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權為何難以為繼？

中國國力漸衰、民間力量漸強，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如同騎自行車：要麼持續前行，要麼就摔倒。（AFP）

中國國力漸衰，而民間力量漸強，這種形勢的出現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法律，更可靠的機制，如法庭和立法，以解決不斷出現的衝突，包容不同的利益階層，合理的分配資源。

編譯 _ 李清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主任大衛．蘭普頓（David M. Lampton）近日出版一本新書《追蹤領導人：統治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本文摘譯自他在《外交政策》期刊發表的新書摘要。

中國的經濟改革仍在進行，從1977年鄧小平上臺到現在。當然，鄧小平開始的改革並不是革命性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實行獨裁政治，自1977年以來，中國實行的都是經濟改革，並沒有實行政治改革。

然而今非昔比，中國目前可謂是國力漸衰、民間力量漸強，這種形勢的出現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法律，更可靠的機制，如法庭和立法，以解決不斷出現的衝突，包容不同的利益階層，合理的分配資源。

另外，還需要政府完善法規，增加透明度和可信度。如果這些方面不能得到改善，中國未來將面臨比過去40幾年還要多的政治動盪。其效應無疑將波及周邊國家乃至世界各地，因為中國與國際的聯繫日益緊密。改革就如同騎自行車：要麼持續前行，要麼就摔倒。

中國領導模式已改變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政府可以通過三種方式行使權力：沿襲傳統、領導者的素質與個人魅力、憲法與法律規章。中國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已經從前兩種類型轉向第三種。

鄧小平當政時期，採取的方式是沿襲傳統加個人魅力，但是，之後的領導人則通過其他方式取得合法地位。這些年來，中共使用一套規則選舉領導人，這套規則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包括任職期、年齡限制、業績考核以及黨內投票表決。

這些規則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錯誤的把這些規則當成是法律，因為它們不完善、不正式，而且可以隨時變更。

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依靠強有力的個人領導模式，而是轉變為多位領導人共同管理模式，受到集體決策、任職期限和其他規定、公眾意見以及本身治國能力的限制。

中國社會大幅變遷

在人力資源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後，1977至78學年，中國有40萬學生考入大學；到了2010年，考入大學的人數增加到660萬。而且，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僅2012至2013學年，就有超過23萬名學生到美國留學，一些學生畢業後回國。這樣一來，中國現在已經擁有一個巨大的人才庫。

當前，普通中國人對信息的獲取也達到前所未有高度，超過五億的中國人在使用互聯網。中共除了使用所謂的國家防火牆阻止信息的流通，還要搞信息戰，例如，當初中共高官薄熙來落馬，政府搞網路闢謠，透過中國媒體適當稍稍披露出一些法庭的證詞。中共花費巨大人力、物力控制網路，以隔絕那些最容易影響內部穩定的訊息。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湧向城市。城市化往往與人們的期望提升有關。更密集的城市人口，迅速崛起的願望，知識的傳播，以及更容易協調的社會行動，這種種因素結合意味著，中國的領導人會發現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掌權。

然而，目前中共高層意見分歧，難以集體決策，更無暇顧及日益嚴重的複雜官僚作風和紛亂的社會問題，由於缺少為多方利益發聲、公正裁決衝突以及確保負責與公平履行政策的機構，政府工作變得更加困難。換句話說，中國雖然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和強大的軍事，但是，政府的體制卻很脆弱。

中國政治體系必須改變

這些壓力可能使中國未來出現幾種走向。一種可能：中共高層可能試圖重新建立一個更加集權獨裁的體制，但是，如果這麼做，最終的結果將無法滿足國家快速變革的社會需求；第二種可能：面對動盪和腐敗的爛攤子，出現一位極具性格魅力和改革派的領導人，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可能更民主，但是也可能更獨裁；第三種情形可能更危險：中國繼續當前的現狀，在國內不去建立負責和公正的政府管理體制，在海外也沒有建設性的作為，這條路可能會引起混亂。

但是，還可能出現第四種情形，那就是，建立能夠體現國家多方利益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當局還必須建立真正深得民心的機構，擴展其合法性來源——不是靠其發展唯物主義以及國際地位解釋其執政的合法性。

原地不動比勇往直前更加危險，如果習近平和他的幕僚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結果將是非常嚴峻的：政府會放棄經濟增長，浪費人力資源，甚至還可能破壞社會穩定。但是，如果中國能夠設計出一條更加人性化、民主化以及制度化的政府管理體制，同時保持經濟增長與穩定，那麼，他們將復興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