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前祕書： 2016江澤民將落馬

前中共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祕書王友群，在美國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呼籲抓捕江澤民。（新紀元合成圖）

在2016年北京人大政協「兩會」召開的第一天， 前中共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祕書王友群，在美國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 呼籲習近平和「兩會」實踐對實施憲法的承諾，抓捕江澤民。

《看中國》記者第一時間採訪了王友群先生。

採訪 _ 夏妍（《看中國》記者）

在2016年北京人大政協「兩會」召開的第一天，前中共中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祕書和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博士、前中共中紀委監察部官員王友群，在美國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呼籲抓捕江澤民。

王友群公開信 籲習近平抓捕江澤民

我為什麼呼籲抓捕江澤民，其實很簡單，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江澤民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凶。

我是在95年5月3日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修煉以後很快就身心受益，在修煉法輪功這段時間內，我沒有花過中共中紀委監察部一分錢的醫藥費，身體狀況良好，我的工作也深受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的信任，就在1999年「4．25」事件發生的前10天，我還參與了尉健行一個重要講話的起草工作。

以我當時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身分，如果想發財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個電話，幾十萬人民幣就可以送到我家裡面。但是修煉以後，我嚴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真正做到了不貪一分錢的財，不好半分的色，淡薄權勢和地位，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以我當時聽到的、看到的許許多多的法輪功修煉者的親身經歷，法輪大法即是淨化身體，又是淨化心靈，可以說於國於民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但是在1999年「4．25」當晚的時候，一直到1999年「7．20」以後，江澤民是中共最高層第一個提出戰勝法輪功的謬論，是他第一個提出法輪功是「邪教」的主張，是他第一個提出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專門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1999年7．20以後，江澤民動用整個國家機器，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製造了天安門自焚假案，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犯下了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行。中國大陸上億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全部被剝奪。

另一方面是江澤民所控制的假、惡、鬥，對整個中國人的迫害，所以必須要起訴他，控告他、抓捕他。這個罪行已經持續十多個年頭了，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從去年5月11日起，大陸有學員開始向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控告書，控告江澤民，之後從中國大陸一直到海外，掀起了一股控告江澤民的浪潮。

我在2015年6月26日給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寄出了強烈要求依法逮捕江澤民的控告信。後來我查詢了一下，7月1日，中共最高檢察院已經收到了我的控告信。

我覺得控告江澤民這件事情的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江澤民他迫害的是千百年來人們信仰的佛、道、神，他反對的是過去正確，現在正確，將來也正確，永遠正確的普世價值，他打壓的是全世界最善良、最真誠、最無私、最有忍耐力的法輪功修煉團體，他敗壞的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導致整個中國官場一片腐敗，所以說審判江澤民，對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呼籲海內外更多的民眾一起來加入控告江澤民的大潮，一起來參與這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我現在看到的是，控告江澤民、舉報江澤民、法辦江澤民的呼聲響遍全世界，2016年對江澤民來說可能是最難過的一年，也許是他落網的一年。
他在政法系統、在軍隊系統、在財經系統、在文宣系統的一系列過去的親信有些已被習近平給清洗掉了，有的正在被清洗，有的即將被清洗，他們的後臺現在呼之欲出。很可能在2016年江澤民就落馬了，「大老虎」真正的入籠了。

16年前尉健行對抗江澤民內幕

中共中紀委監察部，1999年「7．20」後被抓的一共有2個法輪功學員，一個是我王友群，一個是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第七室的副局級紀檢監察專員葛秀蘭。葛秀蘭是在該年4月29日聽了關於江澤民戰勝法輪功的傳達信後，把這封信的內容告訴了另外一個法輪功學員，這封信後來在美國公開發表了。

葛秀蘭的所謂「罪狀」就是洩露了江澤民的那封信，稱其洩露了發至省部級的絕密文件。「7．20」以後，葛秀蘭被隔離審查，一共隔離審查了4個半月，最後被開除黨籍，行政降兩級，被中共全國各大媒體公開點名批判，並被迫提前退休。

江澤民要戰勝法輪功的那封信剛下發傳達的時候，並沒有標明是絕密文件，也沒有標明是發至省部級的文件，這個密級、發放範圍，是後來這個文件收回去以後加上去的。葛秀蘭本身是局級幹部，我是處級幹部，葛秀蘭她怎麼可能會洩露發至省部級的絕密文件。但是她就因為此「罪狀」而受到嚴厲的懲罰，關鍵原因就是江澤民了。

