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今年派出二千多人的豪华阵容,希望再次上演“盛世欢歌”,未料却屡遭抨击,让外界再次见识中共对外“开明”和对内恐怖的“专制文化”。借会场一角设摊摆位的异议人士和媒体说中国分裂成“我们”和“他们”,外媒也称泾渭分明的“两个中国”。

  月中旬,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的最大书展活动在法兰克福拉开序幕,波光粼粼的莱因河畔迎来一百多个国家,七千多家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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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他们”相遇书展 ─ 专制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对垒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号称全球出版业的“奥林匹克”,著名的德国Brockhaus字典约有四米之高。(AFP)

文 ◎ 华明

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今年派出二千多人的豪华阵容,希望再次上演“盛世欢歌”,未料却屡遭抨击,让外界再次见识中共对外“开明”和对内恐怖的“专制文化”。借会场一角设摊摆位的异议人士和媒体说中国分裂成“我们”和“他们”,外媒也称泾渭分明的“两个中国”。

  月中旬,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的最大书展活动在法兰克福拉开序幕,波光粼粼的莱因河畔迎来一百多个国家,七千多家出版商。今年,作为主宾国的中国,派出二千多人的豪华阵容,希望再次上演“盛世欢歌”,却未想到屡遭抨击,让外界再次见识中共对外“开明”和对内恐怖的“专制文化”,借会场一角设摊摆位的异议人士说中国分裂成“我们”和“他们”,外媒也称泾渭分明的“两个中国”。

法兰克福书展始于十五世纪中叶,二战后,从废墟中重建的法兰克福一九四九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书展,从此成为领导现代国际图书出版交易的象征,被誉为出版业的“奥林匹克”, 每年选择一个国家的文学作为主题。据统计,全球每年80%的版权贸易在此达成。今年第六十一届书展的五天活动吸引了约三十万人参加。

“我们”和“他们”


此次参展,中国耗资五百万欧元设立展场,将一百多种书籍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并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带队,二千多人来到法兰克福,包括上百名中国作家、近二百家出版商,一千多名艺术家、出版人员和专家,组织了五百多场文化艺术活动,可谓声势浩大。知名作家王蒙在书展上美言:“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

然而,在书展的另一边,主办单位邀请了诸多的中国异议作家和媒体,如旅居法国的作家高行健、英国的杨炼和马建、北京作家戴晴和周勍等。他们的书在中国被禁,很多人不能回国,常年流亡在外,借国际书展一角,展出书籍表达自己观点。甚至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和达赖喇嘛代表也来参加书展活动。

书展上的“我们”和“他们”相遇,屡屡形成尴尬场面。应该说,主办单位也首次领教了中国政府的“管天,管地,管人”的劲头。中方极力阻扰主办单位邀请异议人士、抗议异议人士发言,并以撤展相威胁。

中国异议作家戴晴表示:“中国分裂成两部份:‘我们’和‘他们’”。“当你属于‘我们’这个群体时,你拥有所有的特权。”如果不是这样,“你可能好几年都没办法出书。”她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被关押了十个月。她的全部著作,包括监狱回忆录、有关三峡大坝的书等,都被官方禁止。

如此说,中国的当代社会和文化状况是否处于“盛世”? 或许应由大家来评说。

中国只有一个出版社?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在接受德文《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出版社”,而德国可就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出版社。他认为:“中国馆正在告诉大家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消灭书的国家,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正在展出他们的成果。”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接受德文大纪元记者采访,马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出版社。(新纪元)

旅美华人作家贝岭表示,在中国大陆没有私人出版商,所有出版社都属于政府。由于政府垄断,在中国需要花钱买书号出书,而在国外书号是免费申请的。他出国后把私人出版工作转移到台湾,在那里没有任何官方检查和阻力。

贝岭在国内曾多年从事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二零零零年因出版文学杂志《趋势》被捕入狱。在多位国际著名作家的帮助下获释流亡美国,目前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从事出版创作。

