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寫 / 第609期 20181121

走過戰亂美國老教授的新使命

by 劉景燁

冬去夏來，吳昌寧教授依然每周堅持經南站轉車到機場。（劉景燁／大紀元）

來自中國南京的吳昌寧，幾經戰亂流離，環繞了半個中國，最終在海外落地生根。

歷劫生還的奇蹟，昭示了神佛護佑的慈悲，更埋下他耄耋不老的修煉伏筆。

由盛壯而垂暮，心繫那文化血脈相連的故土，他矢志履行自己的新使命。

文 _ 劉景燁

當吳昌寧在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E出口附近徘徊，向中國遊客和美國人講述自己成為法輪功學員的過程的時候，他時而還會提起八十多年前僥倖逃過南京大屠殺的經歷。那時，他被母親抱在膝蓋上，坐車離開南京。

對於這位退休的麻州大學教授而言，那是他至今銘刻於心的第一個人生場景。當時，日本軍隊已在200英里之外，他的家人不得不逃亡。他們跋山涉水，環繞半個中國，最終卻在美國麻塞諸塞州落地生根。他們幾乎死於日本人的轟炸；而奇跡生還的經歷，不僅令他對神佛的護佑深信不疑，更為他在八十多年後成為篤信神佛的法輪功修煉者埋下伏筆。

王子變難童長江邊菩薩解厄

中華民國少將吳沆一家。（吳昌寧提供）

在吳家寬敞、明亮的客廳，吳昌寧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疊文件，第一頁的銅版紙上印著八幅黑白家庭照：一幅是穿著高領制服的方臉青年；一幅是留著短髮的美麗女子；還有一幅是領口繫著蝴蝶結，表情略顯困惑的小男孩。這些1937年在南京拍攝的照片分別是中華民國兵工署少將吳沆、他的夫人吳管氏，以及他們的兒子吳昌寧。

吳沆是一位靠庚子賠款留美的化學碩士，於1928年同另外八位留歐美的碩士被聘為少將級專門兵工委員，研究如何為尚未發生的抗日持久戰做好準備。吳管氏則畢業於蘇州女子高中師範班，並以第一名資格保送到蘇州女子師範學堂。她曾與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成為數學班的同班同學，後來因結婚而中斷了學業。

少小離鄉至今，吳昌寧已不記得南京居所的樣貌。他只記得有人告訴過他：家裡有三輛汽車、三位司機，還有專門照顧他這個家中唯一男孩的保姆。

但翻開第二頁的圖畫，展現的卻是吳氏家庭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是由已故廣告設計師、藝術家維格諾拉（Dominic J. Vignola）根據好友吳昌寧的回憶而畫的速寫：遼闊的江面上幾隻水鳥划過，在江邊，一位神色不安的女子抱著小孩坐在黃包車上；不遠處，另一輛黃包車正迎面而來。當時，吳管氏帶著兒子到了蕪湖；儘管暫時躲開了日本軍隊，但阮囊羞澀的他們卻已寸步難行。

他們的逃亡始於8月的淞滬會戰。在首都（南京）200英里以北，交戰雙方都在不斷增兵。其實開戰前，國民政府已決定實施持久戰略，並通告東南沿岸的居民和工廠（尤其重工業）遷往西南。中國版的敦刻爾克——一場更具規模、更具影響的大撤退就此開始。

作為兵工署少將，吳沆被派往東南的兵工廠監督機器下撤、包裝與運輸；他的夫人和兒子，這時則須自謀生路。吳管氏把年幼的吳昌寧抱上了汽車，告訴兒子：「我們準備離開家，或許再也不回來了。」

到了南面的安徽當塗，吳管氏讓司機回去接他自己的家人，而她則決定與兒子留下，等待淞滬會戰的結果。

淞滬血戰，持續三個月之久，戰況空前慘烈，上海也在鋪天蓋地的轟炸中，以淪陷敵手告終。吳氏家庭及千百萬沿海城市的居民被迫踏上逃亡之路。

吳昌寧從文件中取出「1937年南京大撤退」的黑白照片，看著畫面中「破舊的古城道路，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潮車流車和鼓囊囊的麻袋」，他不由勾起昔日的回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軍攻陷。住在當塗的我們，不得不再次逃難。這一次，由於絕大多數大型交通工具都被政府徵用，我們只能像多數人那樣，依靠著雙腿出逃。」

