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統治時期的臺灣民變與械鬥

嘉義公園內有一座高3公尺的「福康安龜碑」，石碑上刻有乾隆皇帝御筆題的詩文，這是為紀念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變所刻，內容記載「嘉義」地名的由來。（中央社）

清朝統治臺灣212年，期間，臺灣島上抗官民變迭起，究其原因，除吏治敗壞外，還包括軍人紀律不佳等政治因素。其中民變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最著名的有3次，即「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

文 _ 趙芷菱

清朝統治臺灣212年（1683至1895年），初期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防制態度，在施琅為清帝國消滅東寧王國後8個月，康熙皇帝於1684年5月才令將臺灣收入版圖。將行政區域名由「東寧」改為「臺灣」，即將原指「大員」一地之「臺灣」，擴大為全島地名之代稱，正式進入當時的中國行政體系中。

臺灣棄留之爭

清領臺灣之初，廷議大多傾向「棄臺」，唯獨施琅力排眾議力陳留臺之重要，其奏《臺灣棄留疏》指略：臺灣地理位置重要，為江浙閩粵4省屏障，且土地肥沃，民生富庶，若棄臺難以遷移全部現住漢人，而逃亡或匪徒可能匯聚臺灣，形成隱憂。故應設置州縣，駐紮重兵，且澎湖乃不毛之地，若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此論點，唯獨施琅力排眾議力陳留臺之重要，如：派任官員採輪調制，駐臺的軍隊也都由外地派任，不准在臺選雇士兵，且駐軍採每3年1任的「班兵」制度，不使官兵久駐，免日久生根而成威脅。

還有規定官員及班兵皆不准攜眷來臺，以為牽制。及不准興建城垣，以免民變時，城池為叛民所據。還有禁止廣東（粵地）之潮州及惠州人來臺，但此點被指係因施琅為圖一己之私藉口。

其理由稱，施琅因與鄭成功結下滅族仇怨而所行之報復，施琅曾指：「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當時因清朝疲於「三藩之亂」（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加上施琅收復臺灣有功，因此全權交由施琅處理。此舉致使許多粵人被原船遣返，有些人逃進山區。直至乾隆末年，渡臺禁令才正式解除。

留臺為防衛 胥吏擅權 民怨迭起

由於施琅請「留」臺灣的重大原因，係為海上防衛的觀點，而非為擁有臺灣土地之利益。再加上3年1調的任官制度，使來臺官吏多半無心治臺。又任命官吏採迴避臺灣本籍，因此其多半不懂閩南話、客家話等地方用語，故須仰賴地方上的胥吏（基層的辦事人員）去操辦，致使胥吏恃權謀私、擅權枉法、魚肉百姓，引發民怨與社會動盪。

清朝的「胥吏擅權」被稱為「叢弊之藪」。清初的顧炎武曾說：「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到晚清咸豐時曾任巡撫的胡林翼也說：「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

所以，有人把清代的「胥吏擅權」同明代的「太監亂政」等同視之，認為「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與胥吏共天下。」雖有眾官僚的奏疏和皇帝諭旨，針對胥吏弄權的揭露和申斥不止，但卻毫無效果，反愈演愈烈。

因此清領期間，臺灣島上抗官民變迭起，究其原因，除吏治敗壞外，還包括軍人紀律不佳等政治因素；由於來臺官員及士兵都不准攜眷，因而衍生出許多弊病，如嫖妓、酗酒、睹博等，自然形成集體的公餘愛好，軍紀官風敗壞。

流行於派往臺灣的大小官員間有句俗諺：「千里為官祗為財」，足見到臺赴任後生財管道眾多。而臺灣地處邊陲，雖名一府，實等同一省，職權很大，於是官員貪墨成性，三年報罷，滿載而歸。

由於來臺官吏之任免係操在福建督、撫手中，於是臺灣的官缺成了福建省方「調濟」官員之地。因此同冶年間臺灣道徐宗幹曾言：「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冶之壞，至臺灣而極。」