贝岭说,中国出版社出的书都要经过审查,

马建表示,“我们发现,这个时代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处一个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时代,政治家们正在变成老板,我们正在被出卖。”他接着说,“道德危机,或者说是信仰危机,正在我们身边徘徊,而中国政府正在用金钱收买我们的文明,收买我们的道德价值,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

作家周勍认为,一个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作家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零四年我写了《民以食为天》,在鸟巢的附近一家饭店的厕所里,突然进来三人,用啤酒瓶子将我打伤,缝了三十二针。在派出所,警察得知我不属于作家协会就不管我了,原因是‘你不是我们的人’。”

十三亿人一个声音?

在正式开幕前,书展单位举办一场主题为“中国与世界--认知与现实”的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戴晴和贝岭与会,但遭到中方力阻而取消邀请。此事被德国媒体踢爆,两位作家最后一刻入场发言,中国官方代表团集体退席抗议。

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交换意见的,而不是来听民主课的。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梅严厉的表示,“这两人不代表十三亿人!”给德国民众和媒体留下深刻印象,万分惊异。

一位德国记者评述说,怎么还是那种冷战时期的语调!一位德国民众问,“他不是曾经在德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吗?怎么还用这种语气说话!”

贝岭对德国媒体说,十三亿人怎么会只有一个声音呢?独立的声音也是中国人的声音。德国电视台等媒体评述,参加会议的中国人中只有戴晴和贝岭的发言无需经上级批准。也有其他异议作家受到主办方邀请,如著名作家廖亦武,但因中国安全部门的阻挠而无法来到德国。

十月十七日上午,作为书展主宾国,中共官方召开本届书展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一百多名中外记者与会。面对外国媒体记者的提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回答,“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此一说法被瑞士记者称为“公开说谎”。

在众目睽睽下,为何他敢说谎?有分析家称,中共官员说谎说惯了,因无人质疑他的谎话,“十三亿人必须跟着党说”,不同声音则须被“和谐”。在记者招待会外,有西藏人,还有“民阵、民联”主席费良勇等人高喊“中共是极权”。这些人若回国免不了牢狱之灾。

封锁言路 中方备受谴责

如同奥运、世博,中国政府积极争取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但北京奥运中共可以缜密筹画封锁言路,这次国际书展则难以重施故技。书展上大陆被禁的作家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如龙应台、贝岭、戴晴、马建、周勍等。中方每一违反言论自由原则的举动也都被媒体曝光而备受谴责。

对于中国力阻戴晴和贝岭出席九月的研讨会,德国主办单位一开始曾婉转要求两位作家不要出席。为此,主办单位德国书商协会主席洪斐德(Gottfried Honnefelder)在开幕典礼上公开致歉。

他在面对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上百位中国官方代表时,一再强调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希望习近平“保障中国出版人和作家必要的自由”,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法兰克福市长罗特也对此表示遗憾,她说:“作为主人,不应该因为外界压力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凡是拥护民主的人,就必须坚定不移,就不应该害怕中国退会的威胁。”

最后致词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指出与今年主题国的对话是没有禁忌的,“这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亲身经历东德统治的梅克尔回忆,年轻时多么希望来自西方的访客能带来一些书籍。她强调:“图书能发挥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所造成的改变会威胁独裁、强化民主。”

多位台湾出版界领袖和文化人当晚也出席书展开幕式。他们对德国出版界和政坛领袖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直言的勇气,表达由衷的佩服。

书展主席布斯(Juergen Boos)也在十三日开幕的记者会直言,“法兰克福书展对受到迫害的人权和中国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限制,表达最严厉的批评。”书展结束后,在书展工作二十年的里普肯(Peter Ripken)因阻止中国异议人士发言,于十九日遭辞退。

热比娅现身书展

十月十七日,被中共指控为“七五新疆流血事件”元凶的热比娅现身书展。她率先参观了《大纪元》展位,并接受《大纪元》的采访。热比娅说,自己的两个孩子已被中共关进监狱,其他孩子也被监控,他们的压力很大。“中共希望我的孩子公开骂我。”说到此处,一直微笑着的热比娅脸色有些凝重,也有些伤感。


