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系列的中国之“最”，从最幸福的国民到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还有最最伟大的领袖，人类知识发展的最顶峰。然而三十年之后，共产党终于承认“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开始承认落后，不再在各种“最”中陶醉。但最近这些年，需要改革的声音在中国再次式微，“最”的声音又开始强烈起来。

　　最新的一个“最”，是中国官方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创作的。他对德国媒体表示，中国现在是“文学最好时期”。这个新的“最”显然很难说服外国人，因为最好的文学时期，竟然无法带给世界好的作品。对于认真的德国人来说，这个“最好”只是一个值得怀疑和探讨的说法，但对于大部分中国民众而言，这种说法，明白不过地，就是官方御用文人的另外一个谎言而已。

　　最近十年，中国之“最”的声音此起彼落。先有“人权最好时期”，后有中国是“最民主的社会制度”，大家苦笑之余，大多充耳不闻。其中最有创造性的，大概是前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的中国是“最好社会制度”之说。改革开放之后，其他官方宣传的“最”都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而张教授敢于比较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最鼓舞中国官员了。

　　本来，这种“最”的话语权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有人认为官员在撒谎，我倒不这么看。因为不少中国官员确实认为中国的体制最佳，在中国做官，比在台湾、香港甚至欧美要容易得多也快乐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终究，对皇帝来说，最好的制度是皇权至上；对于奴隶主而言，最好的当然莫过于奴隶制；对于偷税漏税者，中国这种制度，当然比法制严格的国家更好。这和希特勒认为纳粹德国是最好的一样。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立场决定了观点，并不奇怪。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因为总是“被代表”说话，所以不满也十分正常。

　　我相信这些最好和最佳，对于被拆迁的市民、被征地的农民，以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就业”的大学生、被“躲猫猫”和“被自杀”的民众来说，肯定是不认同的。中国的官员们惯于堵住别人的口，而自己大言不惭，信口开河。

　　不过，按照中国的传统智慧，“最”完之后可能结果悲惨，所谓物极必反、物尽则穷。在中国历史上，京城被屠宰的富豪高官堆满山谷，怀揣金银珠宝而冻饿而死的故事难道很少吗？山崩地裂的前一刻，中国对他们来说，哪一次不是天堂一样的地方？

　　天堂和地狱只一线之差。可悲的是，志得意满的脑满肠肥们，无法悟到地狱其实是自己修建。因为被贪婪和世俗权力迷荡了心智，他们为自己修建地狱的努力往往总是至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