再一個是中共政治局討論葛秀蘭問題的時候，尉健行當時曾經說過一句話，葛秀蘭是個老實人，是個好人。江澤民當時非常生氣，他說那個《羊城暗哨》（電影）裡有個國民黨的「老保姆」——國民黨特務，也是個老實人，也看上去像個好人。也就是說，江澤民把葛秀蘭當成了特務一樣的人了，這是非常邪惡的誣控。

江澤民後來在另外一個批示中，也對葛秀蘭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最後葛秀蘭才受到那麼嚴厲的懲罰。在葛秀蘭將被公開點名批判的時候，有一個報告送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批示：暫緩。就是暫時不要在報紙上公開批評她，不要在媒體上公開批評她，不要在電臺、電視上公開批評葛秀蘭。

可是尉健行當時做了這個批示後不久，就到山東省調研去了。尉健行一離開北京，當時的報紙、電臺、電視臺就全部點名批判葛秀蘭，根本沒有把尉健行的批示放在眼裡。

因為我當時不斷的給江澤民寫信，我和葛秀蘭兩個堅持修煉法輪功，使得尉健行本身也受到了江澤民施加的巨大壓力。

但是，尉健行因為對我畢竟是比較了解的，在處理我的時候，給予我開除黨籍的處分，並沒有給我任何行政處分，因為我最後是在行政上是辭退處理，這個辭退不是行政處分的範疇。行政處分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記大過、開除公職，這叫行政處分。所以說尉健行當時他明知道我是一個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方方面面都是表現非常好的。開除黨籍是沒有辦法，江澤民壓他，不得不開除黨籍了，在行政上沒有給我任何處分。

因為葛秀蘭被降兩級，後來有人提出要不要對王友群降級處理，當時尉健行說，「降什麼降」，就是因為尉健行頂著，才沒有對我進行任何行政處分，因為降級也是一種行政處分的方式。就是當時從尉健行的內心深處來說，他對法輪功本身沒有任何成見和不好的看法。

在「4．25」之前5個月（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和尉健行一起吃午餐的時候，我親手給了他三封我寫的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一直到「4．25」事件發生，這麼長時間，尉健行也沒有說一句對法輪功不好的話，但是當時因為受到了江澤民的巨大壓力，尉健行不得不在黨紀上給我和葛秀蘭很重的處分，當時有人提出對王友群判刑，對葛秀蘭判刑，都被尉健行給擋住了。

16年前，尉健行（左一）對法輪功沒有任何不好的看法，當時有人提出對王友群判刑，對葛秀蘭判刑，都被尉健行給擋住了。圖為2012年12月14日，中共18大閉幕。（Getty Images）

但由於來自江澤民的壓力，後來我要求恢復工作，被尉健行拒絕。

周永康下令抓尉健行祕書反遭檢舉

我從1999年「7．20」到現在，一直在進行反迫害。在反迫害的過程中，有些事情可以說是驚天動地。

我被抓進看守所，肯定是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下的命令。因為我畢竟是跟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工作過的，而且我一直是以真名、真姓、真位址，以寄掛號信的方式，講清法輪功真相的，寄信對象包括胡錦濤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體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各委、部、局、辦的主要領導，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國務院所屬委、部、局、辦的主要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共黨委書記，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共紀委書記，包括宋平、萬裡、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葉選平等13位前中共政治局和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如果沒有周永康的命令，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是絕對不敢抓我的。

2008年7月11日，第29屆北京奧運會前夕，我被抓進看守所，8月17日，被換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11月19日，我依法給當時的中共軍委主席胡錦濤寫了一封檢舉信，標題是〈關於依法逮捕周永康的建議〉。

周永康下令抓尉健行「身邊人」王友群，反遭王寫了一封揭露周永康迫害法輪功罪行的檢舉信，標題是〈關於依法逮捕周永康的建議〉。（大紀元）

在這封檢舉信中，列舉了我在這之前，就法輪功問題寫的所有最重要的信。信末，提出了兩點強烈要求：第一，依法逮捕周永康；第二，周永康必須賠償我的物質和精神損失不得少於1000萬元人民幣。