 三大民變與分類械鬥

俗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即是形容臺灣民變之頻仍。許多民變中，無家室、恆產、固定工作的羅漢腳（指遊民，清初臺灣之移民特有稱呼），因彼此同病相憐，逐漸發展出特殊感情，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力量，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構成臺灣民變的主導力量。

其中民變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最著名的有3次，即「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除民變之外，不同族群間、不同姓氏間、職業團體間及商業利益衝突等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

鴨母王 朱一貴民變

自從大陸移民來臺，閩南人與客家人的鬥爭不斷。朱一貴的興起，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且是唯一的一次閩、客結合，可惜最後走上內訌的宿命，短暫地推翻清朝的統治，建立了本土政權。

朱一貴生於康熙29年（1690年），福建漳州人，因家貧赴臺謀生，曾任衙役、傭工、種田為生，後在鳳山縣（今高雄縣）幫人養鴨，因飼養的好，每鴨每天總生2蛋，且能把鴨群像軍隊一樣的操演，於是大家封他為「鴨母王」，其為人又豪爽好客，有「小孟嘗」之稱。

1721年，臺灣知府王珍作威作福，引發民怨。朱一貴以「朱」姓以及「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千餘人，進占府城。同時與客籍領袖杜君英合作，攻下鳳山縣城，自稱「中興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廢除薙髮令，即將旗裝脫下、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服飾及傳統漢人髮式。

但杜君英自以為居功厥偉，欲立其子杜會三為王，其他起事夥伴則以朱一貴為朱姓，可充當明朝皇帝的後裔來號召群眾，遂擁戴朱一貴為王，封杜君英及其他響應起事的夥伴27人為國公，但杜君英不服，因與朱一貴集團發生爭議。

杜君英放縱所部的士兵，結伙強搶婦女，部眾橫行殘暴。朱一貴怒而捕殺行為不檢的士兵，梟首示眾。新仇舊恨下，杜君英自己也擄了7名女子，禁錮於後宮供其淫樂。其中一女是朱一貴集團成員吳外的親戚，朱一貴於是發兵，兩方激戰，杜所部死傷慘重，殘部逃至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

朱一貴兵力也因而趨減，起事不及兩個月，即遭來援的大陸清軍殲滅，清軍並藉此掃蕩南明殘餘勢力，直至雍正元年（1723年）才平定。

朱一貴雖一介草莽，但膽識、氣宇亦有過人之處，被捕時面對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施琅之子，施世綸之弟）、清朝官員藍廷珍時，猶昂首挺立，自稱孤家。康熙61年（1722年）2月，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張阿山等人遭凌遲處死，親屬亦不能倖免。

林爽文 最大規模民變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隨父母來臺謀生。由於目不識丁，以耕田、趕車為業，也曾擔任衙門雜役，後加入天地會，成為大里杙附近會黨的領袖人物。

林爽文事件是清帝國統治臺灣期間，規模與影響最大的叛亂事件，乾隆皇帝將此事件視為其畢生「十大武功」之一。

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臺灣，然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理念和動員力，林爽文軍隊南下攻臺南府城時，遭嘉義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鄉衛土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

林爽文終告失敗被殺，徒留「爽文劍井」、「爽文路」、「爽文坑」等遺址（今南投）。事件中，諸羅縣民曾奮勇抵抗林爽文，事後乾隆皇帝將諸羅改名嘉義，且獎勵協助鎮壓反亂的民軍為義民。

事件平定後清政府下令建造紀念功碑，還犒賞平亂的將軍，碑文立於1788年（乾隆53年），即赤崁樓前被贔屭馱負著的那9個石碑。另外，也印製了一系列「平定林爽文事件」的銅版畫。

自此，清政府採取了一些防禦措施，並對民間勢力進行鎮壓和分化，削弱民間之反抗，對臺更加強戒備。

戴潮春 歷時最久民變

戴潮春事件又稱「戴萬生事件」，起事者戴潮春，字萬生，1862年起事至1865年平定，共歷時4年多，是臺灣歷時最久的民變。

戴潮春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祖先移民至臺灣彰化四張犁，到戴潮春這一代已蓄積不少家財。戴潮春原任北路協稿識（武官的低階稿書人員），後因招長官勒索而辭官。

