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離我孩子遠點！」

1966年8月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案件，許多參與屠殺的都是中共黨員，很多人因在屠殺中積極、「表現好」而得以入黨。圖為1966年6月1北京紅衛兵遊行。（AFP）

2月17日，一則「劉胡蘭，離我孩子遠點！」的帖子引起大陸民眾熱烈討論，帖子對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進行了深刻揭露。中共自建黨以來，一路殺人，不僅戰爭時期殺人，和平時期殺人更甚，所犯罪惡，遠超過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

文 _ 古春秋

家長：請劉胡蘭離我孩子遠一些

2月17日，有民眾在大陸社交網站「凱迪社區」轉發了一個學生家長，就學校要求學習劉胡蘭一事給學校老師寫信，希望自己的孩子遠離這種灌輸殘酷鬥爭的仇恨教育。

信中寫道，無論是誰倡導學習劉胡蘭，以常識和正常的是非觀來看那件發生在60年前的事情，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一個年齡只有13、14歲的小女孩，參加了一種你死我活的殘酷的政治鬥爭，被敵人殘忍地殺死。而她這樣大的孩子，本應該在草地上天真爛漫地嬉戲和奔跑：「這裡找不到任何值得稱讚的品質和值得堅守的理想；相反，此後那些自命不凡、謀略超人的大人物對這個小女孩的嘉獎和稱讚，都是中國的恥辱記憶。」

這位家長強調，他同樣在這樣的仇恨教育中長大，幸運的是最終擺脫了這種仇恨。

作為孩子的家長，希望孩子在原諒、包容和關愛的環境中成長，一旦孩子幼小的心靈被種植下血腥、殘忍和仇恨，其所結出的精神扭曲的果子，將影響一生。

這位家長寫道，任何有理智的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這麼小就像劉胡蘭一樣，參加到如此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更不想自己的孩子這麼小就被大人們教育著去殺人，然後再被人殘忍地殺害，所以一想起自己的孩子要學習劉胡蘭，就心如刀絞。

他說，作為父親的責任，本能地抵擋著對孩子的心靈可能造成的傷害，所以請求能夠不參與這樣的教育活動，離「劉胡蘭」遠一些。

中共歷史充滿血腥 泯滅人性

《九評共產黨》指出：「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念，就是以殺人為基礎的。中共的「南昌起義」、「秋收暴動」、「打土豪，分田地」、「江西蘇維埃政權」等，就是它早期的殺人過程。

中共在江西自己地盤，以「反AB團」為名大開殺戒，當年的20軍，從軍長到連排長4000多人幾乎全被殺光。

中共建政之後，多次發動政治運動，僅鎮反運動，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人員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而1958年到1962年，中國的大饑荒所餓死的人數，據《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揭露，是3600萬人。

中共操縱文革 共產黨員殺人最積極

不久前，陳小魯和宋彬彬為「文革」道歉的新聞，引起人們重新對中共文革殺人歷史的反思。

中國旅美學者宋永毅曾經撰文，糾正「文革」中對暴力和屠殺的流行的錯覺，即以為血腥的暴力是在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發生的，殺人者大都是所謂的「造反派」。

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學者沃爾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蘇揚博士，根據80年代以來出版的數千種縣誌提供的資料統計，「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既不是「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各級政權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當時各級政權機構的名稱）已經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器之嚴密控制的1968年。

以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案件為例，此案發生在1966年8月。當時，原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下臺了，新的北京市委剛成立不久，並非權力的「真空期」。

據現在可查到的檔案材料顯示：這一屠殺行動源於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議，傳達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要求公安機關不要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聲稱不贊成將人打死，但是，如果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勸不住，不要勉強；而且說，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抄家「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

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畫。據調查，大興縣的屠殺行動直接的指令來自縣公安局，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大都是民兵。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參與屠殺的都是中共黨員，很多人因在屠殺中積極、「表現好」而得以入黨。例如，1968年廣西自治區當局以執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為名，對反對派「四．二二」群眾團體實行武裝大剿殺，當時除了有數萬軍人奉命參與行動外，最積極殺人的多是共產黨員。

「文革」後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萬9000多人。」單是從這個「不完全統計」就可以看出，廣西有至少4萬8000名中共黨員是殺人凶手。

中共「六四」屠殺 死亡人數仍是謎

1989年4月15日開始，學生與民眾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活動；最終，北京的學生運動遭到中共的武力鎮壓。

據眾多當年的目擊者口述和無數錄像資料記載，1989年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數以千計全副武裝的的中共士兵，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以執行戒嚴令為名，從多方衝向天安門，並沿途開槍打死數以千計的民眾。

中共「六四」大屠殺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謎。當時西方媒體幾乎都說「六四」期間有幾千人遇難。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表示，根據徐姓紅十字會會長在香港出書，上面寫紅十字會接受屍體900多人、傷8000多人。但據粗略估算，傷者能活下來一半就不錯了，因為當時血液已經沒有了，很多老百姓在排隊輸血，保守估計至少死了4000多人。

至少336萬法輪功學員受迫害喪生

而中共最大的血債，是前黨魁江澤民1999年7月20日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欠下的。

中共欠下的最大血債，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運動。據初估，鎮壓至今約有336萬中國法輪功學員在殘酷鎮壓中喪生。圖為2000年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遭到員警及便衣的毆打。（明慧網）

據「正見網」2013年12月23日報導，根據初步估算，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全面迫害法輪功以來，中國大陸約有336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失去生命。其中57萬被「拘留」致死，50萬被「勞教」致死，47萬被「非法抓捕／審訊」致死，34萬被「判刑」致死，34萬被「洗腦班／精神病院／黑監獄」致死。

其中，最令人髮指的罪行就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除薄熙來案暴露的活摘內幕之外，據追查國際調查，在中國150多家軍隊醫院中，絕大部分都開展了器官移植，瀏覽這些軍隊醫院的網頁不難發現，軍隊實施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驚人。

據大陸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公開表示，2005年中國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到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2萬例；而1999年中國僅有4000多例腎移植，肝移植數幾乎為零。

同時，中共江澤民集團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在國際上大幅度曝光。2006年7月6日，由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的獨立調查組，向國際社會公布了〈中國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報告〉。調查確認：從2000年到2005年期間，中國大陸至少進行了六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其中至少四萬多個器官極有可能是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