世维大会主席热比娅接受大纪元采访。(新纪元)

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共指控世维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问题时,热比娅说:“这个不用我说,很明显就是个谎言。我们是反暴力的。”在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上,热比娅仍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但她也表示,“中共没有诚意对话。”

此后,热比娅一行来到人潮涌动的中国馆,当中国发现热比娅时,很多人脸上写满错愕,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也有人充满愤怒,或充满不屑,有些人还举起相机。

面露微笑的热比娅依次走到各个书摊前,不时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我很想和他们握手问好,但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太紧张了。”热比娅遗憾地对记者说,“我希望他们不要听信谎言,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拥有自由。”“我非常热爱那些中国人。”她真情流露地说。

她的丈夫史地克表示,“感觉上很多中国人把热比娅看作是‘反动份子’。我知道这里展出的很多书并不是作家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反应了中共宣传部门的意志。”之后热比娅一行到土耳其展馆,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纷纷与热比娅合影。

中国人看“当代文化”


对于此次书展,中国作家于德清在博客上质疑王蒙的所谓 “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他说,国内媒体总是夸张报导,标题里“引爆书展”、“盛大开场”等词语已多得让人吃不下饭。不过,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以负面为多。或许,德国的记者和编辑们,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那句话“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也是相当熟悉的?

于德清说,身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元老,王蒙挺身而出,奋不顾身、飞蛾扑火般回应外界指责,维护中国当代文学的面子和里子,很是令人感动。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去年曾说过“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这垂垂老矣的王蒙与满头银发的张五常,倒是有拚了。二人的理想和信念虽然曾经大相迳庭,现在却又殊途同归,走在犬儒主义的大道上。

他说,这种自媚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大家一听到“文学最好时期论”和“人类最好制度论”,就能亢奋百倍,爆发出前进的能量吗?如果不是,那么这种评语也就没有必要了。也难怪中国文学、中国经济学无法获得诺贝尔奖。你有诺奖大师,我有好好先生。如此,诺奖都颁给了别人,大家又何必意难平?


女诗人徐沛博士在法兰克福书展展位模拟监狱中。  
“为了受威胁的民族”协会--用形体语言表明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大纪元)

也有网民跟帖说:“呵呵,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想怎么吹怎么吹!如同教育部副部长声称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中国快变成夜郎国了!”“独霸话语权的园子,人们只能置身于媚俗的极权城围之下。”“为金钱而写作,难出好作品。”“说真的我不讲笑话,照这样下去,很快证监会就会推出文化股版块了。”

在中共的庞大作家团中,王兆山在海内外引起的争议最大。零八年,中共隐瞒地震预测知情不报,造成近十万民众死于汶川大地震,之后王兆山写了《纵做鬼,也幸福》的献媚诗受到举国批评。新闻传播学教授焦国标说,中共把这个人格最低劣的人网罗到所谓人才库里,似乎哪个人反文明,反民意,民愤最大,官方就会选择谁。

诺奖得主:共产国家是庞大监狱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每天莅临法兰克福书展,参加电视台为她举办的朗诵和研讨会,所到之处挤满人群,堪称是本届书展最具人气的贵宾。

尽管身材瘦小,讲话略显腼腆,但在场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她散发的道德勇气和知性的能量。穆勒称,共产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监狱,她表示自己的福气在于“活得比一个专制政权长”。她也批评中共当局通过言论控制抹煞民族的记忆,“把整个民族控制在手中。”

她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人们应当密切关注世界上专制政权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听之任之。想想本年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想想被保安人员殴打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就知道了。令人悲哀的是,如今世界仍然对专制政权采取让步、容忍,并努力寻求妥协的态度。