蕪湖江邊的奇跡偶遇。（吳昌寧提供）

慌亂之中，吳家母子與其他官眷走散了。他們只得在時而落下的炸彈和慌不擇路的人群中自尋生路。他們向南來到長江邊的港口城市蕪湖，希望乘船前往漢口與吳沆團聚。但問題在於，絕大多數船隻已被政府徵用，剩下的則不足以承載眾多的難民。當時，吳家母子的盤纏已經用罄。他們只能跟許多中國人一樣，在危難之際求救於觀音菩薩。

「我不記得母親那天（在江邊八號碼頭的觀音廟裡）祈禱了什麼。但她的祈禱創造了奇跡！」吳昌寧說。

就在他們走出觀音廟，登上黃包車幾分鐘後，防空警報驟然響起，路上的人們四散奔逃。突然，吳昌寧看到母親在揮手，並聽到她大喊：「陳先生！」當時陳先生正在吳沆領導的部門工作，並指揮著一條運載人員和設備前往漢口的運輸船。由於該船的一個小零件損壞了，因此他得停船進城購買零件。

他對吳氏母子說，他的船已經滿載，也許無法搭載他們了，但他會盡可能地騰出些空間。「如果有地方，我會來旅館接你們。但如果到傍晚還沒回來，就說明我幫不了你們了。」他說。

陳先生回來了。他跟船上的廚師達成了協議：晚上做完晚餐，清洗過廚房之後，吳家母子可以睡在廚房地板上。「經過長時間的疲勞和飢餓，廚房就像天堂一樣。」吳昌寧說。從那以後，他開始明白什麼是「覺者的安排」，他與母親也都成了觀音菩薩的信徒。

烽火讀書聲金陵入學現奇蹟

幾周後，吳沆一家人終於在漢口重逢了。然而，面對快速擴張的日軍，日漸險惡的戰事，國民政府必須向西南大後方（重慶）撤退。他們計畫摧毀尚由政府控制的鐵路，以拖慢侵略者的腳步。因此，吳沆必須繼續帶著工業設備溯江而上。大江茫茫，此去吉凶無人能料。

於是，吳管氏帶著兒子重新上路，直奔南方九龍，與擔任高級工程師、專責監督滇緬鐵公路建設的姊夫張海平一家會合，隨後同往西南邊境的祥雲。

1938年歲末，吳昌寧與母親平安來到祥雲；在那裡，他們度過了難得的「寧靜」歲月，直到1940年的夏天，他們才被父親接到重慶，就讀二十五兵工廠子弟學校。

抗戰烽火連天，吳氏一家輾轉來到大後方。在重慶大轟炸中，「跑警報」、「躲轟炸」，成為吳昌寧少年時期，記憶最深刻的校園生活場景。

「有一天，炸彈掉到了我們房子附近，屋頂在晃。我的祖母就是這樣被嚇死。」吳昌寧說，他家附近的兵工廠總是空襲的目標。儘管生產設備都藏在山洞裡，無盡的炸彈卻為普通百姓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

當日本轟炸機扔完炸彈返航後，孩子們便蹦蹦跳跳地跑出來玩耍。在重歸平靜的校園中，吳昌寧和大家一起學習寫作和科學、打球、唱中華民國國歌、閱讀孫中山的著作。偶爾，則跟著一幫學生「冒險家」，前往廢棄的山寨進行拓荒探險。

1946年，日本戰敗投降的翌年，吳昌寧猶記得：人們歡天喜地準備返回南京，在江邊碼頭登船不久，他與眾多兵工署官員和家人便感到腳下的輪船正在下沉——過重的人員和行李竟把船隻壓壞了。無奈之下，他們只得等候下一航次。

當吳昌寧回到南京，已是1946年10月，剛好錯過了中學入學時間。「母親希望我能進最好的金陵中學就讀，但是學校說已經額滿，不能再收了。」吳昌寧說。

可他母親並未就此放棄。她找到惠文女中校長（丈夫的同學），請他幫忙說項，但未獲應允。當吳管氏正要離去，恰逢金陵中學校長專程來訪，為的是請他招收一名女生。由此機緣，吳昌寧得以透過「交易」，進入金陵中學就讀。

