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大祕余剛的墮落與獨白

面對中共這部暴力機器和龐大的利益集團，余剛同流合污，深度捲入周永康案。（新紀元合成圖）

余剛出事後，有人找出1993年青年余剛受訪的文章〈一個國務院機構青年的內心獨白〉，知識分子的理想性格隱約閃現。然而中年余剛已截然不同。

參與制定反貪法律的人，卻成了一次就收受4億人民幣賄賂的大鱷……

文 _ 齊先予

2014年7月2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了「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消息，其問題包括「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女性通姦。」當時在中共官方網站上幾乎找不到余剛的簡歷和照片。此前海外媒體報導說，在2013年12月底，和周永康一起被抓的，除了周的現任妻子賈曉燁外，就有這個行政事務祕書余剛。由此可見，這位跟隨了周永康十多年的最後一位大祕，陷入周案有多深。

和余剛同時被查的還有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和公安部警衛局原正師職參謀談紅，這三人都曾是周永康的祕書。新華社當天公布了余剛坐在會場的一張照片，但對周永康只稱為「某領導」。

7月10日，大陸《網易》新聞網以〈余剛任某領導祕書10年信息寥寥照片曝光〉為題，照片上只見余剛站在兩人中間，不過那兩人都是黑影，看不清人像。《大紀元》記者通過製圖軟件將該圖片調亮後，周永康的面容躍然紙上。雖然解像度不高，但明顯是余剛陪同周永康某次視察時的照片。有人笑稱大陸媒體記者也真夠大膽的，這等於變相公開了余剛就是因為周永康案而落馬的。

平常人家子弟的變化

余剛1968年出生在湖南，父親曾參加朝鮮戰爭，退役後到軍墾農場，成了地道的農民。余剛另有兩個兄長以及妹妹余莉。

據澎湃新聞網報導，余剛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洞庭湖北隅的湖南益陽大通湖農場附近念的，成績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區第一中學，後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曾經在高二教過余剛的李成英老師回憶說，1991年從人大畢業時，余剛面臨兩個工作機會，一個是去鐵道部下面的法律機構，另一個是國務院法制局。李成英說，「當時余剛的第一志願是鐵道部，我提出建議：去鐵道部的下屬機構，對將來的發展不及去國務院這類中央機關作用大。」

到國務院法制局工作不久的余剛，還曾和老師們聊起工作的事情，說他經常跟著領導去各地視察，有一次時任國務院法制局局長還委託余剛代表他去雲南開會，要他「只聽不表態」，回來再向局長彙報工作。在老師們看來，這代表了領導對他的信任。

幾年後，余剛調往國務院辦公廳祕書三局。2001至2002年間，余剛也曾在廣東江門下轄縣級市鶴山市掛職副市長，之後又回到中央。據余剛多位親友回憶，大約從2005年起，他開始擔任一位領導的祕書，直到被調查。這位領導就是周永康。

文章還說，2007年李成英去北京旅遊，問到余剛的號碼就給他打了過去。電話那頭余剛對李成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的？」口氣十分傷人。李成英聽後有些生氣，就說，「算了，打了這個電話我就把你電話銷了。」余剛沒有做任何回答，於是兩人便掛了電話。

離開北京前李成英給余剛發了條短信：「我來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後我們還要見面也很難了……」余剛依舊沒有任何回覆。從那以後，師生二人再沒聯繫過。「那時我感覺到，余剛已經變了。」李成英說。

親友們沒見過余剛妻子，也不知道他何時結婚的。2013年10月，在周永康被抓之前，余剛回了次老家，還請大家吃飯。被問及領導已經退休了，他為何還沒換個工作，余剛說：「我領導還不放我，要聽領導的。」

兩個月後，余剛的親友獲知了其被調查的消息，四個月後，余莉的丈夫王垣被媒體曝出自殺離世，當時他們的兒子才八個月。余莉受哥哥余剛的影響很深，在益陽市讀完中專後就去了北京，2012年34歲的余莉才結婚。

「尋找大寫自我的自豪感」？

余剛出事後，著名財經記者羅昌平發帖說：「請教高人，余剛跟湯燦到底有沒有領取結婚證書？」被中共官方吹捧為「中國時尚民歌天后」的湯燦是捲入周永康、薄熙來政變的核心人物。羅昌平這一提問，令余剛的問題顯得更加水深。

湯燦是捲入周永康、薄熙來政變的核心人物。余剛出事後，財經記者提問「余剛跟湯燦到底有沒有領取結婚證書？」令余剛的問題更顯複雜。（大紀元資料室）

也有人找出時任國務院法制局的余剛在1993年第二期《中國人力資源開發》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一個國務院機構青年的內心獨白〉，講述了在「十二億人民十億商」的時代困惑中，他獨守「清水衙門」的內心獨白。

青年余剛說，看到報章上《教授賣餡餅》這樣火爆標題，會「眼花了亂」、「心驚肉跳」；同學舊交見了面，劈頭就是一句「你現在在哪兒發財」或「你怎麼還沒下海」，他會覺得「汗顏項背，自感慚愧」。

而他「照舊『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的原因，是他在國務院機關裡「能尋找到一個大寫的『自我』」，並能留有一份寧靜。」對於能在國務院法制局，給國務院領導在法制工作方面當參謀和助手，他充滿「自豪感」。

余剛在內心獨白中說，「當時正在起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證券法》、《股票發行和交易暫行規定》和當時即將出臺的《國家公務員條例》……任務很重。」面對幾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領域，作為名牌法律院系的畢業生，「仍然感到壓力大」。

青年余剛還自認為有知識分子情結，比如他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園地」節目中開辦專題講座，節目播出後，先後收到群眾來信100多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映行政機關濫施、亂用執法權」。

在獨白的最後余剛寫道：「時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話：東西南北中，發財在廣東。我倒以為，萬物靜觀皆自得，未必就是『風景那邊獨好』，關鍵看你自己想發什麼羅。你說呢，朋友？」

中共制度讓人同流合污

原文就是寫的「關鍵看你自己想發什麼羅。」如今看來，中年時代的余剛，和青年時代的余剛想發的東西完全不同。參與制定反貪法律的人，卻成了一次就收受4億人民幣賄賂的大鱷，什麼導致他的徹底改變呢？

正如人們分析的，就是中共的獨裁制度。沒有任何監督，公義無法實施，好人吃虧，不貪白不貪，當他看到周永康家族貪腐900億人民幣，當他看到官員利用手中權力謀取巨額利益時，他幫助起草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國家公務員條例》不是絕好的諷刺嗎？

就連官員財產公布喊了幾十年都不能實施的中共，當他看到中共政治局常委們貪腐那邊「風景獨好」時，他「萬物靜觀皆自得」的結論就是與時俱進的一起貪腐，「共同致富」。這就是中國法律高材生的歸屬嗎？

大紀元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一書中講到一些年輕貪官更加貪婪無度的所作所為時說：「大家都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現在年輕一代升任到領導崗位之後，許多人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大膽。這裡的大膽不是民主大膽，而是抓權、抓錢和搞烏七八糟的事更大膽……就算有個別人要做，他們面對的卻是共產黨整個的一部暴力機器和一損俱毀的利益集團。」

面對中共這部暴力機器和龐大的利益集團，余剛和冀文林等人（冀文林也是窮孩子出生），從青年學子到貪官污吏的過程中，或許也曾經良心苦悶掙扎過，但最終選擇同流合污，甚至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