戴家於地方上頗負勢力，加上戴萬桂（戴潮春之兄）曾為與阿罩霧（霧峰）林家爭奪田租，於是組織八卦會鞏固自身勢力。戴潮春卸職後，擴大組織八卦會，並利用團練助維持治安之名義，大量吸收成員。初期確有發揮維持治安之效，後因成員複雜，漸有橫行鄉里茲事發生。

同治元年（1862年）臺灣道孔昭慈恐其勢力過大，下令清剿八卦會，戴潮春率先發制，攻下彰化城，孔昭慈仰藥自盡。之後，戴潮春自稱大元帥，公告人民蓄髮，仿明朝制度。然因戴與部屬間有嫌隙，軍令無法統整；而清廷在穩定太平天國局勢後，派遣新任臺灣道丁曰健及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合力平亂，同治2年（1863年）12月戴潮春於芋仔寮莊被捕，遭處死，民變告終。

族群分類械鬥 官方刻意分化

清統臺灣期間，共發生60多次的分類械鬥。在福、客、漳、泉等族群間，由於語言、習俗、信仰的差異及經濟利益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利用「分化」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間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使臺灣全島意識形成障礙。

分類械鬥的後果常致不同族群的再移民。如客家人現多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或者高雄、屏東、美濃、六堆等地區，無疑是人口再移動與集中的現象。

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有清政府的分化政策、行政控制鬆散以及施行三年一任的班兵制等。因官方無法發揮作戰與維持治安的功能，又班兵大多以漳泉府為主，各自袒護同籍，使雙方械鬥更形劇烈。

清代臺灣在移墾過程中，形成各籍分類群聚的現象。早期土地尚多，各籍可以分別開墾，到後期因田界、水利資源、田租等利益衝突，便激化族群間的分類械鬥。

而城市地區雖對土地的依賴性較輕，但商業上的利益衝突亦容易引發械鬥，如1815年在臺北府城發生的挑夫械鬥，便是因包攬挑貨、劃分地盤，而引發的械鬥。 

閩、客械鬥最初多發生於高屏地區，當地的客家人在「朱一貴事件」後，即建立強而有力的武裝組織「六堆」。而福建人也因對抗客家人，須團結一致，不分漳、泉才能居上風。但臺灣中部和北部，福建人的漳州系和泉州系的械鬥就極為嚴重。

「朱一貴事件」，當時由高屏地區「六堆」的客家鄉勇組織助平亂，清廷表揚其鄉里為「懷忠里」，建亭曰「忠義亭」。林爽文之變亦由今竹北地區客家人所平，乾隆皇帝特賜義民「褒忠」等匾額，建義民廟以祭祀罹難的客籍人士。

另外，在北港、嘉義等發生過大規模閩、客衝突處也多立廟享祀。由此可知清政府的刻意分化政策，對閩、客間的械鬥有一定影響。

艋舺的「頂、下郊械鬥」

頂、下郊械鬥發生在1853年的臺北市。當事者有較能掌握貿易優勢之泉州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稱為「頂郊」；另一為同安人因主要跟廈門一帶進行貿易，故稱「廈郊」或「下郊」。此次分類械鬥，下郊同安人，敗走大稻埕。

18世紀中葉，清朝大量泉州人跨海移民沿著淡水河岸定居臺北艋舺，其中移民於艋舺有兩大族群，一為居於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一為居於舊街與艋舺淡水河岸之較大族群泉州三邑人。

1853年年初，艋舺移民漸多，下郊與頂郊，由於爭奪艋舺碼頭，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時常發生「頂下郊拼」分類械鬥。由於下郊人對於三邑人霸占碼頭與龍山寺深感不滿，兩方人馬遂於8月展開械鬥，各有攻防。頂下郊拼影響層面甚廣，除了造成人員傷亡、同安人所居村里付之一炬外，也間接促成大稻埕與大龍峒的開發，臺北從此流傳「咸豐三，說到今」，係表頂下雙方仇怨難解的諺語。