金陵中學增招新生，物理老師很不以為然。他對吳管氏說，金陵中學是最好的中學，開學都一個月了，下周就要月考，你這麼晚帶孩子來上學，他怎麼跟得上？

吳管氏二話沒說，回去便買了教科書幫兒子補課。一周後，吳昌寧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通過了月考。「從那以後，物理老師再也沒看不起我。我很感謝我母親，帶我逃難，又幫了我很多的忙。」吳昌寧說。

絕境中神佛護佑死裡逃生

火車窗外險死還生。（吳昌寧提供）

吳昌寧從文件袋裡取出了另一張速寫，上面是一位被一雙強壯的手拉著，吊在火車窗外的女士——這是吳昌寧的母親。

時間來到1949年的春天。共產黨在北方打得中華民國軍隊節節敗退。叛軍推進之快，讓各界震驚意外。不僅政府，就連工廠、商戶、學校都決定遷離南京首都，吳家亦不例外。當時吳沆還在日本監督賠償，吳昌寧也多了個小妹。匆忙間，吳管氏親子三人來到杭州，暫住在朋友家裡，等待前線戰事的結果。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他們身處異鄉、囊中羞澀的時候，吳昌寧突然在吃飯時咳出血來。這是傳染性肺病！「我們寫信給父親，問他接下來怎麼辦。父親說：『你們回老家去』。他想他一生做官誠實、正直，共產黨不會把他怎麼樣。」吳昌寧說。

吳管氏領著兒女，在蘇堤上徘徊，迎著清風，俯視著水中游魚。但終究，她沒有接受丈夫的提議－－她擔憂吳昌寧的肺，也擔憂家族的未來。

「我母親又一次做了正確的事。」吳昌寧說。在蘇堤，吳管氏毅然決定帶子女前往臺灣。那裡更方便去日本或美國求醫，更有可能把兒子治癒。為此，她啟程前往上海兵工署辦事處找人購買船票或機票。臨行前，並留下了一枚金戒指，叮囑子女在缺錢時將它賣掉。

在上海，吳管氏拜會了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他是吳沆的好友，吳管氏要買機票沒有問題。4月，吳管氏回到杭州。當時火車站已經人滿為患，民國百姓爭先恐後地湧進車站，渴望逃離這片即將淪陷的土地。推搡的人群擠散了吳管氏和子女。哥哥帶著妹妹擠上了火車，但母親卻只能在車窗下焦急地探尋車裡的親人。

「媽媽！」小女孩哭道。聽到哭聲，窗邊一位健壯的男士伸出了援手。他打開身邊的窗戶，拽起吳管氏的手想把她拉進車裡。然而，列車就在這時開始啟動。

「我們都絕望了。母親的手在別人那裡，我又沒有他強壯。我能做的就只有閉上眼睛，向觀音菩薩祈禱。」「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母親已經被拉上來了。」吳昌寧盯著維格諾拉的速寫說。

直到現在，他依然覺得那次死裡逃生的經歷是神佛護佑的結果。「如果車再開快一點，最後肯定有一個人要堅持不住。她就掉下去了，再也見不到了。也許是哪個好心人，看到自己上不去車，就在下面幫忙推了一把。」吳昌寧說。就這樣他們到達了上海，再從上海搭飛機轉往臺灣。

從小輾轉流離大半個中國，落腳臺灣、最終旅居美國六十多年，回首故國神州，吳昌寧難以釋懷，久遠至今他仍心繫著那片土地上的人們。

無心插柳幸聞煉法輪大法

這天午後，吳昌寧來到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他像往常那樣戴著寬鬆的圓帽，露出腦後灰白相間的頭髮。他臉上的褶皺透露出慈祥而堅定的神采。他總是微笑著與人交談，銀色鈦框眼鏡後面的炯炯眼神，彷彿可以看透過去與將來。

一年來，每逢周二、四和周六，他都會坐兩個小時車，前往機場講述法輪功真相。他見慣了來美國十幾年、幾十年，卻仍然相信中共宣傳的華人。還有些人或許不怎麼相信宣傳，但為了做生意而不願招惹中共。「但這是我的使命。」吳昌寧說，他會一直堅持向中國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