這封信寫好以後，馬上交給了管理我所在監室的警官解國建（音）。解國建看了以後，立即交給了北京市公安局預審員竇崢（音），竇崢立即「提審」了我。

在被抓進看守所之後，一直到這次「提審」之前，我一直拒絕做筆錄。但是，這一次我同意做了一份筆錄，上面將我某年某月某日寫了致某某某的檢舉信〈關於依法逮捕周永康的建議〉寫得清清楚楚。在確認這些信息後，我在筆錄上簽字，並按了手印。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做這個筆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留下一份文字證據，留下一份歷史記錄。在陰森險惡的看守所裡，在高壓恐怖的環境下，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囚室中，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寫了這樣一封揭露周永康迫害法輪功罪行的檢舉信！

周永康當時是替江澤民掌控「刀把子」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是中共公、檢、法、司的最高領導人，正處在他一生中地位最高、權勢最大，勢利小人溜鬚拍馬、阿諛奉承唯恐不及的鼎盛時期。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是周永康伸手可及的地方。然而，我就在這個地方，寫了這封信，因為當時是在預審階段，對於這封內容極端敏感的檢舉信，公安機關要審查，檢察機關要審查，院也要審查。

2009年10月7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對我的案子做出初審判決時，以及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我的上訴案作出終審裁定時，都沒有一個字提到我「誣陷」、「敲詐勒索」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2014年7月29日（全球老虎日），中共新華社發布消息，由中紀委對周永康正式立案審查。2014年12月5日，周永康被依法逮捕。2015年6月11日，江澤民最信任、緊跟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被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以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故意洩露國家祕密罪判處無期徒刑。歷史的發展已充分證明：7年前我在周永康紅得發紫的時候提出依法逮捕周永康是我有生以來做的最有預見和最正確的事之一。

2014年6月11日，中共新華社發布消息，緊跟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被判處無期徒刑。（視頻擷圖）

遭江澤民隔離審查135天

1999年「4．25」之後，我給江澤民寫了〈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這封信，寫好以後我在99年5月8日，以掛號信的方式寄給江澤民，這封信後來發表以後，在國內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但是對江澤民來說，這封信表達了跟他完全相反的觀點，所以1999年「7．20」當天，我就被隔離審查，中共的說法叫做「雙規」了。從「7．20」一直到12月2日，我被江澤民隔離審查了135天，4個半月，最後受到的處分是開除黨籍，辭退回家。

當時武警是24小時對我進行監控，在前80天的時間內，我24小時都在室內，一直到80天以後，我才能在外面散步半個小時。135天是非常艱難，非常難熬的一段時光，過去16年，最難的可能就是這135天。

被辭退回家後，我的工作權被剝奪，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工作。到了2008年7月1日，因控告江澤民出賣國土，我就被抓進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然後分別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關押了532天。被非法判刑5年，至2009年的12月17日，我被押解到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前進監獄。在這期間，最讓我刻骨銘心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妻子因為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壓力，被逼的上西城區法院訴請離婚，也就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當時西城區法院很快就做出了判定我妻離子散的判決，判決送到監獄的時候是2010年的11月16日。

回顧過去16年，當我兒子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被隔離審查；我兒子上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當我兒子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被關押在前進監獄。在這個過程中我做了些什麼呢，我僅僅是在法輪功這上講了些真話，向中共最高層講了真話，沒有任何違法亂紀行為，我的工作權被剝奪，我的家被逼得妻離子散，我本人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法學博士，曾經在中共紀委監察部工作，我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全國那些沒有文化的工人、農民，社會背景一般的人群，更不用說了。

受訪揭「4．25」事件真相

在接受海外中文媒體《看中國》記者採訪時，王友群特別說明「4．25」事件的真相與歷史意義。

王友群說，法輪功是1992年5月13日從中國長春傳出的。由於法輪功袪病健身，淨化身體，淨化心靈的奇效，迅速從長春傳到北京，從北京傳到全國，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和充分肯定。但是，在此過程中，一些媒體公然違反中共中央對氣功「不宣傳、不批評、不爭論」的「三不」政策，發表誣蔑法輪功的錯誤言論，國家新聞出版署也明令禁止出版法輪功的著作，公安部一局向全國發出通知，調查法輪功的違法犯罪問題，等等，使得法輪功修煉者正當合法的修煉環境受到影響。