異姓對抗與職業鬥陣

除了閩粵、漳泉因祖籍別的械鬥外，清代臺灣異姓間與職業別間的械鬥也層出不窮。

以發生於1865年的林、李、陳械鬥為例，事件起因於羅東、冬山的異姓分類械鬥。林、李兩家族因賭博而致糾紛，陳姓居中調解，但林姓不從，陳、李兩家便聯合對抗林姓。此次械鬥，還夾雜了暴徒遊民，使械鬥的範圍愈形擴大，最後擴及整個蘭陽地區。

最後林姓家族曾言：「陳無情、李無義，姓林仔娶自己（不相通婚之意）」。最後，清廷派兵鎮壓，才平息動亂。之後陳李兩姓與林姓家族間水火不容，而留下「陳李林，結生死」的諺語。

因職業別而致的械鬥，以「西皮、福祿拼」為例，兩者是因樂器與信仰不同所致。西皮、福祿通稱北管，是北方戲曲的通稱。兩方的對抗，最初發生於噶瑪蘭地區（今宜蘭），而後擴大到基隆、臺北、花蓮等地。

西皮派的主要樂器為以桂竹筒包蛇皮做的胡琴，蛇皮音似西皮，奉祀田都元帥；福祿派的主要樂器是以椰子殼做的胡琴，狀似葫蘆，音同福祿，奉祀西秦王爺。

雙方各自設館、聚集門徒，屢因出陣時的車拼而鬥毆。自同治年間至臺灣割讓給日本，均持續不斷發生衝突，較大規模的有1886、1887年等三次械鬥，因西皮派結交官方打壓福祿派，而有「西皮倚官，福祿走入山」的俗語，表徵福祿不敵西皮而敗逃的情況。日本統治臺灣時期雙方仍處不睦，遇有節慶出陣常須派警吏維持秩序，一直延續到二次戰後，爭執方休。

清之盛衰 漢人移民對臺之認同

1683年康熙帝30歲時攻占臺灣，採行特殊的統治與限制渡臺政策，閩粵漢人則勇渡黑水溝（臺灣海峽）來臺開拓建立家園。清領期間，漢人移民社會逐漸發展成形，雖經族群間的分類械鬥，但隨著落地生根的共同生命歷程，而有「在地化」的認同感。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而康熙帝在位61年，是中國史上任期最久的皇帝，在清《實錄》裡記載，康熙帝勇武無敵，臣下罕有及者，且其文質彬彬、博古通今，堪稱一代宗師。

康熙帝是自古以來少有的一位盛德至善的明君。（維基廣場）

還有其品德高尚，躬行儉樸，被譽為是天才皇帝。但因晚年倦勤，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現象。

雍正皇帝在位雖僅13年，他對康熙帝晚年的積弊進行整頓革新，一掃歪風，使吏治清明、治權穩固、國庫充盈、人民負擔減少，是位勤政的皇帝。 

日本史學研究者佐伯治曾評價雍正皇帝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

而乾隆皇帝最引以為豪的，是他的「十全武功」，自稱為「十全老人」。所謂「十全武功」係指平定西北的準噶爾部、新疆回部、征服西南大小金川、出征緬甸、越南、尼泊爾的廓爾喀及鎮壓臺灣的林爽文起義等十次戰役。

從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備受後人稱頌的時期。但後期寵信貪官和珅，加之乾隆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敗壞，百弊叢出，使乾隆帝一生的輝煌種下衰敗的因子。

康雍乾盛世之後，清朝國勢日非。從乾隆、嘉慶到道光三朝，短短半個世紀，民變迭起，國勢沉淪，末葉又因列強交侵，中華民族已瀕於西方列強宰割的危境。

清朝晚年1884年法軍攻臺，不分福、粵族群均奮力抗法，同仇敵愾。1895年清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讓臺灣人有二年的國籍選擇緩衝期，二年後離臺者僅6000餘人，臺灣儼然已成為住臺者認同的永遠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