來美國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他自許為中華民國的愛國者、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叛亂的倖存者，並以一位維護正義、反對中共破壞人權的美國公民自居。他希望他接觸到的每一位中國人、美國人、乃至各國人，都能了解中共當局對其治下民眾做過的事情，希望人們在明白真相後，能夠發揮正義良知，力所能及地制止這些惡行。

他發現，在所有中共的反對者中，法輪功學員往往最能幫助中共的黨徒，找回他們的良知。因此在2015年，當一個麻州華人移民社團向老教授徵求舉辦中國新年慶典項目的建議時，吳昌寧便建議他們邀請法輪功學員來介紹他們的信仰和功法。

「當時我正好看了《大紀元》的一篇報導，說一個學校邀請了一位法輪功學員去介紹功法，結果有差不多20個人宣布退出黨、團、隊。我一向反共，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推薦。但是那時候我還不了解法輪功，心想在推薦之前，我最好先了解一下。」吳昌寧說。

那個社團，終究沒有回覆他的郵件。但想要了解法輪功的決定，卻改變了吳昌寧的人生。他逐漸發現，法輪功的「真、善、忍」理念與他幼年跟母親逃難時對觀音菩薩的信仰產生了共鳴。

「在我第一次去煉功點回家之後，晚上九點，在電視機上看師父教功錄像，模仿動作時，有一陣子忽然感覺像被插電一樣，相當強的熱量注入兩個小腿。過去在冬天夜裡，我的腳常被凍得抽筋而驚醒，為了避免影響睡眠，我經常放一個熱水袋在被子裡。奇怪的是，自從那次神奇經驗之後，我再也不需要冬天在被子裡放熱水袋了。」吳昌寧說。

耄耋之年為中國人奔波跋涉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法輪大法學員集體煉功，展現「真、善、忍」修煉者的風采。（愛德華／大紀元）

法輪功自1992年開始傳播以來，在七年間傳遍了中華大地，吸引了大量的學習者。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許多中共控制的媒體都對這群煉功人有過正面報導。

但當法輪功學員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的時候，形勢便急轉直下。政府媒體開始無端攻擊法輪功，學員們前往講述實情，卻遭到警察的非法逮捕。

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更在沒有官方文書認可的情況下，口頭下令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

對於華人移民吳昌寧而言，這可謂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對於法輪功學員吳昌寧而言，這就是古羅馬對基督徒的迫害、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滅絕。這些災難之所以發生，不僅僅因為政府的罪惡，更因為社會民眾的盲從。但是，民眾一旦得到合適的引導，則可成為捍衛人道價值的決定性力量。

吳昌寧把自己視為引導者：以前引導大學生學習，現在引導社會民眾關注中國的人權。在過去，吳教授是廣受中國學生歡迎的導師，而今成為法輪功學員，吳昌寧卻常常被自己的國人忽視或拒絕。

但是，他並沒有沮喪，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冷漠而退縮。他一直相信，是上天安排他遇到了這些人，讓他告訴他們法輪功的實情。他相信，每一個人都應得到機會，在惡報來臨之前，在人道和惡黨之間做出選擇。

吳昌寧一直堅信他會遇到開明的有緣人。記得有一次，他碰到一位送父母上飛機的青年，對方耐心聽完了他從抗戰難童到法輪功學員的人生歷程後，愉快地同意退出共產黨相關組織。最後，當要具名登記三退時，青年毅然表態：「我們用真名吧，全名！」吳昌寧說：「他讓我看到，我離開已久的中國還有希望。」

當然，吳昌寧不僅只與華人接觸。在火車、公車和車站裡，他也常常送給外國人法輪功傳單。有時在車上遇到好心人讓座，或在車站裡有人要幫忙拉手提箱，他都會向他們介紹修煉法輪功的好處。「在過去一年中，我跟所接觸過的近200個有緣人結交了友誼。他們不但聽了我的解釋，接了我發給的資料，也跟我交換了聯絡信息。」吳昌寧說。

在波士頓地區法輪功學員的眼中，吳昌寧是位「可敬的」、「單純的」長者。他每天為了跟這些陌生人講真相，情願來回奔波80里路。對於吳昌寧而言，這會比他與母親逃難的路程更艱難嗎？那時，他們開車、走路，乘火車和飛機，長途跋涉千里萬里，還要躲避日本人的轟炸。

他鏗然表示，感謝母親的堅持，成就了他的今天。現在，他理應堅持自己的使命，為自己的同胞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