「4．25」事件發生前的5個月，1998年11月22日，王友群跟尉健行一起吃午飯時，親手將他寫的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江澤民的信，還有十多位留學美國的博士寫的〈海外學子的心聲〉，送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完之後，交給了當時的中紀委副祕書長彭吉龍。也就是說，「4．25」事件發生前5個月，王友群就向尉健行反映過法輪功問題，直到1999年「4．25」事件發生時，尉健行沒有對法輪功說一個「不」字。當時王修煉法輪功，中共中紀委從尉健行到下面許多領導全都知道，沒有一個人說他修煉法輪功有任何錯誤。

1998年8月底，當時中共中紀委監察部副局級幹部葛秀蘭等20多名法輪功修煉者，聯名給江澤民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1998年8月，王友群也給當時的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各寄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那個時候，從最基層到最高層，還有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都跟江澤民寫信反映過法輪功問題。

「4．25」事件發生前，作為當時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擁有一切便利條件可以及時了解和妥善處理法輪功問題，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就在「4．25」事件發生前夕，天津又發生了防暴警察非法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事件。在長時間寫信、寄信反映無效的情況下，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請願。因此，正是江澤民本人的嚴重失職，導致了「4．25」事件的發生。江澤民對「4．25」事件的發生負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4．25」的歷史意義

身為一名中共黨務工作者，一名國家公務員，又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通過修煉，王友群身心受益。他覺得有義務向中共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4．25」那天早晨，王友群到了中南海北門傳達室，出示工作證之後，國家信訪局派了一個人跟他交談了一會兒。王友群向他介紹了法輪功的有關情況，並將手中的一本《轉法輪》送給了他。

大約過了半小時，當時的中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何勇等，來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然後，把王友群帶到中南海內中央警衛局的一間辦公室談了三個多小時。由於王友群既沒有違反黨紀，也沒有違反國法，只是依法反映情況，下午4點多鐘，王被帶回中共中紀委大院。晚上監察部副部長干以勝送他回家。

「4．25」事件當晚，江澤民給中共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提出「戰勝法輪功」的論斷。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就法輪功問題表態，而且是完全否定性的。

4月29日，中共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向王友群傳達了江澤民的這封信，也向副局級幹部葛秀蘭傳達了這封信。然後，有關領導要他就「4．25」去中南海寫一個文字材料。當時，他想，可能江澤民不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1999年5月7日，王友群根據個人修煉法輪功的親身實踐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5月8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了江澤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1999年「7．20」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就因為王友群在法輪功問題上表達了跟江澤民完全相反的意見，被「隔離審查」135天，受到開除黨籍和辭退的處理。從此，王友群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回過頭來看「4．25」事件的歷史意義，王友群表示，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4．25」事件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最和平的請願活動。當時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安安靜靜地站在中南海的北門和西門外，沒有喧嘩，沒有演講，沒有傳單，沒有口號，甚至沒有影響交通，各種車輛順通無阻。得知朱鎔基總理下令天津釋放被抓的法輪功學員，政府沒有禁止修煉法輪功之後，所有的人都靜悄悄的離開了，連地上警察扔的煙頭、紙片，全部都撿走了。

王友群表示，「4．25」事件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最和平的請願活動，上萬名法輪功學員整個過程秩序良好，城市交通井然。（明慧網）

從中共建政60多年的歷史來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都伴隨著許許多多的暴力事件，伴隨著許許多多的社會災難。就在「4．25」事件不久，1999年5月8日，發生美國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當時，許多群情激昂的大學生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遊行示威，發生了很多過激的暴力行為。但在「4．25」事件中，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沒有任何過激言行，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4．25」事件已經過去將近17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王友群覺得這件事做得非常正。中共建政60多年來，中國老百姓有「兩怕」：一個是窮怕了，一個是整怕了。只要有一口飯吃，一切不公正、不公平，能忍就忍了；只要還能喘氣，就得過且過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事。對於嚴重侵犯人權和公民權的事，對於嚴重敗壞社會道德的事，對於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事，對於「文革式」的攻擊、謾罵、誣陷，能躲就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社會的正氣必將蕩然無存，歪風邪氣就會滋長蔓延，長此以往，必然人心魔變，貪官遍地，道德無存，從空氣到土壤到水源到人的心靈，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會浸泡在有毒物質甚至劇毒之中。「4．25」事件至今17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17年，全世界法輪功學員和平、理性、堅韌反迫害17年，「4．25」事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標誌性的偉大事件；對於未來的人類也具有重要的啟迪和示範作用。◇

1999年「7．20」起至今17年，江澤民設立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專門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新紀元合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