭者,煽動社會各界仇恨彼此,比如:警察對抗爭者的仇恨,民眾對警察的仇恨,藍絲對黃絲的仇恨,及黃絲對藍絲的「裝修」、「私了」,以及休班警員扮演各種角色挑起各界互相打鬥等。
中共故意製造暴力嫁禍抗爭者,煽動社會各界彼此仇恨。圖為香港警察11月18日凌晨在佐敦道彌敦道交界狂發催淚彈。(余天佑/大紀元)
當中共把原本繁榮平靜的香港,變成互相仇恨、彼此搏殺的戰場之後,中共就反過來充當「好人」,聲稱要「止暴制亂」。但其實中共才是暴力的源頭。
二、挑起動亂再兩邊鎮壓「平暴」
當中共做到「煽動仇恨、挑起互鬥、製造混亂」之後,就開始展開所謂的「平暴」,以「兩邊鎮壓」方式讓雙方都對中共產生「恐懼和感恩交織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從而使雙方都屈服於中共的淫威,並放棄所有政治上的努力,成為麻木的政治順從者和政治冷漠者。
比如,1966年中共在大陸搞「文化大革命」,開始是讓群眾互相揭發批判,在中共軍方的挑動下,出現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互相廝殺,「文鬥」變成了「武鬥」,全國陷入空前混亂,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這時,在幕後挑起這場運動的中共黨魁毛澤東出來「平暴」,迅速抓捕了很多「武鬥分子」,同時處理了一些地方官員,並暗中槍斃了上萬名嚴格執行任務的警察,從而平息了動亂,讓所有人都對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感恩不已。
再比如1989年的「六四」學生運動。學生只是反對官員的貪污腐敗搞特權,中共就不斷激化矛盾,讓軍人冒充學生燒軍車、打死士兵,從而找到藉口血腥鎮壓。「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還逼迫全國每個人表態「支持政府平暴」,不表態支持的就「與暴徒同罪」,於是,幾乎每個人都違背良心,在精神被強姦的情況下「支持政府平暴」。
從那以後,人們對政治感到厭倦,遠離政治,從而變得麻木和冷漠,中共便趁機把「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為所欲為。
而20年前中共對法輪功發動的鎮壓,原本江澤民打算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未料法輪功非但未被消滅,更在國際上日益壯大,並在近2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起訴江澤民犯下「反人類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阿根廷等國家的法庭宣判江澤民罪行成立,一旦江出國,國際刑警組織就有權將他逮捕。
這令江澤民極度害怕。據說,江澤民曾利用海外特工找到法輪功學員,提出交換條件:「只要法輪功停止起訴江澤民,中共就可以給法輪功平反,同時槍斃曾經迫害死法輪功的所有警察」。
由於法輪功教人按照「真善忍」行事,善惡有報是天理,因而拒絕了該交換條件。
從中人們看到,中共一直想用此等超限戰方式製造動亂,兩邊鎮壓,從而讓飽受折騰的民眾,不得不違心地順從中共,讓人們在飽受良心譴責的同時,開始遠離政治。
可以說,所有被中共奴役的人們,都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超限戰使人民患斯德哥爾摩症順從中共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心理學的真實病例,發生在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當時,銀行劫匪把銀行職員當成人質,不斷用死亡來威脅折磨他們,令他們長期處於極度恐懼的狀態,然後在警察攻堅、需要人質配合時,就轉變對人質的態度,使遭受死亡折磨的人質發生心理變化,開始對歹徒感恩戴德,甚至有一銀行女職員對歹徒產生愛慕之情。
事實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直在中國上演著。比如,1955年有很多精英被中共打成「右派」,被剝奪了工作、家庭和財產,被關進牛棚進行「勞動改造」,幾十年折磨下來,很多人死了,僅極少數人活下來。這些倖存者在1979年被平反、恢復工作後,開始對中共感恩戴德,有的還主動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凶手的一員。
這就是中共常用的政治流氓手法,人們稱之為「政治上的超限戰」,它分為上下兩大步:一是煽動仇恨、挑起互鬥、製造混亂,二是中共出來平暴,兩邊鎮壓,從而讓飽受混亂的人們對中共感恩戴德。
這種經驗來自中共建政70年的歷史,從白區到上海,從大陸到香港,都是故意「煽動仇恨、挑起互鬥、製造混亂、兩邊鎮壓,最後讓人離不開中共」。
近年隨著中共不斷地對外擴張,比如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共已將這套政治流氓手法推向全世界,想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在香港能做到,我就能在全世界做到!」甚至利用大外宣在美國、歐洲各國部署各種政治超限戰。
民眾看清邪惡 堅持抗爭滅亡的只是中共
如今的香港,正在上演大陸曾經發生的一切。
據香港《大紀元》報導,有紅二代爆料說,中共將大量逮捕並重判抗爭者,同時會逮捕一萬名警察,大陸警察被安插進香港,中共徹底接管了香港,香港出現表面上沒有軍管、沒有戒嚴,但實質已經被軍管、已經被戒嚴的局面。國際社會被表面假象所制約,對之聽之任之,香港民眾生活在麻木之中。
這個爆料值得考證,因為香港畢竟是在國際媒體的監控下,估計中共不會逮捕過多香港警察,但中共兩邊鎮壓的手法是肯定的。《新紀元》此前曾分析,為平息民怨,那些罪大惡極的香港警察可能會被撤職、調離、或者降級,甚至被逮捕,中共會調換香港警隊的高層警官,並安插中共栽培的人。
雖然香港有不少民眾在經過合理非請願無效、勇武抗爭也無效之後,有不少精英開始移民海外,還有不少人準備接下來這輩子就像大陸人那樣,只管自己的小家庭,不再關心國家大事。
然而不同的是,時代變了,歷史大戲開始進入全球反共的高潮時期,到了最精彩的最後結尾階段。
香港事件已然強化了全球抗共的意志和決心,使香港成了全世界的聚光燈,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中共在聚光燈下充分表演的邪惡。
與此同時,在《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台等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媒體的大量揭露下,人們開始看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並認清了中共展示的超限戰手法,不再被其愚弄,不再消沉、不再麻木,有的是堅持不懈的抗爭。
《大紀元》幫助人們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認清中共的超限戰手法,不再被其愚弄,不再消沉,不再麻木,有的是堅持不懈的抗爭。(大紀元)
最後,從香港到臺灣、再到大陸,一場徹底解體中共的歷史大戲,將把妄圖毀滅人類的中共惡魔徹底銷毀。屆時,人類將迎來一個全新的、更加美好的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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