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北京六十一位幸存的前“右派分子”用颤巍巍的手联名书写公开信，要求中共明确宣布反右不是扩大化了，而是从根本上错了，中共应该公开道歉并给予国家赔偿。尽管“往事并不如烟”，但至今反右运动连被公开谈及的机会都没有。

一九五七年间，由于担心中共的统治也出现匈牙利式的危机，毛泽东想借整治知识份子来巩固对人思想的绝对统治，于是中共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共产党整风”为由，邀请民众给党提意见。正如毛泽东在一篇社论中所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牠们出笼，才好歼灭牠们。”

于是像《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等人都成了毛钦定的右派，至今没有平反。回顾这些右派“恶毒的反革命”言论，其实没一个是想要推翻共产党的，如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章伯钧建议国务院在制定政策的初期就把政协、人大的人加进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储安平则希望不要在每个单位都是党员当头，凡事都得看党员的脸色行事。

再也没人敢讲真话了

与中央级右派相比，很多地方上右派甚至连反革命言论都没有，仅仅因为与党委书记关系不好，或私下表达了对某事的不满、或因为单位要完成右派指标而被划为右派。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右派时宣布，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间，全国共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二十年后活着看到平反的仅十万余人。民间数据普遍认为，全国有一百多万右派，外加一百多万右倾份子。也有资料称，一九五八年被定性的右派有三百一十七万，中右份子一百四十三万。

作家赵旭家族中有十多人被划为右派，其叔祖父被遣送到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劳改农场而惨死。据《风雪夹边沟》调查，一九五八年送去的三千多人，二十年后活着出来的只有六百多人。书中描述一个人活活被蚊子咬死的悲剧。为了不饿死，堂堂教授生吞蜥蜴，剥树皮，吃老鼠，还有人吃死人的情景。“死人就像秋天落下的树叶一样，一层接一层，我最多的一天埋了六十四个人。”一位甘肃商业厅干部回忆说。

反右以后，中国社会的良心阶层消失了，知识份子仗义执言、舍身取义的传统精神，被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所取代，再也没人敢从思想上谴责中共暴政了。反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紧接着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和守着粮食饿死人的大饥荒时，再没人敢当场站出来说真话了。

反右虽然涉及数百万人，但主要触及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此敢于“文死谏”、充当道德楷模、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消失了，中共开始对中国实行绝对严厉的言论和思想控制，杀人与诛心并用，真正从思想上绑架了中国人，故而入选恶行排行榜第九。◇