穆勒的作品大多是对在共产极权下生活经历的回忆及对那段灾难性历史的反思。现年五十六岁的穆勒在共产极权下生活约三十年,一九八七年举家迁往德国。

在书展的中国官方网站上,未提及穆勒对共产集权的抨击以及她的出身背景,显然,十三亿中国人都被剥夺了知情权,无法知道这位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精采故事。

独立媒体《大纪元》备受推崇


十月十五日下午,赫塔.穆勒女士造访了《大纪元时报》展位,以此表示对敢于揭露共产专制真相的独立媒体和华人异议作家的支持和鼓励。穆勒的出现引起巨大轰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做客《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展位。
左一:赫塔.穆勒;左三:流亡诗人贝岭;左四:欧洲《大纪元时报》总编周蕾。
(新纪元)

赫塔.穆勒对《大纪元》表示:“我能够想像你们所有人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而且要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你们能够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报。希望不久以后在中国出现一个来自内部或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

穆勒吐露,在罗马尼亚生活时,每天听境外的“自由欧洲电台”:“我当时听自由欧洲电台,一天不是只听一次,而是听好几次。在罗马尼亚,不听自由欧洲电台的人就是傻瓜。”

她对在场的中国异议作家说:“如果我能通过任何一种形式给你们提供任何一种支援的话,如果我得到的奖项能够为你们起到一种保护作用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二零零零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高行健也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他表示很喜欢看《大纪元》。“《大纪元》,我看到了,觉得挺好,我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他笑着说:“继续办下去。”他说:“真诚是作家的本领,真实是作家的价值。”


二零零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参加十六日法兰克福书展的
“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写作与生活”研讨会,现场座无虚席。
(新纪元)

高行健因六四事件与中共决裂,八十年底前往法国。由于中宣部下令封锁,全国媒体噤声,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他是那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外媒看书展上的中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当中共官员离场抗议戴晴和贝岭出现在研讨会时,许多人质疑,中共值得被邀请参加全球最大的出版品市场吗?虽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在中共独裁统治下,严格审查限制作家言论,把他们关进监狱,而且人权纪录很差。

德国左派大报《日日新闻报》认为,中国的形象,不会因书展端出的“软实力”,或砸巨资打造传媒帝国就能改变,“只要决定权继续操控在共党的宣传机器手上,而不是记者,就没人会相信他们说的话。”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政府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终于首次以主题国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不过北京原本希望颂扬文化成就的目的没达成,整场书展反倒演变成箝制言论与言论自由的对垒,中国异议份子与国家认可的作家在书展上平起平坐,看来就像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中国”。

奥地利《维也纳日报》和《信使报》报导,在中国出版社和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只谈大陆的出版量、版权及读书辅助事宜,按计画应和记者有四十五分钟交流,但大半时间中国代表只顾自说自话。在提问时间,麦克风也直接送到大陆记者手里。

当记者威茨托克好不容易拿到话筒问,异议人士至今仍被羁押时,中方代表竟露出鄙夷一笑,说你最好去问警察。威茨托克从他们的得意笑容突然明白,为什么穆勒二十年后回想当年的罗马尼亚依然如此愤怒。也开始明白,在一个由这种人掌握一切权力的土地上,与其交锋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南德意志报》的社论认为,通过书展,德国人观察到中国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权启蒙并艰难前行的现代中国,另一方面是试图在国外打造自己光辉形象的官方中国。后者遭到失败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政府持续逮捕和殴打异议人士的同时,却想得到外国的看好,这根本是不可能。

时评家李天笑指出,中共官员并非不知,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利用书展主宾国的条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符号包装和推销其党文化,以达到双面效果: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在国内的恐怖主义。这对国内有良知有思想的知识份子尤为残酷,因为他们的被迫害状况在书展中图书交易的鸡尾酒会中被淡化了。

此次书展中,中国政府的形象异常丑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言人却对德国舆论的激烈抨击备感委屈。他说,他们为准备书展付出许多心血,却未料到受到如此待遇。有分析家说,不是他们不受欢迎,而是中共的审查及压制异议作家等“专制文化”令文明社会无法接受。因此,在此被弄得灰头土脸也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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